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身历朝战与越战：一位美军退役上校的讲述
2011年2月，美国陆军退役上校，一个标准的美国鹰派军人，西点军校毕业生，前巴黎和平谈判美国军方代表，陆军部长财务参谋，前美国铁路总局财务总监查理·黑沃特走完他光彩的一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牧场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笔者的堂姐夫唐纳德·詹金斯（后面简称为“唐”），是这位退役上校的表弟。于是，笔者的堂姐郑凯梅（美籍华人作家）有幸于2002年和2005年对这位神奇的美军上校作了采访，下面就是她所记录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出身寒门
我确实很好奇，查理这个出身贫寒的农民儿子，是怎么走进西点军校，怎么经历这坎坷的从朝鲜战场到越南战场，又直到巴黎和会美国军方代表的仕途的呢？
在我一再追问下，查理慢慢地从书架上拿下并翻开他发黄的相册，看着他详细叙述一张张照片中的历史：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祖辈等等，还有他高中的生活。随着查理打开他记忆的阀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查理一家人作为故事的主角的上世纪美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连续画面。在查理的相册里，有他和他妹妹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军服的照片，有查理穿二战军装在欧洲战场的照片，他在西点军校穿军校双排扣军装的照片，有他在朝鲜战场坦克前的留影，有他在越南穿着迷彩服的照片，还有晋升上校时的雄姿。他雄赳赳气昂昂的，说话有声有色、有板有眼，很有美国高级军官的风度。
查理出生于1927年5月30日。他母亲说，那一天，正好是美国著名飞行家林·勃格第一次驾驶飞机跨越大西洋的一天。查理在十八岁前一直生活在麻省东部安多闻镇的一个农庄里。他的祖辈在这里生存了二百年。黑沃特家是1633年从英格兰移民到美洲大陆的，到30年代他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三百年了。
黑沃特家族的祖辈确实比其他移民要殷实些，当其他移民在19世纪被迫向美国西部迁徙开发荒地的时候，黑沃特家人在麻省的安多闻扎下了根，并且以农耕为生。查理说：“我的手里现在有一张遗嘱，这个老祖先给他的十六个孩子留下一共三万美金。在1802年，这是一笔巨款，分给了十六个孩子虽然每人没有多少了，但足够他们安安稳稳地生活。但是财富还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
查理的父亲十三岁时，查理祖父去世了。查理的父亲因为学校离家远而且他是这条路上唯一的孩子，镇上的校车不给停车，所以他连一天正规学校都没有上过。查理父亲的文化都是他的母亲和姐姐教授给他的。
查理的父亲做过电话公司的线路员，后来应征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法国去作战。战后回来在一家电路公司工作。他同家中领养的女孩结婚后，在查理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查理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他从小聪明好学，到高中毕业时已经名列前茅。他回忆道：
“那时麻省盛产苹果，到秋收时，只要你能把地上的苹果捡起来装筐，你就能赚工资了。有一次，我给一个银行家的院子里剪草坪，大概一小时五十美分，就算高工资了，四十八小时就是二十四美元。”
二战爆发后，美国实行强制征兵制。
“那时候年轻人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打算自己适龄后怎么办？如果我们坐等征兵，那么到十八岁时就回去当兵，这是毫无疑问的。征兵委员会就将决定你的命运，把你送去前线当步兵。
“所以在1944年秋天，空军来我们的学校招收飞行员的时候，我与十几个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考试，主要是数理化一类的考试。我通过了考试，而且也通过了体检。这样当我满十八岁半的时候我就将去空军服役。1944年10月26日，当我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我已经是美国军队的一员了。”
1945年的春天，查理上了高三，二战已经接近尾声。空军认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飞行员执行任务了，让查理他们这些预备军人自行选择，既可以继续留在空军从事地勤也可以复员回家当平民。查理和许多同学选择了前者。同时查理还作出一个决定：申请就读西点军校！
考入西点军校
“我在上高中前夕，有一个很优秀的辅导员，他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他跟我谈过上大学的事情，就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是上不起大学的。但是，他对我说，美国政府有一个很好的鼓励征兵的政策，就是给那些为国应征的军人免费上大学机会，并给他们便宜的住房贷款等等福利。”
这样查理在高中毕业之后参加了空军，并且一面与本州的参议员联系，希望在参议员的推荐下报考西点军校，因为这是美国西点军校招生的规定：只有考生所在州的参议员经过考察认可的优秀人才，经过他推荐才能报考西点军校。
查理当兵的那天，正好是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没多久日本投降，二战就结束了。但是，不等于查理为国家服务的义务解除了。查理像二战时期的其他士兵一样，乘船跨海到达了法国，后来到了德国。在美国驻德国一个空军基地干了几个月地勤。
“我一路坐火车经过许多地方，这些地方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很熟悉，因为我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来过这些地方。什么梅斯城、凡尔登……啊我父亲都常常说起这些地名，甚至我们在法国铁路上乘坐的运兵闷罐子列车也是和一次大战时期的一样，上面标着可以装四十人或者八匹马。行驶很慢，车门还经常震开。”
查理在德国期间接到西点军校报名的批准文件，并且军方给所有报考西点军校的士兵一段复习时间准备考试。这时，查理搭军车来到巴黎待命。
我问：“巴黎是个什么样子，当时？”
他说：“巴黎是个开放的城市，盟军没有轰炸它。希特勒命令巴黎的指挥官在撤退前摧毁巴黎，但他没有执行。希特勒想把巴黎变成废墟。这个没有执行命令的将军后来保全了性命，没有被送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
查理在巴黎百无聊赖地干干等了几天，终于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回到美国。在美国麻省州立大学的安穆赫斯特分校里开始复习高中的几何、代数，准备考试。
“6月初的一天，我们上了陆军的汽车，向西点军校开去。我们中间有十几个人已经是军官了，但是他们想进西点军校。我们在西点军校参加了考试。
“我们中间有一半人被录取了，我还能记得当时参加考试的人的名字。于是在7月1日我们脱下了陆军的军装（美国空军当时隶属美国陆军或者海军，名义上叫做陆军或者海军航空队），换上了西点军校学生的校服。
“我在西点军校的时候，校内生活非常严格，也比较单调枯燥。我们那时只有一个课程表，没有选修课，唯一可以选择的课程就是外语。你可以选择德语、西班牙语等等。我因为学过法文和西班牙文，报名时候我填的志愿第一选择法文，第二选择西班牙文，第三选择俄文。结果学校让我学俄文。我就这样学了两年的俄文。如果这两年学法文的话，到毕业时，我的总成绩会高出一百分。但这最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我后来在法国进行和越南共产党政府谈判的时候，又花了不少工夫才捡起法文来。可惜，我从来没有用过俄文。
“不过后来在朝鲜作战时期，有一件事情和我学过俄语有关。1951年的夏天，我在朝鲜当代理坦克兵连长，正当的蛮起劲的时候，有希望被提升为上尉军衔了。因为当时在作战地区有规定，如果临时代理一个比现任职务高级的职务，代理到一定时间，就会被自动提拔到这个军衔上。8月，我忽然接到上级一个通知，说我属于比较关键的‘俄文专家’，调我到美八军总部执行临时任务，美军翻译部门将成我顶头上司，我只能在远东美军司令部范围内工作。我心里不高兴。那样我的提拔不就吹了？我跑到我们步兵第九师司令部那里抱怨，那位军官对我说：‘尿他？别理他，甭去！’
“结果，我就没有理会那个命令。当连长的时候总是一天也离不开部队结果那些翻译专家再也不来找我了。”
我问：“如果你去了呢？会怎么样？”
查理说；“他们可能会把我赶回来的，我的俄文不行。嘿，我只能说那么几句俄语（查理用俄语说了一句，大家都笑起来）。这是课堂用语中老师进教室学生问候老师的话。”
在西点军校的日子
我问：“那么，西点军校的什么课程你最感兴趣？”
查理毫不犹豫回答：“军事历史、体育，加上许多有意思的朋友。我当了一年曲棍球守门员，后来打了三年美式足球。
“西点军校的生活十分严格，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铃就响了，我们跳起来跑到了营房外面集合，按传统队列排好，点名。然后大家跑回去洗漱刮脸再站队，行军去吃早饭。每天晚上实行熄灯制度。我们行动受到限制，一直到四年级才允许离开学校。”
我问：“那么周末呢？”
查理说：“到四年级才允许周末离开学校。四年级之下只有几个周末是允许出去的。”
唐问：“不能有女朋友？”
查理说：“那时对女朋友在制度方面十分传统。首先，军校学生不能有钱家里不允许邮寄，学校也不发，但是允许女朋友来学校看你。所以女朋友要自己掏腰包来花路费，住旅馆。但是还是一群群来。”
唐说：“这样倒可以保证军校学生和有钱的女人结婚。”
查理说：“我却经常感到窘迫惭愧，因为这种制度降低我们的地位。”
唐说：“如果你出身上流社会，你大概能接受了这些。但你是一个纯朴的中产阶级子弟。”
查理说：“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制度改变了吗？还有，那时候上教堂是强制性的。每一个人都要去。列队去基督和天主教堂，列队去犹太人教堂——当然犹太人很少，卫理公会派的人去他们自己的教堂。当时的西点军校校长总是盯在教堂监督我们，声称：‘我们在找你们的缺点，在物理课上找，在代数课上找，在教堂里找，然后把你踢出去。’”
我不经意地问了查理一个问题：“西点军校是怎么培养军官的领导指挥能力的？”
查理这次稍稍犹豫了一下：“榜样大概是最好的方法了。不过，实际上领袖和领导人才能是天赋的。当然，你也可以对一个愚蠢的人灌输领导必须的做人的准则，比如不拐弯抹角的，不耍两面派，公平、公正、平等的待人等等。也许这些有用的概念会渐渐的渗透到他的头脑中去。但是，在课堂上，你不可能把从美国各地选来的这十二个人一下全变成领导的。”
我说：“那么你是说领导人是天生的了？”
查理点点头说：“领导和领袖人物正在从我们的社会不断地涌现出来。现代的军事训练中正是这样培养领袖人物的，这大概是从大学培养人才的课程中发展而来的。就是把一组人放到类似实战的环境中，给他们一个十分难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建筑一所房子或者跨过一个深渊等等这样的难题，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这组人里面，就会显示出某个人的主意特别多，脑子有逻辑性，或者某人能够耐心合理地向其他人解释自己的方案，劝说大家服从。就这样，一个领导人就出现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军校的课程里你可以学到做领导人的理论和途径，但并不能培养出领导人来。”
查理说：“在军队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你可以模仿别人的领导指挥方式方法，从最底层的少尉、中尉、上尉到少校、中校、上校。你也可以从那些成功的指挥官里学到他们的领导方式。我做职业军人三十年，沿着这一层层的军阶走来，看到那么多指挥官，既有英才也有庸人。
“在朝鲜战场上，我有一个平庸的挂上校衔的上级，我是他的下属。我还有出色的指挥官，后来他成为少将，另外我还有另一个老朽的上校领导；这三个人全是西点军校毕业的。有一个人在30年代是全美最好的橄榄球员。这样在我的前后左右，有这样一群领导。
“在这些领导中，有些人的错误甚至导致无故地牺牲了许多士兵的生命比如说在朝鲜战场上，1951年2月的横城战役的失利就是由于一个军官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他只想利用南朝鲜的军队去和中国军队作战，而让美军做策应结果，南朝鲜军队大败。这个人是爱德华·沃门德将军。
“沃门德将军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20年代从军，经历过二战的意大利战场，当时他是师长。到朝鲜战场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他在弗吉尼亚长大从小对黑人有偏见和歧视。但是在意大利时，他指挥一个黑人师，包括三个团四个营都是黑人，这个师中只是在营团级有白人指挥官，师一级绝对都是白人指挥官。但在1944－1945年间，意大利的德军已经处于退败之势，他的这个黑人师居然被德国人打败了，溃逃了。我想，溃逃的原因之一是沃门德对黑人的态度。他当不了黑人的领导。我们美国军队有许多出色的将军，十分勇猛并且能够鼓舞士气。但沃门德却不是。
“在朝鲜战场上，沃门德是军团的指挥官。我们在朝鲜开始搞士兵黑人和白人混合编制。沃门德领导的这个军团因为有了他这个种族歧视的领导也就那么回事了，战斗力可想而知。”
我想了想就问：“那么在西点军校，最令你兴奋的是什么？”
查理毫不犹豫地说：“交了许多很好的朋友。那时，最兴奋的是毕业，期盼着未来。我在学习上总是中等偏上的成绩。我们最后的总分包括了学习成绩和身体素质，还有同班同学给你的评分。各个部分的比重不同。同级同学评价你作为军官的能力，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很难评价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军校学生在校取得的评价与他们后来的实际能力往往并不相符。
“每一年，全年级的学生的总成绩都排名。入学八百人，毕业时剩下七百人左右。我在年级里的排名每年都在稳定上升，到我毕业时候，在七百人中我排名第一百三十五名。学校里很多比我聪明的人，中间有些人知道自己能够毕业，所以在学习上没有那么下功夫，他们舒舒服服地过了四年，把精力放在其他的事上，比如找女朋友这类事情上。”
唐追问：“你是说，在毕业时，除了学习成绩做衡量标准外，还有其他同学的评价？”
查理说：“是的。三个因素：学习成绩、战略战术还有同学评价。”
唐说：“这个排名中一部分是同学给你评分，那么肯定很主观的了？”
查理：“是的。”
唐问：“当年艾森豪威尔排名第几？”
查理：“前一百名吧。他不在前面。”
“麦克阿瑟呢？”
“他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泰勒将军（二战著名将领）大概是第四名左右。但同样闻名世界的巴顿将军排名并不靠前，他是1909年毕业的。当时，西点军校的制度不同，学生少多了。
“李奇微将军智慧超人，但他在学校也没有名列前茅。”
唐问：“乔治.马歇尔将军上过西点军校吗？”
“他上的是弗吉尼亚军校。“
毕业时排名次很重要。华盛顿的陆军总部决定，当年在七百名毕业生中，二百名去步兵部队，一百二十五名去炮兵部队，九十名去工兵部队，以此类推。这中间有一个阶层排序，最令人向往的是工兵。我来解释一下。
“毕业那年春天，每天晚上都给毕业生开会。教官们介绍各兵种情况特点，在这个兵种里的‘预期寿命’是多少等等。然后各兵种军官出来，向毕业生推销他们的职位，如何如何地令人向往。有些兵种推销起来很困难，比如说通信兵，每年报这个兵种的就很少。除非你热衷于无线电，这个兵种不会有什么立功的机会。辎重后勤兵种更冷清。
“真正有吸引力的是炮兵、步兵和工兵部队。工兵部队是这样推广自己的：我们兵种很好。如果你分配到我们这里来，前三年把你分到工兵营学习，学习工程兵基础知识、野战建桥和修路技术等。但是，他们不谈地雷的危险。三年之后，我们送你到美国最好的学校去读工程硕士学位。我们送你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一流的学校。从学校里出来以后，你们就会负责一些很大的工程项目。比如说，疏浚海港，修建大坝。而实际上，你做的只是监督合同公司质量的军方代表。与此同时，你可以接触很多人，很多大公司的人。二十年之后你退役的时候，带着百分之五十的工资的退休金，你们的工作前景多么令人羡慕？
西点军校时的查理
60年代，查理被授予上校军衔。
“工兵的人说，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兵种。不像炮兵只会装填炮弹不像和平时期的步兵军官在无聊中了此一生。所以，每一届的西点军校状元都趋向工兵部队。麦克阿瑟将军毕业时选择工兵，后来才调出的。
“毕业生的第二理想一般是炮兵部队。因为，作战时，炮兵部队至少离开前线一公里，他们的伤亡率比步兵低。但是，如果你是刚毕业的炮兵少尉，你必须和步兵一起到前线侦察计算敌人的方位，背着无线电步话机报告给指挥部。聪明的敌人也许会因你背着步话机，来上一炮。但是，他们不用率领步兵冲山头阵地。”
身历朝鲜战争
查理在朝鲜受伤两次，在清川江战役中，他的手受伤，他说是轻伤。后来在南朝鲜，他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雷炸了，进了医院，到现在脖子还不能灵活转动。
查理说：“那天，我带着坦克连在一条道路上开进，这是一条很窄的单行线。那天早上我们开过去，下午原路返回。这时，对面又一辆坦克开过来，面对面停下来。我下了坦克，向他们走去。看看谁先过这个单行线。没有想到我的坦克开始慢慢地向前爬行，一下子触响了地雷。地雷爆炸带起的红色岩石击中了我，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但我马上醒了过来，爬起来就跑。上了一辆吉普车，他们开到了救护站。医生给我包扎说：‘你得马上撤下去。’一辆装肉的卡车把我带到了医院。
“中国的土地雷是用木头做的外壳，里面放上炸药、铁钉，埋在红色的岩石下。那天大概是那条路没有扫过雷。我的背上满是红色的岩石碎块。
“在医院的时候，一位副师长波特纳将军来这里看望战士们，鼓励我们。他一看到我的情况，在朝鲜服役一年多了，而大多数人九个月就回国了。他说：‘你得离开这里。你想上哪儿？’我说，我想回国。他给我开了一道命令，让我到东京报到。到了东京以后，接待我的长官问我：‘你愿意去菲律宾吗？那儿有一个将军需要一个助手。’我马上答应了。”
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查理第一次接触到怎样理财的观念。
“我认识了一个准将，波特纳将军。是我西点军校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喋血岭’战役中，他多次来到我们团阵地上，观察我们一位新团长的指挥能力。我一面看着我的坦克连在山头向敌人开炮，一面倾听这位将军的教诲。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包括一个谨慎的人应该怎么样管理钱财。这成为我后来整个理财哲学的一个基础。算是启蒙教育。”
查理退役后成为了美国铁道总局的财政总监，现在在弗吉尼亚拥有一个几十英亩的牧场。这要感谢朝鲜战场炮声中的将军的教诲。
悠哉马尼拉
这样，1951年查理从硝烟弥漫、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挣满点数（点数是参战美军军人计算在战场时间长短的一种计算方法，点数攒够以后便可以回到后方），来到温暖的和平安宁的马尼拉。一下子从坦克连长成了一位将军的助手。这位将军是刚刚独立不久的菲律宾政府国防部的美军顾问，查理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把当天当地报纸都读一遍，摘出重要消息放在将军的案头。再就是帮助将军办理例行公文，如果将军夫人来电话，查理就要开车到将军家里听他夫人抱怨厨房里的水龙头坏了等等，找人帮她修理。这样将军就不用操心了下午和晚上，经常有鸡尾酒会或者晚宴应酬。将军需要的一切查理都得给准备既像个管家，又像个秘书。
“我的生活一下子转了一百八十度。”
这个英俊的上尉军官，二十四岁，在战场上屡建战功，正好落在美军马尼拉总部这个小小社交圈子里。二十多个军官和家属住在马尼拉郊外的山坡上查理是这里唯一的单身汉。不难想象他在女人圈子里的反响了。这些女人家里都有菲律宾佣人，所以无所事事。那么最好的消遣就是说媒，查理是他们唯一的男主顾。
“在这个社交圈子里，有几个将军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有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在朝鲜战场被打死了，正好还是我们那个团的。还有一个女佣，与朝鲜战场上一个中尉订了婚。他们这些女人忙着给我牵线。在这个圈子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中意的人。其中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女律师，很吸引人。后来他们说，在空军基地有一个将军的女儿，是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女儿，他们让我与她交往。”
查理正被许许多多媒人纠缠的时候，1952年1月，他去参加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婚礼——他碰到了芭芭拉。
其实，查理早就认识芭芭拉的父亲，一位西点军校的老毕业生。而查理每次去参加酒会总要遇到芭芭拉的母亲，而她总要向查理夸奖她十七岁的女儿如何能干，如何会烧菜。而那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酒会天天都有，一天甚至三次。下午4点半到5点半一次，5点半到6点半一次，6点半到7点半一次餐桌上极其丰盛，海鲜堆积如山。查理尽可能逃避一些酒会，但他几乎每次都遇到芭芭拉的母亲。
“所以经过这么一段时间推销之后，我终于在一次婚礼上见到了芭芭拉同时还有比她小一岁半的妹妹。”
唐问：“这妹妹也像芭芭拉这么漂亮吗？芭芭拉可是惊世骇俗的。”
查理低着头说：“她比芭芭拉还漂亮。”
我们都笑了起来。年近八十的查理对当年面对美人的感受记忆犹新，毫不隐讳。
唐说：“你是个诚实的家伙。”
查理说：“但这妹妹是个进监狱的诱饵（美国法律规定不能与年纪小于十六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即使她本人愿意也算犯罪）。我想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我告诉你，这个妹妹后来成了一个悍妇。她善良，友好，但是十分固执己见。更可气的是，她到现在还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她那时真吸引人。”
查理对芭芭拉的求婚马上得到了她父亲的认可。虽然两家不是一个教派的。查理这个西点军校上尉的牌子是冲破任何阻碍和分歧的利器。查理说：“她父亲有个条件就是要到她十八岁才能结婚。所以刚过她11月4日生日我们就在11月8日结婚了。我想，与丈母娘家住这么近没有好处，‘脐带’一定要剪掉。所以婚后不久，我就想办法调回美国了。”
查理在几十年里，调动了多次。同时，芭芭拉给她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足够组成一个班。
我问查理：“是不是就好像电影《音乐之声》那样？”查理会心地笑了。
一个偶然的机遇，一次汽车中的谈话，启发了查理。
“有一次我和其他三位西点军校的军官乘坐同一辆车，他们比我高几届，其中两个人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一位取得了工程硕士学位，另外一位拿到了硕士学位后，回到西点军校当体育教官。
“我那时认识到这是上帝赐予最好机会，我将取得另外一种资格，一种与杀人专业完全不同的资格。无论任何时候，市场经济都不会需要一个步兵军官，一个只懂得杀人职业的人。”
查理上了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大学，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为他今后退役做好准备。
几经调动之后，查里又被送进更高级的指挥和参谋学院深造了一年，这里主要是培养上尉和少校，师级参谋和团指挥员。
“我们研究战术，解析战例。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们的课程是后勤供给。假设的情形是，德军摧毁了法国的港口，我们的弹药给养已经运到海滩，放在浮桥上。我们的任务是当部队飞快向前推进时，怎样才能有秩序地把弹药给养送到。我们研究的最后结论是：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应该尽可能把给养从最后方送到莱茵河的最前沿，尽量避免在半途卸下来，停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当时这些人的智慧和头脑。”
驻防西柏林
指挥参谋学院的课程只有一年。随后查理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多事之秋的柏林，这是1961年。正是赫鲁晓夫发誓要埋葬西方的年月。
二战之后，四个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分别占领了德国，而首都柏林处在苏联占领区内。柏林被分为四块，由四国分别占领。战后十几年大家相安无事，表面和平相处。
查理说：“柏林是那么宁静，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生活得很舒服。比我们在欧洲其他地方驻扎好得多。部队驻在前德国陆军总部。古老的建筑，和平的环境。结果在1961年7月25日，我们早上起来都吃了一惊。一夜之间，一堵围墙矗立在那里，把东西柏林给分隔了。这马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我们把另一支战斗部队从德国调到柏林来备战。从二战结束以后，柏林人可以随便在任何一个国家占领区走动，结果苏联人用了三天的时间，单方面建立起了这堵围墙。前面还有铁丝网。架上机关枪、探照灯、壕沟和地雷，他们单方面在柏林苏联占领区边界建立了一条死亡线。只留下五六个路口。
“但是他们仍然允许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通行。但那些从东柏林到西柏林来工作的人统统不能过来了。
“俄国人这种行为使美国政府很焦虑，不知道俄国人的下一步打算是不是要禁止欧洲人去东柏林，甚至攻打西德？总之，柏林的气氛变了。美国、俄国和德国之间产生了许多对抗，但终究没有升级到大规模军事行动。后来事情渐渐平息下来，但处处布防得很严。
“二战结束以后，本来按照四国签订的规定，从西德到柏林除了建立一条高速路、一条铁路之外，还有三条航空通道专门供各国飞机飞行。后来关系恶化之后，俄国人向我们挑衅，他们派出米格喷气式战斗机飞到我们泛美航空公司的民用客机航线上巡行，看起来好像要劫持的样子，紧跟在我们飞机后面，制造紧张气氛。
“俄国这么干了一阵子，一直到美国空军向他们挑战。我们的空军制定了一个方案，他们用伞兵用的螺旋桨推进的飞机来阻止俄国飞机。这种飞机在伞兵跳伞时候可以突然减速，防止伞兵被气流截成两段。
“我们的伞兵运输机飞上天，进入这个航道，等到俄国人的喷气式飞机盯在屁股后面时，突然减速，只有俄国飞机速度的一半。一瞬间，好戏开场了。俄国飞机一架架地向左向右落荒而逃，生怕撞上了前面骤然减速的美机。
“从此俄国空军不再向我们挑衅了。
“总之，柏林的生活是悠闲的，你可以在炎热的下午去打高尔夫球，很舒服。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到1962年时，我知道我的名字已经在提拔中校的名单上了，我就自动要求从柏林调到德国的东南部，这里有大量的军队，有大量的营级中校的位置。”
查理以连长身份离开朝鲜战场之后，结婚生孩子。拿到了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在指挥参谋学院进修，又在美军柏林总部工作了一年多，这么辗转十年后，他又回到了基层。这次他自己指挥一个营。在德国奥斯堡。
在美军参谋学院深造
6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美军不断地提高军官的素质和指挥能力。查理在当了两年营长之后，1964年调回了美国，进了美军参谋学院继续深造。
“这又是一次军官们带家属驻在一起的那种悠闲的培训，但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培训的焦点是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学员们来自陆海空三军，包括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官。我们住在弗吉尼亚的一个镇子里。课程一半是社交，家属来往，还有一半是课堂讨论。整个培训气氛轻松，友好。”
很显然，以查理的智力和分析能力，他马上就被选入了更高一层的军事培训——作战学院。在这里：“我们培训目标是让我们达到美国内阁成员的水平学会怎么与国务院政府高官以及外交官们打交道。作战学院的培养对象是将军级别的高级军官。让你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战略问题。他们把我送到了位于阿拉巴马州的空军作战学院，这是一种特殊的光荣，因为陆军一般不送自己的军官去其他军种的军官学校。
“我们全家住在一座老式的南方大住宅里，学院里的课程安排得十分‘绅士化’：早晨两个小时课程的讲授人可能是国务卿或者一个大使，或者刚从海外回来的上将，都是一连串的‘明星’。”
唐插嘴说：“这些都是有知识的人，不像现在国防部长那么无知。”
查理大笑着说：“对了。我实在想不起来他们中间有什么人会令人看轻或者让人对他的智商提出问题。课后，我们分散到组里，这些演讲者还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不仅认真咀嚼消化他们的演讲，而且讨论前一天发给我们的阅读材料。我们不断地研究那些比你当时级别要高一层次的问题。我们中间有很少几个人专门研究武器和裁军问题。
“总之，学院里压力不大。就像大学里教授们休假一样。只是在这里，因为大家都住得很远，学员之间的社交并不多。”
我问：“当时越南战争已经开始了，你们讨论越南战争吗？”
查理说：“当然，早在参谋学院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北部湾事件了。那就是美国军队真正向越南派遣大部队的开端。”
唐说：“约翰逊总统捏造了北部湾事件向国会撒谎，利用北部湾事件作为向越南大量派兵的借口。但这方面查理你比我了解得多。”
查理说：“我不敢肯定是约翰逊总统撒的谎，但肯定有人撒谎了。我想我们可以拿今天关于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与当年越南北部湾事件相比较。最高层的官僚机构中，有人可能无辜地或者恶毒地单方面地解释了一些现象或事实。可能是有人就现象做出了错误的结论，说北部湾事件对越南是一个很大威胁。结果我们就以此大量派兵去越南。
“当然，约翰逊的臭名声也挡不住别人骂他撒谎，就像唐这样的人现在在骂他一样。但是我是一个谨慎的人，不会轻易便下这种结论的人。
“那时候我们讨论了大量的越南战争问题。从1964年到1968年之间，我们打了许多艰难困苦的战役。到1968年春季攻势之后，形势转坏了。”
供职五角大楼
查理经过层层军事教育培训，从尉校级到将领级的培训。到1966年，他以出类拔萃的才华，调到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陆军总部，在陆军部长手下任财政参谋。
美国国防部长从来就不是军人担任，在他手下的海陆空三军的部长也不是军人。美国开国开始就强调民主，强调政府指挥军队。所以美国军人是受文职的政府官员管辖的。美军的四星上将是受文官的国防部长管辖的。美军的高层结构是：文职的国防部部长手下有三个海、陆、空军部长。在这些文职的部长之下，是美军海、陆、空军的四星上将们。
查理作为陆军部长的财政参谋，处于一个高级幕僚的位置。陆军各级部队送到国防部长那里的文件、行动计划、建议都要经过查理的审查，然后上报文职的陆军部长手里。
查理说：“我当时的工作好极了，身居高位而显赫。”
实际上，查理中校的工作是夹在陆军部长和陆军四星上将的总长之间。
他说：“有一次我在工作中无意被官僚主义测试了一下我的诚信程度。那是一个报告，送到我的桌子上。那时陆军总长签字的报告：第一，那是一个陆军总长手下参谋们起草的一个拙劣的计划；第二，陆军总长没有认真地看就批准了。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大概是有关培训计划的。我作为一个陆军军官，处于一个极其矛盾的地位。我是按照正确的方法，建议陆军部长不批准这个计划呢，还是不说什么送上去。前者我要得罪陆军总长，后者忠实支持陆军总长但造成我工作的失误。
“我记得很清楚，计划做得很糟糕，大概是有关培训的，申请经费不多。我考虑了很久。”
唐说：“很清楚，这是一个有关是非的职业操守问题。”
查理说：“是呀，我最后面对了这个问题，否定了这个计划。结果陆军部长支持了我，我的上司支持了我。而陆军总长这一边根本没有听到他们抱怨大概他们看到我的反对理由之后，也会说自己为什么没早点想到。
“总之，我这样干了几年，然后到越南去了。芭芭拉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家等我。”
越南战场上的美军旅长
在一次聊天中，为了争取上校谈谈他对一直缄口不言的越南战争的看法郑凯梅以一个美国士兵的姿态开玩笑地说道：“报告长官！请允许我采访您关于越战的情况。”查理犹豫了好一阵才回答说：“好吧！”
第二天早饭后，查理的妻子芭芭拉清理了饭桌。郑凯梅和唐架好了摄像机查理拿来了一张折叠的军用地图铺在桌上说：“这是我在越南战场上随身携带的军用地图。”
他用铅笔敲击着这张三十多年前在越南战争的热带雨林中当旅长时用过的地图说：“你看，这是湄公河，从它的入海口这里流入南中国海。当然，你知道它发源于中国。它在越南境内分成几个分支，形成了一片著名的‘湄公河三角洲’。在三角洲的北面，是南越政府所在地西贡（现在称胡志明市）。越南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热带和亚热带雨林气候的多山丘陵地带，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而湄公河三角洲这一带却截然不同，有许多茂密的热带丛林，真的像迷宫一般。这一带南越的政府军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控制过，只是美军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岘港的海军基地，才使这里稍微地平静一点。
“我是1969年1月到达越南的。那时正是‘春节攻势’之前。我被任命为第二十五步兵旅旅长，驻防于西贡之北的西宁（Tay Ninh），位于西贡西北部一百一十英里。从西贡到西宁的道路要经过一个叫做‘鹅油下’的地方，这是越南共产党经常出没的地方。我的第二十五旅总部设在古芝，而我的大部分时间则住在西宁。”
查理指着地图说：“这里是南越和柬埔寨的边境线。柬埔寨当时是西哈努克亲王当政时期，尽管他的本意一直抵制北越游击队进入他的国家，用做进攻我们的跳板。但是，由于这条边境线的存在，我们是不准进入柬埔寨的。所以，我们驻在西宁的整个第二十五旅；而北越的第九师在柬埔寨边境那一边。他们可以在某天的一个下午离开他们的根据地，穿过丛林，晚上袭击南越军队和驻越美军，然后，第二天这条新闻就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们则只能坐等挨打，因为我们不能越过国境。
“当我到达越南的时候，我的上司是沃特·科文（Walter T.Kirwin）。他当时指挥第九旅、第二十五旅，还有第一空骑师。他坚持每天视察所有的部队，从不间断。而且，从来不带一大群军官，不像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那些指挥官，巡查时带上八个将军，还打着星条旗，无比夸张。
“当我向科文将军报到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敌人从柬埔寨那边打过来，你要不惜一切竭尽全力地打击他们，追击他们。’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
“众所周知，在这一年前，1968年的春节，北越共产党违反了交战双方签订的春节停火协议，使南越政府军和美军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尴尬境地。当时南越军队十分放松警惕，许多士兵回家过春节去了。而在春节那天，北越发动了全面的全国性的大进攻。全国各地一片战火纷飞，他们甚至从丛林穿插到西贡郊区来。整个越南上上下下都给震动了。
“这次春节攻势中，人人都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后来，我们反攻回去，使得北越军队遭受很大的损失，把他们赶回到丛林中，安静了近一年吧。1968年8月，我陪同陆军总长视察了越南，大约是‘春节攻势’的六个月之后，我们巡视了在湄公河三角洲的第九旅，西贡旁边的第一旅，整个形势还是比较平静的。六个月之后，我被调到越南，指挥第二十五旅。大概是1969年1月20日左右，我把所有的营团都调配好了（查理指挥三个步兵营、一个装甲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布防好了，所有的情报系统都处于严密监视的状态。我们绝不会再轻易相信敌人的话，绝不会再让敌人偷袭我们了。
“在当时，美军情报系统用电子装置来监控敌人的能力是绝对保密的。但这些年来，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有不少的出版物和媒体公开的谈论美军的情报能力。在马里兰州的密斯关堡国家安全局办公大楼，他们能够截获和确定几乎全世界任何一个电波，确认是谁发送的，是不是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人发出的等等。他们的确不错，但在60至70年代，他们是最优秀的。所以，越南的这场战争是和其他任何战争截然不同的。
“西方军队里有句老话：‘找到敌人，瞄准敌人，打击敌人。’这句话用在越南战场上十分恰当，但瞄准敌人却像手里捧着水一样困难。这里既不像在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两军对垒，战线分明；也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军队各个部分可以肩并肩地形成一条防线，敌人不能从你的侧面绕到后面去袭击你。但在越南战场上，从来就没有成形的战线。
“在我的驻地西宁，我们围绕着过去法国人在越南留下的几座营房，几座二层楼的法国式建筑，建成了一个飞机跑道，修建了南越政府军的基地，还有我们美军的基地等。基本上都是用沥青油毡做顶棚的简易建筑。我们的后勤基地也在里面，我的下属的几个营也都分散在这一带，各自建立他们的基地和火力网。当你需要保卫一个基地的时候，你必须在它的周围建立三到四个火力点几个在基地的火炮射程之内的火力点。这些火炮的炮弹不是触地爆炸的。二战之后，火控兵器制造专家改进了炮弹，在弹头中加入一种英文简写‘AT’的装置里面有一个传感器，在炮弹距离地面一定高度的时候传感器触发炸药，炮弹在目标上空爆炸，杀伤力巨大。
“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在哪里建立一个火力点的时候，我们的工兵连就出发带上推土机，在丛林中推出一个大的圆圈，围上铁丝网，把火炮架在中间，地堡建在四周。这样这个营的火力点就建成了。他们可以有一个晚上安全休息的地方，并且离他们白天巡逻的区域很近。
“我们在西宁一带建立了不少这样的火力基地和火力点，有一个离柬埔寨边境很近。这些步兵白天出去巡逻侦查，寻找敌人，不让敌人接近城市。几乎是每天，这些部队都与敌人有接火。
“我来到越南不久，1969年的春节到了，就是1968年‘春节攻势’一周年的时候，北约军队有一次发起了进攻。这回，就不是什么袭击了，我们有了准备而且他们的力量也比以前弱多了。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在古芝的指挥官又给了我三个营的兵力，加上我原来的三个营，还有一个属于第一旅的一个营驻在密执林橡胶园那里，共七个营由我指挥。春节那天，敌人向我们这个地区全面进攻，到处都是战场，有些就在西宁市的中心，有的往南一点，但我们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把他们打得很惨，没有占领多少土地，就龟缩到柬埔寨的避难所去了。
“那天在古芝镇，敌人摸过了地雷密布的铁丝网封锁区域，那里停放着我们十二架秦克诺直升机。他们在第一次进攻时炸坏了不少直升机。这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在越南的总指挥官奎顿·阿伯姆说：‘我们可以再买新的直升机，我们还有很多直升机。这和我们损失了很多士兵不一样。’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在我们附近的密执林橡胶园那里，打得很激烈。敌人几乎占领了主要基地。我的第二十五旅的所有基地，只有西宁基地没有被敌人攻破。我在那里，主要是我们有八千到九千人的兵力。我们知道这里会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因为这里离柬埔寨的边境很近。我们增加了兵力，加固了防守。敌人最终不得不退回丛林中。
“1969年‘春季攻势’过去几个月之后，为了引诱敌人，大量的消耗敌人，我设计了一个圈套。我在西宁的西北，你看这地图（他手指地图），这里有一条通往柬埔寨的小路，我用手指一量，就在我们‘法国关堡基地’火炮射程范围之内。我们判定这条带有小溪的峡谷就是北越军队经常走的路。小溪的两边没有山岭，这肯定是北越军队从避难所出来的路线。如果我们在越南境内的小溪边建立一个营地，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巨大威胁，认为是对他们的侵犯。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拔钉子’的机会。如果他们一拥而上，占领了这个营地的话，那等于在他们的顶戴上加了一根翎毛。
“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另外，这个地方是C战区所属，是我们的空骑兵一师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直升机比步兵师的多五倍。他们经常在这一带飞来飞去，北越的游击队最安全的地带便是藏在浓密的丛林里。除了这一切的巡逻监视、红外线监视之外，我们还有精确的化学监测仪器的监测，我们叫‘嗅觉飞机’。我们的飞机可以无声无息地飞过一片丛林，如果丛林有五百以上的人藏在里面，他们的排泄物和人的味道就可以被我们‘闻到’。我们的‘嗅觉飞机’可以闻到他们做米饭的竹筒味道（越南人喜欢吃竹筒煮饭）这里肯定与丛林的味道不同。总之，北越游击队躲在柬埔寨的丛林里是安全的只有当南越这边有进攻目标时，他们才会跑出来。所以，我们给他们制造一个进攻目标。
“那一天，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搭好了围墙，建立了地堡，运进了弹药地堡用枕木支持加固，拉好电话线和电力线，当夜幕降临时，一个基地形成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在这天晚上23点，敌人对这个基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用迫击炮和火箭筒向我们打来。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坐上直升机飞到战场的上空。空军的火力也已经事先做了准备。那时，我们在DC—3运输机的机身边上凿了几个射击孔，架上机关枪。这些飞机盘旋在战场上空，倾泻20毫米和50毫米口径的机枪子弹。地面的火炮标尺是事前预测过的。这样我们轻而易举地在天亮之前把敌人打退了。他们退回到了丛林里。
“第二天，我们派人从基地出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再数一数堆在铁丝网前的尸体数字，把他们拉走。这些游击队对人的生命并不珍惜。他们的战术是：让前面的人在铁丝网上趴下，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尸体往前冲。那一晚上，敌人死了有二百多人吧。我记不得准确的数字了。但我们没有一个人伤亡。
“俄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首先使用了火箭弹，你们大概听说过喀秋莎之类的火箭炮。这些武器看上去像炮弹，但在它的尾部有一个火箭发动机推动它。越南共产党人把它们改造得十分适于野战需要。他们用竹子做一个支架（查理用手比划着说）。把火箭弹靠在上边发射，不是很准确，但也差不多。我们在西宁和古芝的两个大基地，经常受到迫击炮和火箭弹的攻击。这里我们有很多直升机，所以敌人经常可以炸中几架，弄得我们飞不起来。”
郑凯梅问：“你这设计好的诱饵，让他们来上钩了？”
查理点点头说：“对了，另外在这里，”他指指地图上离西宁南边的一个地方说：“我们建立了一个诱饵基地叫‘天使的翅膀’。敌人像狗熊见了蜂蜜一样一建好之后就上来向我们进攻。在这里我们搞了两次战斗。我们总是先上直升机把木制的瞭望塔吊进来，把雷达架在瞭望塔上。雷达可以探测到丛林边缘的任何移动，我们可以很早地了解到敌人的动静。在瞭望塔上的哨兵往往觉得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着。但实际上，信不信由你，在敌人进攻时，我们在瞭望塔上的哨兵从来没有伤亡过。当敌人进攻时，晚上的视线并不好，敌人只是向一个大致的方向开枪，大致以地面平行的角度开枪。这就是自动枪的原理。我不清楚真正的命中率是多少，但是我知道，大约每十发自动枪子弹有九发是打在空中的。
“敌人每次总是以迫击炮开始进攻，把我们战士的头压得抬不起来。一个躲避炮弹的人在守卫战中没有什么作用。另外，我们的战士处在沙袋和地堡的保护之下，即使枪林弹雨也没有多大的危险。”
郑凯梅问：“这整个计划是你做的吗？”
查理说：“怎么说呢？军队里有一群参谋人员，就像公司有一群助手一样。领导只要拿主意，这些助手就会干具体的工作。我这个上校手下有四名参谋，一个是人事组织参谋，一个是情报参谋，一个是作战训练参谋，另一个是后勤参谋。我还有一个参谋长，他负责这些部门之间的配合协同。
“我在研究这次行动的可行性时，主要是与我的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商量。这两人配合得非常密切，像手套和手掌一样紧密。在我行动之前，我向师部的将军汇报，他非常感兴趣。这次行动，后勤参谋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他要派挖掘机和推土机在丛林中推出一块地方，挖战壕和地堡。然后用飞机把木材、瞭望塔、弹药等等都及时运进去。推土机是一种小型的工程机械，是用飞机吊装过去的。
“我在西宁，像所有的上校一样，在那里驻防了六个月。主要是我们军队的政策，尽可能让所有的军官都取得在第一线作战的经验。所以8月份，把我调到了边和（Bien Hoa）一个叫‘两野’的集团军总部。集团军是由三星上将指挥。我被任命为三星将军的助手，负责物资和武器调配，比如直升机和其他资源的分配，给将军当参谋官。我出主意，他批准。
“总的来说，在越南，我们在军事上是胜利了。但在国内，我们在政治上失败了。从根本上说，全国的各个大学校园里，人人都反战。对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这些示威抗议的人都是高尚的？但我相信，而且永远相信是由于强制性征兵引起的。人们，男人或女人，并不想被拉入军队，去参加一场认为与己无关的战争。这种观念，从年轻的男人传到女人，那些自称高尚的女人，比如说简·方达，认为我们在越南保护一方而打击另一方，是错误的他们这些人并不了解越南人，特别是那些南越政府中相信罗马天主教来自北方的人。
“总之，1970年3月，吉普车把我送到了飞机场，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在等着我，把我送回了加州，离开了越南。
“我一共去了越南五次。第一次是陪同陆军总参谋长，那时我在五角大楼工作，那一次只巡视了各个总部，第九旅和第一师总部。第二次是在我从1969年1月到1970年3月驻越南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又到巴黎参加和平谈判在这期间，我每年回越南一次，到每个师部去，了解当时的战况和形势，更新我的观念。我先后回去了三次。”
郑凯梅问：“查理不懂法文，和平谈判这么重要的工作怎么会派你去呢？
查理回答很简单：“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有过越南战场实际战斗经验的军官去做和谈代表。将军们高高在上，他们并不了解下面步兵艰苦生活的细节。”
查理以冷静的头脑，说话滴水不漏的风范，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作战经验在那么众多的参战军官中脱颖而出，他肯定是出类拔萃的参加和平谈判的最佳人选。
巴黎和谈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战斗。从1968年春天开始，就是北越“春季攻势”之后，约翰逊政府与北越政府开始在巴黎进行秘密会谈。谈谈停停，双方都没有诚意。到1970年5月，查理来到巴黎时，他说：“谈判开始阶段双方总是为一些小事争个没完。例如怎么摆放桌子啦，议程啦，拖延又拖延。
“每星期双方只会面一次，在法国人给我们设置的十分漂亮的金色大厅里开会，什么实质性内容也没谈成。有时，会谈往往中止一个月左右，在有些关键时刻，北越人就回河内去，美国人回到华盛顿去。这阶段，除互相谴责和吹毛求疵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到1968年11月约翰逊总统下台。那么美方的两位高级代表也跟着离了职他们取得了唯一成绩就是双方谈妥了一件事，就是用圆形桌子谈判。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派来代表仍是一无所获。
“我在那两年多里，与对方从来没有过一句实质性的谈话。我与他们最近距离的接触是坐在巨大的桌子面前，遥远地看着他们，从来没有与他们交谈过。
“我的上级一个又一个地轮换，总是不断地向华盛顿抱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谈下去，纯粹是浪费时间。
“在我离开的前一个月，我们的将军回去了。结果我成了级别最高的军事代表。作为上校，成了谈判桌上的美方最高军事代表。
“我离开后的几个月，形势有了发展。双方同意真正地坐下来谈判。那么他们开始了分组谈判。美军的军事顾问和越南的军事顾问分在一组。再加上双方的政府官员。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肯让我们军方单独与越南军方谈判，他们的政府官员也不放心。但双方终于在1972年的秋天开始了实质性谈判。但忽然间，1972年圣诞节美军轰炸了河内，打断了谈判。
“凡是研究过苏联与西方谈判策略的人，研究过毛泽东的板门店谈判的还有世界上其他谈判案例的人，加上苏联学者的研究报告，都指出他们的策略是首先同意一些条件，把对方的胃口吊起来，他们知道对方由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急于停火，然后又反悔，迫使对方让步。争取对他们有利的条件。在巴黎谈判中又是如此。”
郑凯梅问：“这是不是美军轰炸河内的原因？”
查理说：“1972年美国的总统是尼克松，众所周知他的丑闻了（水门事件）。这家伙是又臭又硬，而他的顾问是冷血的基辛格。我在巴黎那两年多，基辛格经常定期来视察。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人在一起制定了计划，他们等了一年，一直到1972年12月河内反悔了双方签订的合约，他们开始轰炸河内。河内当时认为我们已经撤走了很多军队，我们已经夹着尾巴回家了，不能再重新返回越南了。
“我们并没有与北越协定正式的和平，我们答复的是签订正式的撤军合约，包括他们保证不向西贡发动战争。我们开始一点点地撤军，到1973年底，我们基本上全部撤出了。当时我在欧洲，每天都阅读当天的报纸。”
郑凯梅又问：“美军撤走了，那么南越的军队呢？”
他说：“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当北越军队开过来的时候，他们抵挡了一下就被席卷而去了。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西贡，他们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对待波兰军官处以极刑，而是把他们关起来，放在丛林中的集中营。我们从西贡大使馆的屋顶上用直升机撤走了很多支持我们的南越官员。
“自从离开越南后我就没有回头想那里的事情了。我认识的人很多大概都死了。现在美国人到越南旅游去，但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越南去旧地重游。我很羞愧没有去研究越南的佛教，在西宁有一个佛教的庙宇很漂亮而且没有遭受战火的破坏，我们与越共经常在它的周围发生战斗，但从没有毁坏过它。这是我唯一想回去看看的地方。”
美国职业军官的出路
唐说：“当你听到去越南的命令时，一定很吃惊吧？”
查理说：“没有，我自愿要求去的。”
唐问：“你去越南的时候已经是上校了吗？”
查理说：“是的，我刚到五角大楼工作的时候是中校。”
查理有这么一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工作，在五角大楼里，每天穿着笔挺的军装在整洁的办公室与国防部长和陆军总长、将军们打交道。但他却自愿要求去肮脏危险、酷暑难耐的热带丛林，我不由地糊涂了：“你自愿要求去越南是不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你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
查理说：“如果我不主动要求指挥一支部队的话，我就打算退出现役。我推迟了退役去了越南战场，我在五角大楼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被提升为上校之前退役了。他们在平民社会里扶摇直上，有一位成了波士顿银行的副行长，另一个在广播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咱们看看：一个职业军人一生的经济状况。如果你的职业军人生涯一帆风顺的话，军队保证你服役三十年后，你退休可以拿到百分之七十的工资。比如说，我最终在1975年退休，我的退休金是一年三万美元。当时全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比这个工资高。当然今天看来三万美元不多，但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时一个月的工资是两百一十三美元，还没有包括住房和伙食补贴。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收入角度来看，最佳的是职业军人在服役二十年后，在四十三岁时，拿着一半工资退伍，开始自己的第二事业。
“所以如果我不去越南，我就退役了。”
我说：“我明白了。”
他说：“这么说吧，百分之九十的上校到越南都是自愿的。年轻军官许多也是。因为这是被提升的捷径之一。
“我们军队里有一些人雄心勃勃，比如说他们志愿到伊拉克去。有一些人去越南就是为了在他们的履历里面加上‘有战斗经验’这样的字眼。”
我说：“在我采访的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老兵中，很多人抱怨部队里的指挥官经常更换，军官们来来往往。他们在自己的简历上加上一笔战斗经历就走了。这样对鼓舞士气不好吧？”
查理严肃地说：“听着，你作为作家一定要非常谨慎写这些。”
唐也说：“你要尽可能不做任何道德公理判断地把事实写出来。”
查理继续说：“就这个问题而言，那些义务兵服役的人员意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美国军方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军官取得更多的实战指挥经验。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种流动的制度下，那些不称职的糟粕军官会淘汰掉。在军队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曾经有一个上司，他原来是国防部的财政总管，后来又到铁路总局作财务总管。我退役以后他雇佣了我。他说过一句话：‘你了解的魔鬼，比你不了解的魔鬼要好。’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和哲理。
“比如说我刚到五角大楼时，我的上司，陆军部长的财政主管，是一个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一个成绩优秀的怪癖人。他其实是一个头号傻瓜。我看过他的简历，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跳来跳去的。大多数情况下，哈佛的校友雇佣他是因为他是哈佛的MBA。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个哈佛毕业生，他上任的时候从哈佛带来了一名商学院的教授作国防部的财政副主管。这个教授本身是个白痴，一个出身贵族的毫无常识的人。是这个教授把我的这个傻瓜上司安排到陆军部财务主管这么一个位置上来的。
老年查理夫妇和表弟唐（右）留影。
“当时，陆军部长是个著名律师，参加过二战，是个好人。当时的陆军副部长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这两个人最终也看透了这个傻瓜，想用什么办法让他走人？
“他俩最终想出一个主意，不炒他的鱿鱼（这大概是哈佛俱乐部的规矩）他俩对他说：‘嘿，这届总统（约翰逊）快到期了，我们知道你想离开，所以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安排别人来顶替你了。’
“这家伙并没有说他不想走，那么他开始在全国寻找工作。我是他的助手我每天在他的办公室出出进进。我每天总比他早到达一个小时，他坐着豪华轿车来上班。他找一大张会计用的坐标纸，把他看中的工作的价值作了一个评估树形图进行分析，什么住房、工资（有的工资在60年代就是年薪九万美金还有就是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为主线，圈定在美国东部纽约、波士顿一带。最后写了满满一大张纸。他后来选定了波士顿银行。当他来到波士顿银行不到一年，人家也发现上当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追寻他的踪迹。当我后来来到铁路总局时，我参加了美国财务总管协会，我发现会员名单也有他，他当时大概又换过五六个工作了。哈佛俱乐部也不会让他抹黑，总是给他换工作。
“最终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傻瓜，但没人肯对他说：‘你行不行呀？老兄？’
“有意思的是，代替他的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学文科的，没有学过一点财政经济学的学者。但他是罗得奖金（美国大学毕业生最高奖金）获得者。他大学毕业时拿了一个文科文凭，第一个工作在华尔街卖债券，一个纽约州长竞选人看中了他，竞选成功之后任命他做了纽约市的财政总管。”
唐说：“简直和菲斯杰拉的小说一样，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无奇不有！”
查理说：“就是。我在他的手下工作，真的十分愉快。每天早上，他在黄色的大笔记本上写下今天要做的事情。第二天，他把前一天的那一页纸撕掉，又重新开始一页。他的案头总是干干净净的。头脑清晰，思路开阔，井然有序。”
查理于1975年退役。退役后在美国铁路总局任财务总监。2011年2月在弗吉尼亚自己的牧场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