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所催生现代炮兵的大发展

战后初期的西欧整体上处于衰落状态，根本没有实力对抗迫在眼前的苏联威胁，需要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同时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使美国确信欧洲（西欧）安全就是其核心安全利益所在。为了自身安全和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美国必须对欧洲提供援助以遏制苏联。于是在两极国际格局的环境中，大西洋两岸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49年4月4日，美国与跨大西洋西欧盟国以及加拿大等一道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并据此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

北约的建立有其明显的安全逻辑，即大西洋两岸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来自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因此出于自身安全上的强烈需要，加之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西欧各国在民主、自由、法治等基础价值上的一致认同，北大西洋联盟就此形成。北约实质上是大西洋两岸为了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而组成的防务互助组织，其建立的基础及基本运作原则就是大西洋两岸各成员国在安全上的不可分割性。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公约第五条，即对联盟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就是对整个联盟的攻击。通过这种方式，西欧的安全就和北美的安全紧密捆绑在一起。作为跨大西洋盟国范围内开展集体安全防御的国家间军事集团，北约组织诞生并服务于两极国际体系条件下美苏争霸的需要，无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明显反映在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国的关系上。从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信心牢牢把握着北约的领导权，而欧洲诸国则基于实力和地位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以及自身安全上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领导。

事实上，对西欧和中欧的北约主要成员国而言，最初北约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心理上的目的：1949年在“铁幕”两边的陆军师的比例大致为125:14，这一比例大大有利于苏联人，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和民族对立情绪依然严重，尚没有达成和解的中西欧不可能组建一支能与苏联红军相匹敌的欧洲地面部队，所以中西欧国家同意与美国一同建立欧洲共同防御战略思想的理由再简单不过，那就是美国有能力提供原子弹。西欧不得不依赖美国人的原子弹去阻止苏联的进攻，美国的核保证就是这一同盟的基石，只要让属于他们的那一半欧洲大陆披上核斗篷，（中）西欧人就有了一块为经济复兴和抵御苏联颠覆而工作的安全基地。

然而，贪图美国人提供的核保护伞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中）西欧在政治上存在着沦为美国附庸的现实可能性。而从军事角度来讲，虽然英、法两国也在竭力谋求建立自己的核武库，并的确小有成就，不过整体而言，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比，英法两国的核武库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所自我宣称的核威慑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过（既便是最低限度），美国的核保护伞仍旧是必须的。结果，由于北约的作用主要集中于与战略对手华约的全球安全竞争，北约组织在冷战不同时期所执行的具体的军事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战略，这造成北约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法、德、意等骨干国家的军事战略一度被美国人完全“绑架”，而这种“绑架”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新面貌”政策中达到了一个顶峰……

对于北约来说，1950年代的重头戏是核轰炸机，而不是样式陈旧的火炮。事实上， 1952年竞选期间，杜勒斯曾大声疾呼并谴责遏制政策，说这个政策把无数人推向了专制和邪恶的恐怖主义，因而这是一个消极、无所作为和不道德的政策。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承诺要奉行一项“解放”东欧人民的政策。与朝鲜战争的经历反其道而行之，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允诺将推行被称为“新面貌”的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着重强调在认为合适的时机，美国将承诺使用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所奉行的“新面貌”政策，强调要以核武器取代常规地面力量（与现代投射工具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核武器“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核武器的威力使它自成一类，而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

北约于1954年底初步接受了这一政策，北约理事会要求制定在战争初期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入侵的计划，到了1957年，北约的欧洲盟国政治领导人正式接受了北约版的“新面貌”政策，批准了一份军事计划文件（MC14B2号文件），要求利用核武器对付任何威胁。他们计划使北约的30个师的常备军装备上核武器。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北约的战术飞机。北约理事会同意在欧洲储备核弹头（那里已有了许多运载系统），到1950年代末，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已拥有了约7000枚战术或是准战术级核武器。

然而，作为一种必然的代价，有限的军事资源在战术核武器上投入过多（尽管这些战术核武器大多数是美国人提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欧国家自己就不需要对这些昂贵的武器买单），中西欧国家在常规力量的投入上自然也就减少了（由于进攻行动通常需要集中兵力，这样防御方则由于使用战术核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迅速地向敌人的集结地使用一枚核武器。这种防御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它不需要针对敌人进攻的集结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即通过集结同样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进行应对，所以即便不考虑经济负担问题，对常规力量投入的减少也是一种必然）。结果这种对常规力量建设的漠视，以炮兵建设的滞后最为明显：由于认为少量核炮兵能取代大量常规炮兵，因此除了在少数自行火炮的研发上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外（但苏联人的进步显然更大），英、法、意大利、西德等中西欧国家并没有装备或是研制任何值得一提的新型师级牵引式火炮，大量二战时期的陈旧装备仍然是这些国家的炮兵主力。

二战时期的BL MK3 5.5英寸牵引式榴弹炮直到1960年代仍然是英国陆军炮兵的主要装备，不过在1957年批准MC14B2号文件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似乎证明了北约欧洲盟国在选择核保护伞还是常规力量的博弈中，选择前者是足够明智的。当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史泼尼克1号”（俄语：Спутник，原意“旅行者”）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后。这一惊人的科学成就使北约警觉起来，部分原因是这一成就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如果苏联人手中有了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也意味着他们就能生产出有巨大推力、带有可瞄准美国任何目标的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的火箭。刹那间，苏联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平衡。苏联在导弹技术上令人瞩目的领先地位所形成的外交优势立即被赫鲁晓夫加以利用。因此，从1957年至1962年的这段时期一直被称为“核纪元”，在此期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不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大，而且比以后的任何时期都大。

然而，事情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过后却发生了某些变化。首先一点在于，1958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危机戳穿了苏联的核优势谎言，而这种结局引起了军事学术界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厌烦和有限战争理论的极大兴趣（所谓有利于苏联的“导弹差距”后来被证实是骗人的鬼话而已。直到1960年，苏联一共仅有4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45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在整个50年代就具备了核战略的绝对优势。1958年至1962年间，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上作出的冒险部分原因只应归于苏联整体上的弱势而非强势）。

起初，分析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上，但随后提出的主要建议集中到了加强常规部队的水平。美国避免任何规模的核冲突的最佳办法是：加强非核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部署能力，使之随时都能对付华约国家对盟国发动的入侵，它引起了新闻记者和政治权威们与日俱增的热情。而对这种违离“新面貌”政策的苗头，甚至得到了在总统任职末期的艾森豪威尔本人的默许。到1961年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公开主张摒弃“新面貌”政策，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国防政策。在1960年同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国防改革就是肯尼迪的一个主要观点，他坚持认为需要有一种更有力、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法来落实遏制政策。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不仅没有加强北约的实力，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核武器的数量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战略的保证。如果美国计划在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力量实施第一次打击后再对苏联剩余的力量进行报复，那么美国所需的核弹数量将达到天文数字——而且会被视为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而对苏联构成潜在威胁。正如麦克纳马拉对空军所说的：“活见鬼，如果你们坚持大谈成千上万枚导弹，就是在大谈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美国这样一支力量，就可能使苏联人因恐惧而发动一场双方都想避免的那种战争。于是，常规力量而不是核力量成为了美国人对北约战略调整的新重点。

于是，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肯尼迪正式提出了既准备打核战争又准备打有限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常规力量的建设重新得到了重视，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战略重心也随之改变（灵活反应战略的意思是，对于敌人的每一种行动，都应有适当的反应，作出反应所使用的力量应足够击败敌人，但不应超过实施这个目标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行动必须仿效敌人（譬如对敌人的常规攻击的反应可以是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发动一次有限的战略核攻击）。它的真正含义在于，对于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利害得失来处理，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大规模报复作为最后的一着。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产生有效的反应，同时又使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完成了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更迭后，也提出了与灵活反应战备类似的军事观点。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几乎即刻对赫鲁晓夫把火箭核战争视为惟一战争样式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战争的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这一时期，苏联在战争准备上，也同样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

另一方面，中西欧国家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都得到了恢复，基本抹平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有意愿也有能力加强常规力量的建设。北约成立伊始，中西欧便享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完全保护。但是，随着苏联对美国核威胁的增长，欧洲开始怀疑一旦战争爆发，战略空军司令部能否来得及派出飞机来拯救欧洲。为了保卫西欧及南朝鲜与日本，美国研制了用于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包括部署在北约国家的中远程导弹、可投掷核武器的空军战斗轰炸机和舰载飞机。

不过，地区性核战争的选择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表明了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不可分割性，同时提供了一种低于总体战争的核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得美国的战略同其盟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美国自身的生存都处于危险状态时，美国的保证是否还有意义？更何况，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国同时还注意到，美国对日内瓦首脑会谈、匈牙利革命、苏伊士危机和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极不愿意拿核大战去冒险，而欧洲本身的愿望也并不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原因在于早在1955年，北约进行的一次全面核战争模拟演习中就发现要想拯救西德，只能先使它遭到摧毁。在代号为“白纸”的作战模拟演习中，演习人员“使用”了335枚战术核武器，其中268枚打在进入西德的苏联军队之中，这种核手段的反闪击战虽然挡住了苏联人，但也造成了500多万人的“伤亡”。

正是因为担心对核武器的战术使用会导致对核武器的战略运用，造成众多城市的毁灭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伤亡，最终只能是使欧洲而不是美国本土成为两极对抗的牺牲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准备打常规有限战争多过核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欧洲国家是抱着比美国更为欣赏的态度来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加强常规力量的重要一环，更新现有过于陈旧的炮兵装备：包括自行火炮和牵引式火炮，就成了很多西欧国家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