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向度研究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是干部选拔尤其是产生人选的一种方式。本书采取历时性与现时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思与提炼相结合的方法，从全景叙述、实践考量、认知述评、学理诠释、外部借鉴、对策建议等维度，对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进行了多视角的系统研究。本书提出的一些阐释性理论观点、实践诊断性分析以及方式和技术改进的对策，对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干部选拔的规范性、科学性、先进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诉诸“民族区域治理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政治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工具，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课题。一是从总体宏观的格局来思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二是从中观、微观的视域探寻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历史演进、现状剖析、成效经验、问题不足、路径优化。本书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本书充分利用解密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大背景切入，全面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给予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及作用由于受联共（布）内外政策的左右而呈现出双重性，本书尝试探究了共产国际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影响的程度，特别是对毛泽东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内容不断充实，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乡村民众的幸福感不断增强。虽然我国的乡村治理正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但目前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另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