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

在海德格尔眼里，《存在与时间》不只是一个书名，并且首先不是书名。他在1941年的课程中说道：“我们把‘存在与时间’当做一种思考的名称，这种思考的必然性远远超出一个个人的作为，他既没有‘发明’这种必然性，也不能掌握这种必然性。因此，我们区分用‘存在与时间’这个名称标示的这种必然性和这样命名的那本书（作为存在本身的有化[Ereignis]的‘存在与时间’。作为思的历史中一种思考的表达的‘存在与时间’。作为一部研究这种思的进行的著作的标题的‘存在与时间’）。”“存在与时间”既是一种必然的思考的名称，又是一部研究这种思考的著作的名称。那么，《存在与时间》这个书名，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书名，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术语，它是一个指引读者把握它所标示的那种思维领域的“形式指示”。

“形式指示”（die formale Anzeige）是海德格尔发明的一个方法论概念，被人称为海德格尔早期“方法论的秘密武器”。海德格尔早年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很大的影响，现象学要求回到事情本身，如事情本身向意识呈现的那样来描述事情。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胡塞尔来说，“回到事情本身”只是回到意识本身，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回到事情本身”应该是回到生命本身，回到我们事实的生命（faktisches Leben），即生活在特殊、有限的时间和处境中的个体生命。迄今为止形而上学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个理论的态度，即把它当做一个理论反思的对象。

对此弊病，当时的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都有所认识，它们都把哲学作为元科学（Urwissenschaft）来追求。所谓“元科学”，就是前理论的科学。作为前理论的科学的哲学，毫无疑问应该非对象化地对待事物，尤其是事实的生命，即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作为反思对象的死板的抽象物。但胡塞尔的现象学却无法做到，它仍然是一种理论，仍然用传统的理论态度来对待所处理的事情，即把某种对象化加于事情，而现象学究其本意关心的是非对象性的事情。现象学的方法基本还离不开理论反思，现象学的描述实际是一种“反思的描述”，反思总是会将某种完整的生命之流静止化和碎片化，使活生生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

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那托普（Von Paul Natorp）就因此向现象学提出两个质疑。一、在反思中我们不再正经历着生命，而是在静观它。我们从外面来说明生命经历，把它从当下的生命经历中挖出，就好像挖进汹涌澎湃的生命经历（Erleben），从中多少掏出一点东西。那托普说这是要“让生命之流静止”。那托普的第二个质疑是，现象学声称只是描述它看到的东西，但描述总是将事情纳入一般概念，使之归属某种抽象。这样，有待描述的具体的当下的东西就通过这描述进入了抽象的语境中。没有直接描述这样的事，因为任何语言表达都要把事情一般化和对象化。因此，哲学要真正成为前理论的元科学，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和表达流变不居的生命的事实性，或者说事实的生命？

“形式指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提出的，它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解决这个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的方法论武器。如上所述，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现象在被描述和表达时不失去其鲜活性。在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课程《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开始讨论前理论的元科学如何接近它的研究领域，使得生命本身不至于被从生命之流中“掏出来”，失去了其活生生的经验结构。在那里，他第一次提到，他是以形式指示的方式来源始地使用“生命”这个概念的。他这么做，是要反对一种物化的哲学。他又说，像“生命、生命经历、我、宾格的我（mich）、自我”这些概念不能把它们单义地固定下来，“它们只是暗示某些现象，它们指入一个具体领域，因此，它们有一种纯粹形式的特征（‘形式指示’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并不表示事物的共相、普遍特征、本质或意义，不是事物的一般化或抽象，而只是一个索引，从形式上指示一个具体的生命领域，它们的意义有待具体的生命经验不断来充实。

在1920年夏季课程《直观现象学和表达现象学》中，海德格尔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形式指示。他指出，形式的确是不可少的，但也是有危险的，即人们可能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形式的概念，只与一般的东西有关，对于聚集在这样一个概念中的诸现象却不说什么。他强调，尽管具有形式的特征，形式指示必须提示概念中有关具体可能性的事情。另外，形式指示不像一般化的概念，它与有意义的事实性有一定的关系，但不侵害或损害事实性。但如果形式指示不是像一般概念那样通过对事实的东西一般化得来，那它与事实性是什么关系？

在《宗教生命现象学》中，海德格尔指出，“哲学从事实的生命经验中产生。然后它要在这生命经验跳回到生命经验”。这段话读上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既然哲学已经在生命经验中，怎么还要“跳回去”呢？其实海德格尔说的不过是，哲学虽然从事实的生命经验中产生，但它很快与事实的生命经验产生了隔阂，尽管这种隔阂并未使哲学完全脱离生命经验；“跳回”生命经验只是说哲学终究应该深入事实的生命经验本身，而不是只关心作为它的反思对象的生命经验的片断抽象。这就需要形式指示。

例如，生命的特征是它是“历史的”。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理解为生命像其他一切事物那样，是在时间中发生的，那我们显然是把生命的“历史的”特征一般化了，也就不再总是特殊的事实的生命了。而我们如果不是把“历史的”理解为一般概念所意味的，而看做是形式指示所指示的东西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形式指示对“历史的东西”之意义的规定既不是说它是指其历史结构特征被客观历史世界规定的东西，也不是说它本身预先规定了历史的东西本身最一般的意义。形式指示要保护“历史的东西”的历史性和个别性，而不是一般性。“形式指示是一种防御，一种先行的保险，通过这样的防御和先行保险，实施特征（Vollzugscharakter）就仍然是自由的。这种预防措施的必要性来自事实的生命经验的脱落倾向，即它始终处于下滑为像客体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中，我们必须从此倾向中取出现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任何现象都不是静止的事物，而是活生生的东西，它的活动性体现为它的实施特征，形式指示作为一种防御或先行的保险，就是要保护现象的这种实施特征，亦即它的活动性，使之不至于在理论反思和语言表达中失去。但这不等于说形式指示预先规定了现象，恰好相反，“现象的关系和实施并没有被预先决定，它处于未定之天”。也就是说，形式指示使得现象的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

但这不等于说形式指示是几近完全空洞的东西，它不是对事物毫无规定，但不是像概念或范畴那样的规定。例如，海德格尔在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一开始上来先讨论“什么叫哲学”，即哲学的定义。他把哲学看做是一个形式指示，它是一种认识关系。但是，任何科学都可以说是一种“认识关系”，但它却没有说科学的不同认识样式，包括哲学的认识样式。因此，对此“认识关系”，必须从相应的基本经验的种种整体关联出发，按照形式指示的方向来解释。形式指示与传统概念或范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指引我们的理解。“因此，哲学作为认识关系所指向的东西，必须不断重新规划，重新描述。”当我们按照哲学的形式指示来进一步理解它的意义时，就会发现它作为一种认识样式是一种对原则的认识。如果哲学是对存在者原则（原理）的认识关系，而存在又是原则上属于每一个存在者的东西，那么“存在，存在的意义，就是每一个存在者的哲学原则；它不是存在者‘普遍的东西’，不是存在者作为特例列于其下的最高的种。存在不是囊括一切存在者的领域，不是‘最高的区域’”。海德格尔得出结论说：“哲学定义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与存在者的认识关系。”但他马上声明，哲学与一切存在者和各个此在领域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仍然悬而未决，即仍然保持开放。另外，上述的哲学定义显然也保留了一切哲学实施的可能性，因为哲学的“原则定义是一个指示性的定义，即定义所说的东西，规定的内容，必须理解为‘指示性的’；在理解时，我必须把定义的内容放入与……的关系中，所表明的事情、内容、被对象给予的种种规定，本身恰恰不应该成为主题，而是正在领会的理解得向被指示的意义方向努力”。形式指示指示的是一个“意义方向”，在此意义方向上，有着现象种种实施的可能性。形式指示的定义是空洞的，但却不是毫无规定的，它规定了意义的方向，或者说实现它指示的定义的方向：“这种空洞的内容就其意义结构而言，同时也是给予实施方向的东西。”实施就是意义的充实（Erfüllung）。形式指示指引理解向着现象的充分的具体性，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对象或定义。

早期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基本都贯穿了形式指示的原则。可以说，不懂形式指示，就不可能真正懂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与时间》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形式指示（这也使得许多它的研究者忽视了它的这个主要的方法论原则），但至少有六处提到它（第53、114、116、179、231、313-315页），另外所谓“先行指示”（vorläufige Anzeige）也是形式指示的又一种说法（第14、16、41页）。就连这个书名《存在与时间》也不妨视为形式指示，它并非指称两个一般的哲学概念，而是指示一个最源始的、始终实施着的现象领域，一个有待充实和实现的思想任务。

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之前，有一段不属于任何章节的文字，一般粗心的人会以为那是题记一类的东西而不予重视，其实这是海德格尔对此书任务的一个简要的描述，因而非常重要。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将这段话称为“前言”。在这个“前言”中，海德格尔先是引用柏拉图《智者篇》中一段对“是”或“存在”的意思表示困惑的话，然后说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所以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是适当的。……现在首先要重新唤醒对这个问题意义的理解。具体阐发“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下面这部论著的目的。这表示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处理存在的问题。这听上去不但不像是哲学革命，反而好像是老生常谈。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存在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在西方哲学家中，以存在问题作为自己主要任务的哲学家大有人在。远的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近的则有黑格尔的《逻辑学》，都是以存在问题作为主要任务的著作。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尚无答案，所以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在其“前言”中所引的柏拉图《智者篇》中的那段话，的确如其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所说，不是“点缀”。它表明存在的问题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理解这个问题就更加困难。虽然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跟着西方人一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存在问题，但人们往往是从中文“存在”二字去理解西文的to be、sein或einai，但从学者关于这个词究竟是译为“存在”、“在”、“有”、“存有”或“是”方为妥帖上争论不休来看，用汉语“存在”一词翻译西文的这个系动词并非尽善尽美。原因无他，只因汉语中没有与这个词完全契合的词。

如果说对中国人来说，存在问题的困难首先是由于汉语中没有与这个词完全契合的词；那么对于西方人来说却正相反，是由于这个系动词太常用了，以致人们不会以为它会是个问题。可一旦将它作为问题提出，就会茫然失措了。Sein（存在）一词德语系动词sein的名词形式。在德语中，动词首字母大写作名词用是常有的事，如Das Rauchen ist ungesund（吸烟有害健康），rauchen（吸烟）原本是动词。所以Sein虽然是名词形式，却应该从动词，确切说，从动词不定式上去理解。正因为如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一个抽象，不是一种共相，更不是一个存在者。他在这里所引的《智者篇》中的那段话也有暗示这一点的意思。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智者篇》中的那段话作为“前言”，显然是要暗示人们存在问题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困难性柏拉图就已经体会到了。他在《智者篇》中从无（不存在）的悖论切入存在的问题。不存在的东西显然既不能是说的对象也不能是思考的对象。不存在的反概念存在，证明也是有问题的。不管我们认为只有物质的东西存在还是只有精神的东西存在，人们已经将存在归于了它们。所以，柏拉图的折中命题，存在包括一切，无论是积极行动的东西还是被动感受的东西，至今没有争议。柏拉图把存在看做是所有其他概念都有的一种规定（存在=某种确定的某物），但不等于它们。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也就是海德格尔后来所谓的存在论区别，第一次呈现了出来。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存在进行系统研究的人，海德格尔正是在读了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后对存在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了他一生的思想道路。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了存在不同于存在者，它不能通过将存在者加之于它而得到规定和澄清。所以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存在不是最高的种。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完全不同于那些像“生物”、“工具”这样的类概念的一般性。这些概念的功能是将相似事物归为一类，而存在则根本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存在的多种意义，布伦塔诺讨论了其中的四种，只有第四种意义，即存在者根据不同的范畴存在，对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是相关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划分造成哲学史上的存在问题被忽略了。

根据亚里士多德，一切存在的东西都从属于十个范畴中的某一个：它不是一个实体，就是一种质、一种量、一种关系、时间或地点的某种规定、状况、有、活动或遭受。因此，“存在”（是）总是意味着是实体、是（一个实体的）质、是量，等等。不同范畴存在者的意义是不可还原地不同的，因此没有对一切种类事物共同的高阶层的存在概念；实体是核心的存在概念，因为所有其他性质的存在都有赖于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存在被理解为一个跨越一切范畴的概念，不仅是最一般，也是最空洞、最不需要规定的概念。

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西方哲学就将事物的存在作为一切哲学思考的前提，因为如果以无为出发点的话，一切思考就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但是，由于存在概念成了一个最没规定、最空洞的概念，在假定事物存在时，西方哲学家往往着眼的是“什么事物”存在，而不是“存在”本身。即他们下意识地以为“存在”本身是不言自明的。但海德格尔却要问，“存在”本身是什么意思？很显然，这个问题问的不是某物是否存在？也不是哪一种事物存在（物质的或精神的）？而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问题不能是“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是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就是把“存在”当成了存在者；而应该问“存在”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存在的意义为何？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问题，反之亦然。

那么，什么是“意义”？“意义”不是对事物的主观定义，而是事物作为存在的事物通过它可以得到理解。在此意义上，意义先于事物。没有“大学”的意义，我们就不能理解大学。意义是对事物的解释，在此解释下，事物是某个存在的事物。假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看到一片建筑群，问那是什么？人家告诉我们说，是大学。这么一说，这片建筑物就被我们理解为大学。但如果我们不知“大学”为何物，我们就必须进一步问“什么是大学”。人们会告诉我们大学就是人们在其中学习知识和追求真理的地方，等等。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学习知识”和“追求真理”等等，那么这片建筑群就在其本质所在（所是）中表现出来了。但我们将某事物理解为存在的那个事物时，总意味着我们理解了它的本质存在，即它是（存在）什么。

如果意义是使某个事物作为存在的那个事物可理解的东西，那么，意义又是从哪里来的？来自我们的生活世界，或我们的世界。例如，大学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随意加给那片建筑群的？还是那片建筑群固有的？都不是。必须先有人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学习知识和追求真理这回事，我们才会把某一片建筑群理解为“大学”。可见，意义来自我们的生活世界。只是在这个世界的视域中我们才能将某片建筑群理解为“大学”。也只有在这个世界的意义视域中，各个事物才能作为它们所是的事物为我们所知，所以在决定事物不管怎样是否存在时，首先要诉诸意义，否则我们连那个问题都无法问。正因为如此，意义问题比何物存在的问题更基本。世界就是作为整体的意义，它给予事物以意义。所以，意义并不在语词，也不在事物，而在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的结构整体。

但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关于某个事物之意义的先天问题，而是以同样的方式问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我们不是问，最终是何种事物存在？或哪些种事物存在？而是问：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旧形而上学或传统存在论就始终没有正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存在论始终只是在探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没有探究存在本身。希腊——西方哲学在谈论存在时，意思总是某个事物的存在（ist）。说某个事物的存在是什么意思，一般是说这个事物和其他实际存在的东西一样存在，或它发生了，或能在某个地方发现它。也就是说，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什么是实在？实在就是事物实际在场。在西方传统存在论那里，存在就是指这种广义的事物的实在或在场。而实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实体性。“实体”这个词来自拉丁文substantia，人们用它来译希腊文ousia（存在）这个词。在海德格尔看来，“实体”这个概念对希腊思想是非常不合适的。但两千年来的西方存在论，主要就是对实体这个概念的不同解释，即什么种类的存在者可以叫作是“实体”。有人说质料是实体，也有人说是灵魂、精神、本质、数、观念、形式，等等，不一而足。但所有这些不同的认定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作为实体性实在的存在的观念。

其实这也不只是哲学家这么规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都是“就事论事”，只注意作为实体的事物而没有注意它的条件。比方说我们对一只狗感兴趣，前提是“这是一只狗”。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如果没有这个“是”的话，消失的不仅是这个“是”，而且也是作为狗的狗。当然那个动物还在场，但它不是作为狗，也不是作为动物，因为那都需要有个“是”。没有“是”，就不会有“狗”、“动物”和其他的任何词。

可是，不但普通人，而且哲学家也是只注重实体。什么是实体？实体的基本规定是：它是独立自足的，不需要求助于其他存在者，不是被引起、被产生的；它永远不变地在场。这种实体概念构成了西方传统存在论的基本视域。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实体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非人的事物的存在方式，而不能解释人的存在方式。人存在的特点是他的存在能对他显示，对他显示为是他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为何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是（存在）。”我存在的这个存在（bin），亦即人的存在，与其他事物的存在（ist）在结果和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从人的存在出发，才能真正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这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路。

一个种通过从属于它的种将个别存在者包容在它下面，它可以通过举例说明来规定和澄清。比如说，动物这个种，可以用个别的动物来说明和解释。但是，我们无法指着任何一个具体事物说：“这就是存在。”这种做法对存在不可行，说明我们碰到了一个最普遍的概念。它的普遍性超越了一切存在者及其种类。存在的独特性产生了一个西方哲学重要的问题：什么构成这个普遍概念的统一性？一个种的统一性，如动物，可以用它统辖的各种动物的共同特征来解释，但存在不能这么做。我们用“存在”这个概念的种种方式和意义是有明确的统一性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这种统一性是如何可能的。亚里士多德要解决这个问题，海德格尔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亚里士多德已经将存在的问题放在一个基本新的基础上（SZ 3），即他已经看到存在问题不能通过将存在者划分为种和属的办法来解决，但他还是把存在视为一个实体。

我们是如何将事物理解为实体的？传统哲学家会说，根据它的自足、不变的在场和同一性。但自足、不变的在场和同一性是如何可能被看到或者说理解的？显然它们必须在时间中不断出现。时间是理解实体这些基本特征的境域，为什么不能也是理解存在的境域？当我们说实体是自足的、实体是自我同一、永远在场时，我们其实是说实体是这样存在的；我们也知道只有在时间的境域里它才能这样存在。这就是说存在主要在时间中存在。时间是理解存在的可能境域，或者说我们理解存在的基本条件。这里所说的“可能”，不是与“现实”相对意义上的可能，而是“使之可能”意义上的“可能”，即基本条件意义上的“可能”。所以时间又是“存在问题的先验境域”。也就是说，只有在时间现象得到澄清以后，存在的意义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海德格尔在其“前言”中要特意交代：《存在与时间》暂时的目标，是将时间解释为一切存在理解可能的境域。这就是说，要解决存在问题，先要将时间解释为对存在的任何理解，当然也包括传统理解的可能境域。所有对存在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境域中才得以彰显出来。

由此可见，“时间”概念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何等重要，可是它似乎一直没有引起我国海德格尔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献涉及“时间”的不多；即使涉及，也往往照本宣科，语焉不详。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往往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理解海德格尔的哲学，按照那种理解，不但时间不可能有优先地位，而且会觉得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难以卒读。

从存在主义角度理解海德格尔，也导致无法很好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关系。存在与时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从《存在与时间》这个书名看，它们似乎是并列的关系。可是，从刚才引的“前言”的那些话来看，又不尽然。如果没有存在的意义问题，那（至少在海德格尔这里）也就不会有时间问题。根本问题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解释时间只是“暂时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显然存在问题要先于时间问题。可是，如果时间是“任何存在理解可能的境域”的话，那又怎么能说存在先于时间？不是应该倒过来说，作为存在之境域的时间应该优先吗？

至少在方法论上可以这么说。存在总是在其一定的时间状态中显露的：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parousia或ousia，它在存在论时间状态上意思是“在场”。存在者在其存在中被理解为“在场”，即是说，它是根据一种确定的时间模式即“当前”得到理解的（SZ 25）。因此可以说，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解释存在本身的基础存在论的任务就包括阐明存在的时间状态（SZ 19）。既然如此，时间问题就是解决存在问题的先决条件，时间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说解释时间是“暂时的目标”，不就是说从方法上考虑，必须先处理时间问题，但它不是终极目标和根本目标吗？

那么如何理解时间是一切存在理解的境域？它与存在到底有什么关系？答曰：无法切割的根本关系，时间与存在，谁也离不了谁。我们知道，凡是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它在时间中所是的东西。如果我把两个苹果加到两个苹果上，那么这是一个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如果我说2+2=4，我说的也是在时间中，在今天和现在发生，而不是在明天或昨天。但2+2=4这个等式不只是今天有效，以后不再有效。也就是说，它是无时间的，或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但这种理想性的、脱离时间中的发生的事物，其理想性的存在方式也是由时间特征确定的。所以说，时间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它出现的境域。不理解时间与存在的这种根本关系，就无法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路，也无法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哲学。

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缺乏足够的理解，也与这个概念本身的难度有关。难就难在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用日常的时间概念或科学的时间概念或传统哲学的时间概念去理解它，而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恰恰与之都大不相同。日常的时间概念、科学的时间概念和传统哲学的时间概念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存在者变动的过程中经验时间。它们都把时间理解为现在倾向的时间，即当前就是现在，过去是不再的现在，将来是尚未的现在。时间被理解为无数现在的无穷系列。但作为理解存在的基本境域的时间却不是这种现在倾向的时间，海德格尔后来将这种时间称之为“流俗的时间”。存在的意义问题不仅是要追问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而且更先要追问存在本身，这个问题开启了关于时间的本质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哲学追问存在实际上是在追问存在着（seiend），即存在者的存在性，并进一步设置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却不是追问存在本身，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现在倾向的时间之外来经验时间。但这并不等于说流俗的时间与海德格尔讲的时间是完全对立的，时间的源始本质与流俗时间有一种奠基关系，流俗时间本身虽然还不是时间的源始本质，但也是一个真正的、甚至是可靠的现象。这一点也是在理解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时必须注意的。

如果存在本身从时间的境域已经被前哲学地理解了，并且应该被哲学地把握，那么《存在与时间》这个书名中的“与”就不是像《存在与虚无》中的那个“与”那样表示对立与不同，而恰恰是表示存在与时间的一致，即存在应从源始的时间来理解和把握。存在本身显示一种本己的时间特征，当然不是流俗意义上的时间。《存在与时间》的那个“与”字表明了存在与时间内在的亲缘关系。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本身是从时间的源始本质来理解的。存在与时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秘密与起点。所以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说，《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中的“与”字“本身隐藏着主要的问题”。

总之，《存在与时间》绝不只是一个书名，它甚至可以概括海德格尔毕生思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