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这是一部关于“诗人气质”研究的学术专著。本书认为诗人气质由诗性和诗意构成，诗性养育了诗人“童心—艺术”、“纯真-唯美”的审美趣味，诗意建构了诗人“原初-浑朴”、“神圣-超越”的独特生存。诗人气质，既由其心理基础和人格特质所生成，又因艺术审美活动而呈现为纯、苦、醉、淡、远等五种精神质素，分别指向诗人的人性基质、生命体验、精神释放、审美观照和心境超越，从而构成诗人的赤子之心、存在之忧、自由意志、优雅气

中国古代文论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本没有西方学科概念的“文学理论”，但却有“诗学”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随着文学的发展逐渐产生并完善的。本书采用“范畴”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提炼出“诗言志”“赋比兴”“感物”等范畴并加以论述，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包括作品论、创作论、作家论、批评论、鉴赏论等内容，简洁明晰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本质特征、文学创作、作家、批评、鉴赏

该书以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转型问题为研究中心，既对其作宏观描述，又对它展开细部考察。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并非一种单一的存在，而是由一些具体而有差别的学术话语和知识事件所构成。但是，由于大众文化兴起、现代性反思发生和身份政治凸显等原因，当代文学理论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以致于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功能定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型。“大文学理论”，可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新小说的成就最显著。其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各个民营书局争相斗妍，纷纷编辑出版《说部丛书》，这充分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清末民初二十多家出版机构出版的三十多种《说部丛书》数百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以各出版单位所出版的《说部丛书》为纲，以各编作品为目，根据各种《说部丛书》出版时间的先后，对每编作品的作

本书收录了作者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中国俄语教学》《俄罗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BёшенскийBестник》等刊物的论文。其研究对象，有18世纪到21世纪俄罗斯文学重镇（从罗蒙诺索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20世纪红色文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以及作为文学形象和文化文本生产者的普京），中俄文学、文化交往。以对话性来关照文学是作者力图坚持的基

本书系杨义教授在澳门大学主持的“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论题涉及西学东渐、天主教及新教传教士来华、19世纪华南地区的中英文报刊、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等。三位作者以具体而微的人物个体、文本个案或典型事件为聚焦点，借助报刊、档案等原始史料或代表性文学作品之分析，试图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脉络中考察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相遇与碰撞。从天主教及新教传教士来华，到印刷出版业的新变以及西学、新学读物在

本书立足于“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尝试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其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对一些重要问题和方法，加以专题研究，如：以一组发掘整理和应用现代文学史料的文章，指出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及全集和选本编纂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鉴于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存在诸多史料错讹，以几部影响大、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又以近年出版的两部

超验，在作者看来，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哲学思维。“超验”的诗学探索，旨在将诗的审美与哲理认知有效地统一，建构文学艺术的本体性（语言》与总体性（诗性）合一的象征诗学。针对宙同化、同质化等“非诗”写作趋势，该书着眼于探讨诗的超验写作的话语特征特征及表意可能，以期对当代诗歌发展提供参考。通过分析海子、昌耀、洛夫、西川、潭延桐等诗人作品，勾勒“超验”诗写的理路与可能，由此呈现作者倡导的语言本体意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