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悲观在流行

悲观是一种心理防御习惯，这种习惯会带来多方面的恶果，包括情绪抑郁、退缩、较低的成就感，甚至不健康的身体。一个悲观的国家难以把握21世纪提供的机会，对外会被更乐观的国家抢去经济优势，对内会因缺乏主动而无法实现正义。

我曾是卢胜湖道奇棒球队的接球手，天分不高，十分崇拜丹尼和泰德。丹尼是垒手，泰德则是教练的儿子，担任左外野手。他们都是天生的运动员，可以打出快速球（我从来就做不到这种眼手合作的奇迹），并且滑垒姿势优美。对一个成功击打率只有11%的10岁男孩来说，他们代表的是美、夏天及健康。每晚入睡前，我脑中最后一个影像总是丹尼冲刺跑垒，或是泰德把一个只能上一垒的安打变成可以偷跑上二垒的滑垒的情景。

北纽约州8月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摇醒，他说：“丹尼得了小儿麻痹症。”一个星期之后，泰德也被传染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与其他小孩隔离。儿童棒球赛被取消，赛季也被终止了。当我再次看到丹尼时，他投球的手臂已经萎缩，右腿也不能动了。我也再没有见过泰德，因为他于当年的初秋就去世了。

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54年的夏天，索尔克疫苗上市了。所有的小孩都打了预防针，小棒球队也开始继续比赛，卢胜湖道奇队第一场就输给了汉得利巨人队。那种被关在屋里的恐惧感已不复存在，社区生活也重新开始了。这种流行病已经结束，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我认识的人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消息。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是我儿时最崇拜的偶像，一直到我成为心理学家，他都是我的楷模。求知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本身，而是为治疗服务。为儿童的体内注射极少量的小儿麻痹症菌体，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更有力地抵抗外来的细菌，索尔克成功地将纯科学的免疫学应用于我们那个时代最严重的传染病。

30年后，在1984年，我终于与索尔克见面了，这次会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心理学家与免疫学家展开激烈争论的一次会面，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一个新兴的科学学科——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简称PNI）。我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受邀参加，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我开创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个研究领域。

发现“习得性无助”

1964年，当我刚刚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博士时，我胸怀卢胜湖时期的雄心壮志，而这种关怀社会的心态被认为过分天真而落伍。我当时是想要了解人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我选择了实验心理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因为我相信实验是找出心理折磨根源的最佳方法，即在实验室情境下研究并发现治疗与预防的方法。我选择在学习理论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L.Solomon）负责的动物实验室工作。我用动物做实验对象，用人做这种实验是不道德的。

我刚到实验室时，动物们都不听话，实验室里一团糟，所罗门的研究生们正试图找出恐惧是如何强化适应行为的。他们先让狗学会一种经验，也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Pavlovian conditioning，即将信号与电击相匹配）。之后他们又将狗放进一个实验箱中，如果狗跑到箱子的另一边就关掉电击。让研究生们十分发愁的是，这些狗并不通过跑到箱子的另一边来逃避电击。它们只是消极地坐在通电的地板上，动也不动。这个实验最终只好停止，因为没有出现实验者预期的行为，即逃避电击。

对我来说，动物被动的行为并没使我愁眉紧锁，反而成为我后来研究的现象，这就是人类面对许多无法控制的事件时的反应：经常试都不试就放弃了。如果心理学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人类无助感的治疗（甚至预防）就有可能了。

接下来的5年中，我的同事史蒂夫·梅尔（Steve Maier）和布鲁斯·奥维米尔（Bruce Overmier）与我一同致力于研究无助感形成的原因、治疗与预防。我们发现狗的症状并非由电击引起，而是因为对事件无能为力而致。我们发现可以通过教导动物知晓它们行为的影响来治疗无助感，并且可以提供通过早期已习得的各种经验来预防无助感。

习得性无助的发现引起了一阵轰动，学习心理学家为此十分不悦，这些行为主义者认为动物（包括人类）都是刺激—反应的机器，不可能学习抽象意义，而习得性无助则必须学习“我所做的事都没有效果”这一抽象意义。这种抽象过于认知化以致刺激—反应学习理论无法被接受。临床心理学家却对此十分感兴趣，因为习得性无助与抑郁看起来十分相近。在实验室里，无助的动物和人呈现出同样的被动、缓慢、悲伤、无食欲、失去气愤的能力，看起来与抑郁的病人完全相同。所以，我提议习得性无助是抑郁的一种模式，我们在实验室中发现的减少无助感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治疗现实的抑郁症。

20世纪70年代，在测验抑郁的习得性无助感模式时，我们发现某些人（比如悲观者）更容易向无助感屈服。同时，这些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性也较高。另一方面，乐观者会抵抗无助感，并且在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无法逃避的噪音时也不会放弃。就是这项计划——鉴别出易放弃及易患抑郁症的特定风险性的人，增强他们的力量并使他们可以抵御无助感——使我日夜思考，直到我遇到索尔克为止。

美国的学术界会议一向都是十分友好、彼此称赞恭维的，但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却不是很客气。双方为自己的见解激烈争吵，因为这决定着谁可以得到大批的研究经费。摆在桌上的是一份最有钱的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MacArthur Foundation）的资助计划，多数心理学家都赞成这种见解：人们在压力之下更容易得癌症，无助的动物有不良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肿瘤细胞的生长，这似乎说明了情绪问题会加重生理疾病。这种说法其实早就被牧师、病人以及一些医生采用，但是它从未经过实验的证明。事实上，只有从实验中才能将这种现象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治疗方法。

“当然，”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探讨情绪如何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而导致疾病，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出心理上的治疗方法来增强免疫系统。”

“我们还无法确认从某一方面的免疫可以带来另一方面的免疫的假设，更不用说影响免疫系统或癌症，”免疫学家反驳说，“想要从心理压力方面一路追踪到免疫系统，然后再到癌症，也许只会浪费无数的金钱，麦克阿瑟基金应该花在别处。”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猜出所谓别处是何处。

心理可以免疫吗

索尔克是个瘦削、沉默的人，似乎置身于纷争之外，当辩论过于火爆时，他会温和地鼓励双方寻找共同之处。可是共同之处一再地转变成战场。当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免疫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时，索尔克仍然不受影响地鼓励“生物学诗人”的重要性。他想维持和平的努力基本没有达到任何效果。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与会的免疫学家似乎不将索尔克放在眼里。

第二天索尔克邀我聊天，问到我的研究工作以及研究目标时，我向他讲述了习得性无助，并且告诉他悲观会如何降低人们抵抗抑郁的能力。我还告诉他悲观甚至会降低对生理疾病的抵抗力。凑巧，那天正是索尔克疫苗成功使用30周年的纪念日。“你就是我所说的生物学诗人，”他笑得很开心地说，“如果今天我还是个年轻的科学家，我仍然会走免疫学之路，但不是在儿童的身上种疫苗，我会应用你的方法，对他们的心理进行免疫。我要看看这些心理上免疫的儿童是否能更有力地抗拒精神以及生理方面的疾病。”

“心理免疫”这个名词不停地在我脑中徘徊。在我的早期实验中，我们曾尝试过做心理免疫，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首先，我们控制动物对电击的反应，以此来教会它们“掌控”电击。只有在动物主动做出反应时，电击才会被取消。在动物尚未有任何无法逃避电击的经验之前，让它们先学会控制电击。无论是在早期或成年期得到“掌控”经验，这些“免疫”过的动物都不会向无助屈服，即使后来遇到不可逃避的电击，它们也不会变得被动。因为想到索尔克疫苗，我们称此现象为“免疫”，这就是我从未兑现的一张远期支票。我感到这张支票终于可以兑现了。掌控的经验或是心理上的乐观，能使儿童远离精神疾病及生理疾病吗？

现在正流行一种与小儿麻痹症类似的流行病，而且患者每年都在增加，这就是抑郁症。抑郁症的病例已经比20世纪50年代增加了10倍以上。一个人患了抑郁症，他会觉得很抑郁，这并非病人唯一的损失，抑郁症还会严重损害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或学习能力，甚至危害他的身体健康。从更大范围来说，抑郁症的流行还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如果索尔克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心理学家就可以通过心理免疫来对抗这种流行疾病了。

悲观正在流行

我们不仅希望孩子有健康的身体，还希望他们的生活充满友谊、爱情及高尚的行为。我们希望孩子热爱学习，并且勇于面对挑战。我们希望孩子对他们从父母那儿得到的东西心存感恩，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荣。我们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拥有对未来的信心，喜欢创新，并且具有正义感以及相应的行为。我们希望孩子在面对成长所带来的挫折与失败时不屈不挠，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称职的父亲或母亲。我们最终的希望就是他们的生活品质会比我们的好，并兼具我们所有的优点，而不再有我们的缺点。

以上这些期望应该都可以达到。父母可以教导孩子们自信、主动、热心、和善与自豪。多数美国孩子生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因此，假设我们是好父母，假设当今的世界对儿童有利，那么我们有理由预期孩子们的生活会在各方面都超越我们。

但是有一项很严重的障碍威胁了我们的期望，它侵蚀孩子们活动与乐观的天性，这就是悲观。悲观的定义就是，在遭受挫折时滞留在任何最具毁灭性的原因中不能自拔。目前悲观已经快速成为孩子们对世界的一种典型看法。作为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孩子们对世界的悲观认识的盛行。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教导你如何抚养孩子，使他们享受乐观的人生。

为什么你希望你的孩子乐观呢？你也许会想，乐观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可以脱去的精神戏服而已。从本质上说，悲观是一种心理防御方式，这种方式会产生巨大的毁灭性后果，包括情绪抑郁、退缩、较低的成就感，甚至不健康的身体。生活的自然改变也无法使悲观动摇，反而在每一次挫折之后，悲观会变得更加坚固，并且很快成为生活的写照。美国正处于悲观的流行病潮流中，这一潮流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抑郁症的袭来。

当索尔克提到“心理免疫”时，我的思想就开始转向流行在青少年中的抑郁症。我知道新近发现的认知及行为上的解决方法，可以有效地减轻成年人的抑郁及悲观。那么以同样的方法教育健康的儿童，就可以让他们以后成功地抵御抑郁吗？这种免疫方法是否可以控制抑郁的流行呢？

如果将成年人克服抑郁的方法教给健康儿童，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在学业、工作及运动上获得更好的成绩呢？是否会减少这些儿童身体的疾病呢？所有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不停地在我脑中翻腾。

本书的目的在于教导父母、老师及整个教育系统如何教会儿童习得乐观。我会把过去30年内对乐观及无助所做的研究，以及悲观的来源及其潜在的后果告诉你们；我会解释如何判断你的孩子是否出现风险的信号，以及如何将他的悲观转变成乐观，将无助转变成自主。

这本书与其他育儿及自我提升书籍不同的是，它不仅叙述理论与实验，还有一些关于育儿问题的重要建议，例如母乳与牛乳、限制与自由、托儿所与全职母亲陪伴、不参加学校的教育（在家由父母教）、男女性激素、离婚的影响、性虐待所导致的不幸后果以及兄弟姐妹间的敌对情绪等。一些自称专家的人，早已轻率地向大众发表了以上这些方面的意见。更糟的是，许多父母抓着他们的这些建议，基于脆弱的证明、原理和临床的假设，来改变自己抚养孩子的方式。

当儿童教育的资料缺乏时，这种未经检验的建议很容易被采纳，幸好，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过去10年，大规模的谨慎研究已经改变了父母的一些育儿观念。本书提出的建议、计划、有关乐观及自主的原理以及测验，都是根据30年来对千百个成人及儿童所做的仔细研究而得出。如果我的建议仅是猜测或根据本人临床或家庭经验而来（我有5个孩子），那么我会加以注明。

本书针对所有父母，从最富有到最贫穷；也针对所有儿童，从摇篮期到青春期。我还有更大胆的想法，如果不能改变美国的悲观，那么我们的自由、财富以及权利都毫无用处。一个悲观的国家难以把握21世纪所提供的机会，对外会被较乐观的国家抢去经济优势，对内会因缺乏主动而无法实现正义，而我们的孩子终将深陷消极与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