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四卷）

《近代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期刊，在业内享有良高声誉，在各种期刊评价体系中均名列前茅。这个刊物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当代学术的恢复和发展，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成就。在其40年的发展历程中，《近代史研究》一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并见证了数代学者的成长。作为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以其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视和专业研究

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将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和人物生平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被称为中国近代

本书依据历注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大量带有明确的西夏文或非西夏文的干支纪年、属相纪年或年号纪年，对инв.№8085历书中的年代、朔日、闰月、月大小、二十四节气等做了最大程度的复原。在年号纪年方面，根据西夏首领官印题记，纠正了《宋史·夏国传》元德有八年的记载，指出元德九年与正德元年共用丁未年（1127年）。同时，制作《西夏历与宋历朔闰对照表（1120—1207年）》，为复原西夏近200年的历谱打下了坚

本书运用文献学与经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考辨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编撰出详尽的《杜预年谱》；对《春秋经传集解》的书名、成书时间及编撰方式等问题作出了新解答；归纳了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的基本方法与特点；深入解析了杜预以“《左传》解《春秋》”这一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构造及实际施用等问题，再现了《左传》杜氏学的义例体系。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考析为基础，以解决《

本书对1091人、1294人次的清代科举士人的官年与实年做了考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研析，就官年减岁的比例和岁差、乡会试中式的平均年龄及减岁平均岁差、兼存乡试会试朱卷的文人官年、官年改岁不改月日的现象等予以考索归纳，就官年现象的文化内因予以总结分析，尽可能探究问题的实质。

太平军之兴起，根源在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属官逼民反。但曾几何时，太平天国统治区也民变蜂起，这一现象内含深意。以往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多关注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反抗，少谈（或不谈）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反抗，这就引出了耐人寻味的“反抗反抗者”的问题。对于一个哪怕是“革命”的政权来说，要保持长治久安，民心所向和转向也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本书通过对170余起典型案例的研判，全景式地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与民众关系的互动

17世纪中叶发生的明清交替，于中国固然是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于东亚同样有着深远影响。周边国家如何认识清朝入主及其何以维持长期统治是本书的关注点所在。朝鲜王国对明朝怀有深厚情感，又以自身儒家化程度自傲，自然对清朝心存鄙夷。在清朝入主中原初期，朝鲜以“胡无百年之运”的历史认识维持其固有观念。随着交往深入，朝鲜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却固守陈见。这背后固然存在忠明的情感因素，

本书以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报刊、档案、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资料基础，勾勒出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的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对这些资源竞争的过程既促成了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又催生了知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清末民初社会发展与进步有着重大影响，并影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非常值得学界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但目前学界对袁世凯的研究仍不充分，局限于政治史、革命史观的研究视角，忽略了袁世凯对经济世情的掌控与把握。该著撷集了作者20余年在袁世凯、北洋史方面研究的论作，可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多维的视角观察袁世凯。该著分七个部分，分别探讨了袁世凯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研究现状，袁世凯与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