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政治的“是其所是”：从手段之善到目的之善

《妥协社会：今日之痛》：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幸福绝不仅仅是众多能带来更高绩效的积极情感之总和，它对优化逻辑避之不及，不可用性是其特征。幸福中蕴含着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载着幸福，使幸福长久。《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如今我们所说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漫

本书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视阈，探讨公共外交的本质属性和一般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公共外交的国际实践进行了学理分析和梳理。本书认为，主体间性特征是公共外交的本质属性。公共外交的“交往”本质和所体现出的交往行为特性，意味着它必须是遵循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的实践行为。公共外交以公众舆论为基础，以“公共舆论场”为交往媒介，表现出参与主体的公共性、运行制度的开放性、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批判、有赖于实践话语机制

该书不囿于某一国别、派别、部门的哲学，以尽量公正的态度面对和探究人类的哲学智慧，由浅入深地导引读者从“宫墙外望”到“初识门庭”，生成关于哲学世界的基本图景。该书在探讨哲学的诞生、哲学与智慧、哲学与思维、哲学与时代、哲学与文明、哲学与民族、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派别的基础上，分世界观与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历史观与历史哲学、价值观与哲学价值论、人性论与人的哲学等部分介绍了哲学的基本内容，并附有国内外80

如果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忧郁的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条上各式面孔的哲人们：愤怒的马克思，忧郁的波德莱尔，沉闷而压抑的韦伯，打碎一切、生活在“虚无”废墟中的尼采，走向“碎片”化的齐美尔，以及试图通过“废墟”指点迷津的本雅明。如果说“理念、理性、启蒙”承载了确定性的历史，那么“现代性”则承载了对“当下”的全部思考，宣布了“动荡不安”的合法性。

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在中国诸多不同地点的考察，但为了这部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制的文集，这些文章都作了很大程度的修订。作为激进启蒙之主要承担者“批判”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线。这意味着，这本文集所考察的美学、文学研究和哲学中的不同领域，都依赖于我们对“批判”一词所赋予的意义这个固有问题。这里，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发展那些关涉历史叙事与变化之间关系的论争，这相应地就要求一种在其当代联结（conj

本书所选录的文章集中展示了当前中国学界关于西方生命政治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这些文章虽视角各异、主题不同，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故而在理论基础、现实关照、学术脉络上相互关联、彼此支撑，从整体上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生命政治批判研究的整体状况和最新成果。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几个国家兴起了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左派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科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有贝尔纳、李约瑟、穆勒以及奥本海默等。其中，贝尔纳被公认为理论上的灵魂人物，他不仅系统批判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制度，还提出对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张，与波兰尼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期科学左派运动则是更广泛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以英国的激进科学运动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在汉代定型的，而汉代的政治文化又可说是由“为儒者宗”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初步建立起来的，汉代公羊家在其中起了奠基作用。汉代公羊家本着对春秋“实史”与《春秋》“文史”的沉思，在承继先秦子学与经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原道、托王、宗经为表征的独特哲学思维方式。在此思维运作下，汉代公羊家立足“大一统”、“察名号”、“行权道”、“说灾异”等内容对政治秩序、政治伦理、政治权衡、政治敬畏展开

本书基于心灵观念史视角研究分析性心灵哲学中的当代唯物主义发展，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分析性心灵哲学的当代发展何以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发展，这一历时性问题关联于心灵观念史视角下的启蒙理性与理性启蒙；二是当代分析性心灵哲学中关于物质和心灵概念的分析限度，这一共时性问题推究关联物质和意识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即随附、构成和实现等，由此诊断它们所能企及的心灵自然化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