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有所”
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
四个“有所”联成一串儿。
兼爱是个理想。在还有善恶正邪的差别的时代，不能不“偏爱”那些善的正的。同时就得恶那些恶的邪的。若不恶那些恶的邪的，就是并没有爱那些善的正的。若是一边儿恶得不强烈，也就是另一边儿爱得不深切。爱了恶了，只是意向方面的事儿，若不发而为行为，与没有这些个意向并无两样。所以要有所为。为，就是把爱的意向恶的意向发而为种种行为，在种种行为上表现出来。行为方面干得愈积极愈有劲儿，就是爱的意向愈深切，恶的意向愈强烈，而且，这才不枉有了这些个意向，是真正有了这些个意向。同时，凡是与这些个意向违反的事儿自然不愿干，不屑干。当前是些所爱的人，却去欺侮他们，给他们吃些苦头，肯吗？明明是件所恶的勾当，却昧良违心的干去，肯吗？这就是有所不为。
所以说四个“有所”联成一串儿。
行为决定于意向，意向，就是爱与恶，要求其得当，先得辨别善恶正邪，没有错失。怎么才能没有错失呢？就人来说，无论善恶正邪，大家喜欢自居于善的正的一边。譬如当今时代，革命算是善的正的事情了，不像前清末年那样算是反叛，要杀头，就谁都喜欢自居于革命的一边。跟大家不大合意的时候，不免想骂几句，就说人家不革命，或者反革命。这当儿，到底谁革命，谁不革命，不是好像很难辨别吗？这不过好像很难而已，实际上并不难。所谓革命，无非要摧毁那些束缚人压迫人的制度，箝制那些欺侮人剥削人的人，使大家得以在自由平等的新天地中做人，过日子。这个说法假如没有错儿，那么，无论是谁，他口头嚷着革命没有用，他到底革不革命还得看他的行为下判断。如果他干的是摧毁箝制一方面的事儿，同时对于建设自由平等的新天地尽一份力，他就是革命的。如果他袖起手来，既不干摧毁箝制这方面的事儿，也不在建设那方面尽什么力，他就是不革命的。如果他非但不摧毁，还要拥护那些束缚人压迫人的制度，非但不箝制，还要亲自当个欺侮人剥削人的人，他就是反革命的。这不是很容易辨别吗？以上就辨别人的善恶正邪而言。对于一切事物，也如此。
我们是人，辨别一切事物的善恶正邪，与辨别人的善恶正邪一样，也以人为根据。肠子里帮助消化的细菌是好的，病菌是不好的。足以发电的瀑布激流是好的，洪水险滩是不好的。帮助他人成功立业是好的，帮助他人为非作歹是不好的。说一句算一句是好的，信口开河，说谎欺人是不好的。诸如此类，无非就对于人的利害而言。
我们人又必须合群，离开了群就无所谓人生。所以利害不能单就个人看，要就许多许多人合成的群看，欺人、说谎、贪赃、枉法、囤积、高利贷、仗势霸占，把人当牛马，专制，独裁，诸如此类，对于干这些事儿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或少或多，或小或大，总之是有害的。因此之故，这些事儿都是不好的，应该归到恶的邪的一边儿去。交通发达，世界各地的距离越来越近，各地人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时候，群的范围不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世界的人就是一个大群。就对于大群的利害看，毫无疑义，侵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应该归到恶的邪的一边儿去，即使由日本人或德国人说起来，也应该把它归到恶的邪的一边儿去。自然，这不过举例而言。
有利于群，是好的，有害于群，是不好的，这个话虽嫌平凡而且抽象，却极扼要。据以辨别一切事物的善恶正邪，也就虽不中不远矣。
辨别既明，意向，就是爱与恶，自不致不得其当。意向得其当，发而为行为，自不致有多大错儿。
于是，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若不恶那些恶的邪的，就是并没有爱那些善的正的”，为什么？
（二）“若不发而为行为，与没有这些个意向并无两样”，为什么？
（三）有利于群，有害于群，作为辨别善恶正邪的标准。这个说法你能够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