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相关系统和标记

海德格尔在上一节对应手之物（用具）的存在结构的解释已经让我们看到，相关系统（Verweisung）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海德格尔觉得这还过于粗略，没有从其存在论根源上揭示所指出的这种现象，但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相关系统及相关系统全体在某种意义上对世界性本身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这一节的任务就是以从存在论根源上揭示相关系统现象为目标展开的，其路数仍然是从分析世内存在者的存在入手。

海德格尔在第1段一开始先回顾先前对此问题已经做过的事。他说从前面对应手之物的存在结构的初步解释，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相关系统的现象，这说明相关系统属于应手之物的存在结构。但是，他也指出，前面对相关系统的解释还过于简略，他那时就强调要根据它的存在论本源来揭示这现象。这就暗示了这一节的主题和任务。他在前面已经明确：相关系统和相关系统全体在某种意义上对世界性本身是根本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理解了“相关系统”这个概念，才能真正理解海德格尔的“世界性”的概念。相关系统直接与世界现象有关。在上一节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只是在此在在周围世界操劳应手之物时才与它的应手性一起闪现，或者说，世界只是以有缺陷的操劳方式与应手之物的应手性一起闪现。但这却表明了，只有从分析应手之物的存在方式入手才能达到世界现象本身。我们越是深入理解世内存在者的存在，揭示世界现象的现象基础就越宽阔和牢靠。这是整个此在分析的方法论原则。

从前面海德格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有一条明显的从应手之物的存在出发，导向世界现象的思路。这一节仍然是这样，但这一节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更确切地把握相关系统本身的现象。为达此目的，海德格尔选了一个特殊的存在者，一种特殊的用具，来对之进行存在论分析。这个特殊的用具，就是标记。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标记作为他当下的分析对象，是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用具那里，人们可以发现“相关系统”的多重意义。海德格尔说，“标记”（Zeichen）这个名词有很多意思，它不仅指不同种类的标记，而且“某物的标记”本身也能被表达为一种普遍的关系方式，因此标记结构本身就为描述一切一般存在者的“特征”提供了存在论的指导线索。标记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用具”，它直接与意义和意义相关系统有关，而事物的存在，更具体地说，事物的存在论特征，总是在这意义的相关系统中得以呈现，而不是它自身的“属性”。分析标记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

标记是一种用具。所有其他的用具都可以用来做某件事，只有标记的用具特性在于指示。路标、界石、为轮船航行设置的风球、信号、旗帜、丧事标志，等等，都是标记。作为用具，标记的功能在于指示，海德格尔把指示（Zeigen）定义为一“种”相关（Verweisen），这是为了强调标记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物，而是体现了存在者之间的意义关系。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指示都是相关，但却不能说每一种相关都是指示。从一种极端的形式意义上看，相关就是一种关系。但是，关系不是“各种”相关系统（标记、符号、表达式、意义等）的类。关系是一种形式的规定，我们可以通过“形式化”直接从任何一种无论什么事情情状和存在方式的整体关系中得出。海德格尔在这一段的脚注中透露了他此处的论述与胡塞尔的关系。胡塞尔在《观念1》中区分了一般化（Generalisierung）和形式化（Formalisierung），当“关系”不是种种相关系统的类时，它是通过形式化而不是一般化得到的。该脚注还提到了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对“标记与意义”的分析。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认为标记与被它们标记的东西的关系是建立在某种空间亲近基础上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是将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形式关系。这是海德格尔所不能同意的。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反对符号学将标记（符号）看做是一种存在论的基本关系的观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区分标记和相关系统，将此作为本节的主要任务之一。标记是一种存在者，而相关系统是它的存在结构。

但无论是标记还是相关系统，关键都在于它们的关系性。海德格尔并不否认一切相关系统都是一种关系，但并非一切关系都是相关系统。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太阳和地球有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锤子与钉子和木板的那种相关系统。“关系”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一般是留给现成之物的，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是两个现成存在者的关系。因为海德格尔看重和强调的是Verweisung一词所含有的有系统的意义整体的意思，而这是一切形式的关系学说所忽略的。更重要的是，每一种“指示”都是一种相关系统，但不是每一种相关都是一种标记或指示。例如，锤子总是与锤东西和钉子相关，但它不是标记。这么一来，关系形式的、一般的特征就昭然若揭了。这个特征就是关系的本质不在“指示”，即形成关系者不一定在指示。而相关系统却正是一个意义相关的彼此指示系统。也正是因为关系概念过于形式和一般，我们很容易在事物间发现某种关系。如果我们要研究相关系统、标记或者意义这些现象，将它们的特征描述为关系将一无所获。海德格尔在他自己的《存在与时间》样书上于此处略带讽刺地批注说：“这对于证明形式逻辑的主张却是根本重要的。”那么，既然关系那么普遍，它是否是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论基础呢？恰好相反。正是由于它形式的、一般的特征，关系本身存在论上起源于相关系统。海德格尔最终将表明这一点。

由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到，标记虽然与相关系统部分重合，但还是有区别。海德格尔认为，即使我们现在的分析限于把标记解释为与相关系统现象有别，在这个限定内也不可能充分研究标志全部的多样性。标记有形形色色，如症状、预兆、遗迹、提示、标签，等等，不管它们派什么用场，它们的指示方式各有不同。我们可以区分出种种不同的标记，如痕迹、残垣断壁、纪念碑、文件、物证、象征、表达式、外表、意义等。如果我们从标记与相关系统的不同来研究标记的话，很容易根据这些现象形式上的关系性质将它们形式化。标记的多样性来自它们作为一个相关系统的特殊性，如果为了将标记与相关系统相区别而就标记解释标记，不及它的相关系统性质的话，很容易将各种各样不同的标记统统泛泛地视为关系，更容易以这样一种“关系”为主导线索来使一切存在者服从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总是“正确的”，因为它基本上什么都没说，就像那种不费事就弄出来的形式与内容的图表。关系与相关系统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无关事物的意义，而后者恰恰是一个意义的关联系统，事物在此系统中得到具体的规定。“关系”没有涉及存在者的意义规定，也就是没有涉及存在者的存在规定，当然对存在者是“基本上什么都没说”。

海德格尔进一步以汽车上指示方向的红色箭头为例（这个例子在他后面的分析中也将起典范的作用）来说明，虽然标记不能等同于相关系统，但却为它的相关系统性质所决定。这种指示行车方向的红色箭头可以旋转，司机到了十字路口旋转它以示车将往那个方向开。很显然，这种红色箭头是个标记，是个用具。但它并不仅仅在司机操劳（拐弯）时对司机是应手之物。对于不在车上的路人它也是有用的，他们可以根据它而闪避一旁或原地不动，以免被车撞倒。这个标记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属于一个交通工具和交通规章的用具语境的全体中，因此，它不是只对司机而言是应手的，而是在此整体中在世界内都是应手的。也就是说，标记能起到标记的作用，是由于它从属于某种相关系统的全体。作为一种用具，汽车上的红色箭头这种指示用具是由相关系统构造的。它有一种为做什么（Um-zu）的特征，即它特殊的有用性，这就是指示。我们可以把标志的这种指示理解为“相关”，因为它的确与某些事物有关涉。如汽车的方向标总是指着方向。但海德格尔在这里“将相关”打上引号是要提醒人们，在这么理解时要注意，这种作为指示的“相关”不是作为用具的标记之存在论结构。也就是说，打了引号的“相关”只是表示存在者层面的功能关系，而根本不是标记这种用具的存在论结构。有引号的“相关”与无引号的相关的区别正是存在论区分的又一表现。

海德格尔在第7段继续论述“相关”和相关系统，也就是标记与相关系统的存在论区别。作为指示的“相关”之所以能有“相关”的功能，是由于用具的存在结构，即它的有用性（Dienlichkeit）。换言之，用具的存在结构，即它的有用性是“相关”的存在论基础。设若红色箭头毫无用处，不能指示方向，那也就不会与任何事物相关。所以不是标记以作为指示的相关为基础，而是相关以用具的存在结构，以它的有用性为基础。但光是有用性还不行，有用性并未使存在者已经成为标记。任何用具都是由它的有用性构成的，或都有它的有用性，如锤子这个用具就是由它的有用性构成，但并未因此而成为标记。作为指示的“相关系统”只是“有什么用处”（das Wozu der Dienlichkeit）在存在者状态上的具体化，它决定了一个用具成为具有这种用处的用具。相反，作为“对……有某种用处”（Dienlichkeit zu）的相关系统却在存在论——范畴上规定了用具之为用具。用具都有用处这在存在论上是必然的，这是由它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但标记有指示这种具体的用处，对于用具状况来说是偶然的。海德格尔通过汽车方向标的例子区分了两种相关系统：作为有用性的相关系统和作为指示的相关系统，也就是存在论意义的相关系统和存在者层面的相关系统。有用性是相关系统根本的维度，它决定了用具之为用具。而“指示”只是派生的维度，它在有用性的基础上具体指示“有什么用”。海德格尔重视的是那个不加引号的相关系统，因为有什么用对于用具的建构本身来说是偶然的，是派生的。作为有用性的相关系统（存在论意义的相关系统）和作为指示的“相关系统”（存在者层面的相关系统）之间的区别在标志这个例子中已经大致明了了。它们的区别不是通常普遍与特殊的区别，而完全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前者是存在论层面的东西，而后者是存在者层面的东西，因此，它们通常不会重叠在一起，但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中，某种确定的用具种类才有具体的可能。

指示是一种存在者状态的功能，而作为用具结构状况的相关系统是一种存在论的功能，它们是基本不同的。尽管如此，标记与周围世界应手的用具整体的存在方式及其世界属性有一种特殊的，甚至是与众不同的关系也是无可争议的。在与事物操劳打交道的过程中，指示用具有一种突出的使用。这里“与众不同的关系”与“突出的用处”构成了一种存在论区别的对应关系，前者是存在论关系，后者是存在者层面的功能。海德格尔在下一节将说明这种独特的“关系”和“使用”。在第7段最后海德格尔指出，仅仅在存在论上简单确定上述这个事实还不够，必须阐明标记为什么会有这种长处，即它为什么能指示，及其长处的根据和意义。

要阐明这两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标记的指示是什么意思。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确定与指示用具打交道的适当方式。而要这么做又必须真正理解它的应手性。问题是：什么是合适的对待标记的方式？海德格尔还是以汽车上指示方向的红箭头为例。对待它的相应的关系行为（海德格尔把它也叫存在）显然应该是对有这个标记的开来的汽车闪避一旁或站在原地不动。但无论闪避还是站在原地不动，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动作。对海德格尔来说，无论是闪避还是站在原地不动，都是Verhalten，即关系行为或存在行为，也就是Umgang（打交道）。Verhalten或Umgang其实就是一种存在关系。所以海德格尔说：闪避作为选取一个方向本质上属于此在在世存在。如果这两种行为都是存在行为的话，那它们不就是向着这个标记（方向标）及其指示功能存在吗？此在总是以某种方式有方向和在路上。站在原地保持不动只是有方向的“在路上”的边界情况。“在路上”是海德格尔喜欢用的一个隐喻，他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著作都看做是“在路上”。“在路上”表示一切都存在着、运动着、改变着、发展着。“在路上”是存在的常态，而暂时的停止只是一种“在路上”的“边界情况”，即仍然从属于“在路上”。海德格尔在这里不是在论述存在者状态的选取方向和站着不动，而是在对其进行生存论分析，在论述它们的生存论特性。从生存论上说，站着不动或闪避一旁是此在对驶来的汽车方向标之存在（是）的理解方式。标记把自己发送给一种特殊的“空间的”在世存在。这种特殊的空间当然不是几何空间，而是一种存在论——生存论的空间（海德格尔从这开始涉及此在的空间性，他将在第二十三节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像对待一个认识“对象”那样来对待标记。当我们盯着标记，将它们确定为存在着的指示物时，并没有真正理解标志。即使我们遵循红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看着在箭头所指的那个区域内现成存在的东西，也还不算真正与标记相遇。因为这时我们与标志的关系还不是操劳或存在（理解）的关系，而是客观观察的关系。但标记首先不是一个单纯在那里的认识对象，而是一件有一定用处的用具。只有与作为应手之物的标记相遇才算是“真正与标记相遇”。标记用于我们操劳活动的统观上，没有统观不可能理解标记，统观与标记同行，在此同行中，统观遵照标记的指示使得周围世界的周围情况（Umhaftte）清晰地一览无余。这里的“周围世界的周围情况”是指作为相关系统的整体关联的应手的用具整体关联。此在的存在理解在这种整体关联中进行。统观表明此在对这种整体关联有明确的整体理解。这种统观的通览并不把握应手之物。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或把握。倒不如说它得到的是在周围世界内的一个定向。即用具关联整体中的一个方向，操劳活动的方向。我们也可能有另外一种用具经验，即我们遇到的红色箭头是一个属于汽车的用具；除此之外我们根本不理解它的用处。我们无须发现箭头特殊的用具特征；它指示什么和如何指示仍然是完全不确定的，即使这样，我们所遇到的也不是纯粹的物，而仍然是有相关系统的用具。物的经验要求它自己的确定性，它总是简单的、确定的，而用具则具有多方面不确定的多样性。这里须注意用具经验（Zeugerfahrung）和物的经验（Dingerfahrung）的区分。前者是指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对存在者的态度，我们首先遇到的存在者不是客观、中性的自然物，而是应手事物或用具，换言之，存在者首先作为应手事物或用具与我们相遇。而后者是指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对待存在者的态度，即把存在者首先看做是独立于此在，作为“客观”自然物存在的物。海德格尔在此指出，即使我们遇到的是一个我们不知其用途的用具，它仍然不是物，而是应手事物，因为它总是在我们的世界中，即在我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的场景和空间中出现的，即使我们对它的用途还有未知，它也不是一个只有种种“自然属性”规定的自然物，它的世界属性决定了它的存在具有不确定性。而传统理解的“物”不同，物是十分确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而用具或应手事物却不然，它不那么确定，而是有种种可能性，在不同的相关系统中，它可能有不同的规定。例如，一把斧子在生产劳动的相关系统中是砍柴的工具；而在战争相关系统中它是武器；而传统哲学“物”的概念后面根本没有什么相关系统。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他不再谈用具，“物”（Ding）在他那里首先就是应手之物，但不再强调它的实用性，而是强调它是存在本身发生的场所，他1950年在关于“物”的演讲中对陶罐的罐性的分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虽然一再强调用具的用处的重要性，但他却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对他来说，用具的功能固然是实现某种实用目的，但它所处的相关系统却使我们与应手之物相遇，用具的这种双重功能在标记中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标记固然是指示什么，但也是让我们与应手之物相遇，应手之物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物”（Ding），而与它的相关系统不可分。所以更确切地说，标记是让我们可以通达应手之物的相关系统。例如，汽车的方向标并不是让我们仅仅看见一个箭头，而是通过遇到方向标遇到了与指示方向有关的意义关联整体，即此方向标的相关系统。这样，与事物打交道就有和确定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其实就是此在的存在理解。要理解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必须要牢记，标记并不是一个与另一物处于指示关系中的物，而是一个用具。一般人都会将标记理解为一个有着指示功能的物。例如，交通标志是物，它们与车辆的指示关系也就像水和鱼的关系一样，是两种不同的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标记是一个用具，用具与物有根本的区别。这区别是存在论的区别，前者是应手之物，后者是现成之物，它们的存在方式根本不同。用具的存在结构是一个意义的相关系统，它指示用具全体。用具的存在者层面的功能固然是能用它做某事，但它的存在论作用却是让人们清楚地统观用具全体，这样，应手之物的世界属性，也就是只有在世界中才有的它的存在，就因此而呈现了出来。

用具与我们的操劳活动整体有关系。应该注意的是，海德格尔不是在存在者状态的意义上，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谈操劳的，因此，我们不能在通常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操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海德格尔的哲学与实践哲学或实用主义划等号。他谈论操劳不是要证明世界是如何构成的，而是要说明任何事物处于世界这个意义和关系的网络中。他这一节谈标记，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他以征兆和预示为例。征兆和预示显示“正在到来的事物”，但这个“正在到来”不是一个单纯发生的事物加到已经现成存在的东西上去的意思。“正在到来的东西”总是已经与我们有关了，我们要么是已经对它有所期待和准备，要么由于忙于别的事情而对它没有准备。借助遗迹，我们可以统观到已经发生的事物。即掌握有关它的一切，而不是仅仅知道它。例如，通过一件古代的青铜器，我们可以了解一次事件以及与这事件有关的种种，最终是那个时代，而不仅仅是这件青铜器。记号指人在任何时候的所在之处。而标记主要总是指人生活在何处，我们操劳什么，它有何种应手相关性。这里，遗迹（Rückzeichen）、记号（Merkzeichen）也都是不同的标记，它们和其他标记一起，不仅指示应手之物的世界属性，而且也指示我们存在的世界属性。标记的重要，就在于它实际上指示的是存在者的世界属性。

为了阐明标记特殊的用具特征，海德格尔分析了“设立标记”的现象。标记是从哪来的？它来自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形式通盘的预见。这种预见要有一种应手的可能性，可以通过一个应手之物在任何时候通盘了然现实的周围世界。这就是我们设立标记的目的。那种应手之物就是标记。如前所述，世界内最切近的应手之物的存在都有保存自己而不显露的特征，即它的应手性及其世界属性不为我们注意，这不是由于我们主观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应手之物本身的特性。因此，在周围世界与事物统观地打交道时就需要有一个应手用具，以其用具特性承担让应手事物变得引人注目的“工作”。我们就是为此设立标记的。设立标记首先要考虑它们是引人注目的。但即使是引人注目的东西，也不就是任意现成存在着，而是我们以某种方式为了容易通达它们而“设置”的。设置标记有两个要求：引人注目和容易通达。就此而言，标记是“人为的”；但不能理解为“主观的”，而要理解为“世界的”。

设立标记并不一定就得以产生一个根本还未应手的用具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一个已有的用具可以作为标记。标志也产生于把一个已经应手之物当成标记。比方说，突击队员臂上绑块毛巾为标记，这毛巾已经是应手之物了。可见，没有天然的标记，标记都是设立的，但是，把已有的应手之物设立为标记的样式显露了一种更为源始的意义，因为它首先发现了我们当成标记的那个应手之物。这种指示（标记的指示）不仅使我们可以统观地、有方向地掌握应手的用具整体和周围世界，设置标志甚至还能首先发现事物。我们总是通过其应手性通达被当做标记的东西的。例如，种田的农夫把南风当做下雨的标记接受时，这种接受或附着于南风的这种“价值”绝不是一种附加到已经自在地现成存在东西上的附加物，即附加到气流和某种确定的地理方向上。即使作为只是气象学上可通达的发生的事，南风也绝不首先是现成的东西，偶尔才有预示的功能。倒不如说，农夫对田作的通盘掌握（统观）首先通过某种盘算在南风的存在中发现了南风，或者说在南风与下雨和田作的相关关系中发现了南风，但不是作为“自然物”的南风，而是作为应手之物的南风。海德格尔的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所谓“自然物”的东西，当它被当做（设立）为标记后，从属于某个用具整体和操劳活动全体。它首先是应手之物，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物”。由于我们总是首先与应手之物打交道，与应手之物相遇，在此意义上，没有什么纯粹的“自然物”。“自然物”只有先在这个意义和关系的世界上出现，才能是“自然物”。

海德格尔料到会有人反对说，被当做标记的东西必须首先自在地在那里与我们相遇，并在被设立为标记之前就为我们所把握。海德格尔并不反对这点。他也承认标记在被设立前必须已经在那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存在着了。但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他不会反对事物那种意义上的自在存在。但是，那种意义的事物自在存在也是我们与它相遇之后的一个推定，与它的相遇才是关键。假如我们与事物没有相遇，我们当然也就没有理由推定它自在的存在。所以，我们与存在者的相遇是事物自在与否的先决条件。海德格尔关心的是，在此先行的相遇中存在者是如何被发现的？是否只是一个纯粹在那里的事物，还是作为某种还未理解的工具，作为应手之物，虽然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因而还不能被我们统观。海德格尔在这一段最后用斜体字强调，不能把还未被发现的应手之物的用具特性解释为纯粹的物性，在我们把握现成存在物时它已经先行给予我们了。这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事物首先总是应手之物，即使在我们不知道它的用处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无论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植物还是一件古怪的人工制品，尽管我们对它们的用处一无所知，但仍应肯定它们首先是应手的用具，而不是单纯的“物”，因为我们总是在自己的世界内与它相遇，以某种方式与它打交道；它总是首先出现在我们的操劳中。

我们需要标记，是因为在日常操劳打交道中，最切近我们的应手之物的用具全体，它的世界属性，总是深藏不露，不为我们注意。不仅我们日常使用的标记的应手存在和标记所有的可以以各种意图和方式产生的引人注目，表明了应手之物根本的不起眼，而且标记本身，也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应手用具整体性的不起眼才引人注目的。海德格尔举在手帕上打个结作记号的例子。这个结所要指示的，总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操劳的事。但它具有相当广阔的可能指示的范围。它可以指示许多东西和最不同种类的东西。它可指示的事情相当宽泛，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和使用总是比较狭隘的。标记其实并不完全在设立它的人的掌控下，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标记只对它的设立者来说是应手的，但也可能他无法再把握它，为了能统观使用第一个标记，就需要第二个标记。拿手帕上的结为例，当初打这个结是为了指示需做某事。但打结者后来忘了当初为什么打这个结。这时，尽管作为标记的它已经不能用了，但它并未失去标记的特征，只是不再是正常形式的标记，而是以某个切近的应手之物的急迫（短缺）形式出现的标记。它指示需要再立一个标记。但它的这种指示功能只有在第二个标记设立之后才算实现。

海德格尔估计在人类学影响下，人们可能会用原始人类在例如偶像崇拜和巫术中大量使用“标记”，来说明标记在日常操劳中对于理解世界的突出作用。但在他看来，原始人类的标记与他所说的标记有根本区别，所以他在这里给原始人类（他称为原始此在）的“标记”打上了引号。原始人类的标记设立的确没有什么理论意图，也不是在从事理论思辨，这一点与海德格尔讲的标记是一样的。但他们对标记的使用仍然完全是在一个“直接的”在世存在之内的。海德格尔这里所谓“直接的”在世存在，就是指上面说的，原始人类在偶像和巫术中使用的标记是直接从日常存在出发，而没有任何理论目的，不通过理论思辨的途径。更进一步看就清楚了，用标记观念为指导线索来解释偶像崇拜和巫术完全不足以把握在原始世界遇到的存在者的那种“应手存在”。这里“应手存在”被打上引号，表示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日常与事物打交道的应手存在。海德格尔承认自己的标记观念不足以把握原始世界的存在者的那种应手存在方式，这说明海德格尔并不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海德格尔还是要根据他心目中的标记现象来解释原始此在的标记：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标记是与被指示的东西重合的。标记不仅是在取代它所指示的那个东西的意义上代表它，而且标记本身始终是被指示的东西。例如，原始人类崇拜某种动物时，他们并不把它看做是另一个他们真正崇拜的东西的象征或标记，他们崇拜的就是那个动物。这与汽车上的红色箭头指示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有这些不同，原始此在的标记也没有成为纯粹的“物”。但是，标记与被指示物的这种值得注意的重合并不意味着标记物已经经验了某种“对象化”，已经被经验为纯粹的物（崇拜对象）而被与被指示物一起移入现成存在者的领域。也就是说，这种重合并没有使标记物（用具）成为一个纯粹物（现成存在者）。这种“重合”并不是先前孤立的两个东西的同一，而是标记还未脱离被它标记的东西。这种标记使用还完全融入在被指示物的存在中，因而标记本身还不能完全与之分开。即便如此，标记也不是一个现成存在的对象或单纯物，因为那种重合不是由于最初的对象化，而是由于完全缺乏这样的对象化。对象化只有在事物作为用具与我们相遇之后才有可能。按照传统的认识论，对象化才是原始的，我们得首先有对象，才能与对象重合。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对象化只是从操劳活动派生出来的。事物首先得向我们显示为用具，即以应手（实用）的方式与我们相遇，才可能有对象化，即把事物作为纯粹的“对象”或“客体”。标记与所标记物重合说明，在原始人类那里，标记还根本未被发现为用具，最终世内的那个“应手之物”还根本没有用具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这是说，在原始此在那里，像偶像崇拜和巫术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有被发现为标记，只是按现代西方人的观点偶像崇拜和巫术才是标记。“应手之物”在这里被加上引号，也是表示这不是海德格尔意义的“应手之物”，而是原始此在的应手之物，它当然没有用具的存在方式，即“为了……的东西”的存在方式。原始此在既然还没有真正的用具，当然就不可能有纯粹的对象或“物”。海德格尔的这些解释是很成问题的，何以见得事物不是以应手存在的方式（用具的方式）与原始人（此在）相遇？他们难道没有操劳？海德格尔对原始人类的标记的这些解释都是从他的存在论主导思想（应手性和用具）出发的，他自己也怀疑是否能用来解释原始世界，当然更不用说解释传统的物的（Dinglichkeit）存在论（即把存在等同于物的存在的存在论）了。

但海德格尔的目的不是要解释原始世界，而是要通过将原始此在的标记与他的标记概念相对照而凸显世界性的观念。在他看来，世界性的观念应该是普遍有效的，因为所谓的世界性无非是人对存在的理解。因此，如果原始此在和一般原始世界都有对存在的理解，并且这种对存在的理解对它们来说是根本性的话，那么发展“形式的”世界性概念就更为迫切了。形式的世界性概念就是普遍有效的一般的世界性概念。这一段最后的这些话可以看做是海德格尔的“形式的”世界性概念：世界性是这样一种现象，它是可变的，其方式是，一切断言在已经给予的现象整体关联中某事尚未如此这般或不再如此这般的存在论陈述，都从它所不是的那个东西中得到一种肯定的现象意义。断言某事或某物“尚未存在”和“不再存在”一般会认为只有否定的意义，但海德格尔说这样的存在论陈述有肯定的现象意义，是说它们在这样断言时，都是肯定了某种对存在的理解，它们肯定的现象意义，来自它们所不是的存在本身。其实，巴门尼德“为什么存在存在而不是无”的问题已经用问题的形式表明了存在绝对的肯定性。这同时预告了世界性是在时间性的意义上可变的，它使一切在时间境域中出现的东西有意义。

在本节的最后一段，海德格尔总结本节所取得的成果：以上对标记的解释应该是给前面对相关系统的特征描述提供了一个现象支持。也就是说，本节对标记的存在论分析是为了加强和深化前面（第十五、十六节）对相关系统的存在现象的理解。海德格尔给出了标记与相关系统的三重关系：（1）指示是有用性的用处（Wozu）可能的具体化，“有用性的用处”是存在论结构，指示是它一个可能的存在者层面的具体化，它以一般用具结构和为了什么（相关系统）为基础。存在者层面的指示以存在论的相关为基础。（2）作为应手之物的用具特征，标记的指示属于一个用具整体，属于一个相关系统的关联整体。（3）标记不仅与其他用具一起是应手的，就像锤子需要钉子一样，标记也需要其他用具。而且在它们的应手性中周围世界清楚地出现在我们的统观中。至此，海德格尔讨论标记的目的已非常清楚，他要通过标记来展开世界现象和世界性，标记使否则深藏不露的世界变得引人注目。他强调指出，标记是存在者状态的应手之物，作为这样一个确定的用具，它同时作为一个指示应手性的存在论结构、相关系统的整体性和世界性的东西起作用。在统观操劳的周围世界内的应手之物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此。因此，相关系统本身不能被理解为标记，如果它在存在论上是标记的基础的话。相关系统不是应手之物存在者状态的规定，它构成应手性本身。

我们现在可以将海德格尔在这一节讨论的思路概括如下：标记是一种特殊的应手之物，作为应手之物，它当然也是世界内的一个存在者，但绝不是一个单纯物，即使在它还不是明确的应手之物时（即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与其他事物融为一体时）。标记的特殊功能就在于指示事物的应手性、相关系统和世界性。相关系统不是应手之物的存在者状态的规定，而是它的存在论前提，是构成它，即使它成为它的东西。相关系统不仅构成标记，而且也构成世界。海德格尔以两个问题结束了这一节：相关系统在何种意义上是应手之物的“前提”？作为这个存在论的基础，它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也是一般世界性的组成部分？他将在下一节回答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