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明型国家：特征

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也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指的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很大程度上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独特的政治。这其中的每一特征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400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由“百国之合”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在中华文明的整合过程中，“民族的融合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黄河流域的居民形成了华夏族，与四方的夷狄蛮戎集团不断融合，到秦代时已达到6000万人口而成为汉族”。[1]

相比之下，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其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那种高度的文化同质性（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那种凝聚力。印度曾经出现过自己古老的文明，但后来中断了。印度哈拉帕地区发掘出来的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哈拉帕文明是古代印度的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衰落后，由印度西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在印度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但印度历史上动乱不断，最长的统一时期是19世纪开始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语也成了印度的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总人口的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不能算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最大的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而且有相当的生活质量。以2015年的指标为例，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2]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8岁，中美的差别已不是很大，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如上海是83岁，北京是82岁，均高于纽约的79岁。2015年，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在校大学生数量为2600万，大学毕业生近700万，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人数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的总和。

正因如此，中国崛起所产生的超大与超强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受过教育的巨大人口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制造业、电子商务、国内外旅游、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流业、城镇化、高速铁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今天的中外企业家几乎都意识到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可能就是世界第一。

中国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仅用2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向网络大国的跨越。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7.1亿，网民规模全球第一；网站总数达454万余个，域名总数超过3698万个，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3]世界十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据4席；全球最大的4G网络在中国建成，“华为”主推的极化码也投入到了5G网络标准开发中。

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一旦改变自己，往往就能产生改变世界的效应，甚至引领世界的发展，引领有关标准和规则的改变。比方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也是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建筑设计业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中国网民数量第一，互联网产业，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迅速达到世界最大规模。2016年“双十一”阿里巴巴平台单日交易记录是1207亿元，超过印度2015年全年的网上交易额。正是在这种实力的基础上，中国从2014年开始每年都隆重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呼吁“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种规模效应带来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世界上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由“百国之合”而形成的。学者钱穆比较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松散组成的（也有人称“城邦国家”），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20来万，小于中国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3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与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规模相当，西汉当时的疆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六七千万。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民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为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才开始重新迎来曙光。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寻求统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可追溯到秦汉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统一之后就一脉相承下来，各个朝代甚至民间都广泛地认同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俄罗斯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亲西方势力主导的所谓“民主化”，俄罗斯还会不断地解体下去。印度是人口大国，但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疆土内的整合程度也远不及中国，许多反叛运动还没有平息，种姓制度也阻碍了人口流动和社会活力。

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回旋余地大得多。一位新加坡学者曾这样说过，新加坡现在虽然比较发达，但新加坡总是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场大的危机，比方说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使整个新加坡毁于一旦。智利是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年的一场大地震，其GDP迅速下跌，国民经济两年内都未恢复到原有水平，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地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辽阔的疆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学者张文木认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面，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中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印度的发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国的发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欧洲部分。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处于对称型碎化状态，各国版图及其国力与中国形成绝对不对称状态。亚洲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中国聚合的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4]

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中国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可以实现西气东送、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势配置。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兴板块，但仍然留在中国，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推动的沿边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把中国的边境省份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特别是欧亚铁路走廊（如渝新欧铁路、连云港至欧洲的铁路等）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交通大动脉。

中国已经与东盟建立了“10＋1”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中、日、韩之间的经济整合，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中国还设立了一大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切使中国迅速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世界自由贸易发展的最大引擎。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缺少地缘优势的经济大国难以比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各级地方政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县际竞争与合作等特点，都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些特征有关。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成果和建树。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难以达到的。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环境复杂等原因，使中国人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如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就突出“民为邦本”、“礼法合治”、“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居安思危”等理念。其实，远在尧舜禹的先民社会，中国许多独特的治国理政的传统就开始形成，如治理者受命于天、领袖率先垂范、组织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最高领导权力接班过程中的“禅让”等。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开创了治理超大型国家制度安排的先河。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背后也离不开中国传统中崇尚平等等重要基因。学者寒竹认为：（1）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土地私有化就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但这也导致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所以历史上统治者也经常采取“常平仓”来维系粮价稳定，保证基本公平）；（2）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了政治生活，使贵族政治传统退出了历史舞台；（3）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4）均分家产的析产继承制（非长子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能够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这四个因素使得平等精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中国古代的这种平等精神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但却给后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5]

中国许多源远流长的传统资源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匪浅。例如，“与时俱进”观念，源于数千年前《周易》中的“与时偕行”；“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里的“太和”概念；先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被用来引导改革开放；“船到桥头自然直”展现的是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那种闯劲：船在河里航行可能不稳，因为有暗流，但到了桥头附近，水流一般会起变化，船就容易直行穿过桥洞了。这些都是数千年文明智慧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哲学传承。

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唯有中国延续至今，主要原因看来就是文化。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一直拥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文化核心”。[6]学者陈来认为，中国历史上逐步地“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长江文化为主体，联结周围区域文化的格局。……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的文明为核心，核心与周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他认为，“商代的文明已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了。[7]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包括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佛教最初在印度产生，但由于受到印度教的制约，佛教在印度没有发展的空间，最终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与儒家、道家逐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干，以佛教、道教为两翼，三教互补，各得其所，大道并行不悖的宗教文化格局。这对于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宗教冲突和对抗仍有启发意义。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有56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30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寻常。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而是使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通；中国历史、掌故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分。与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意象和资源，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广告、视频、Flash，到各种手机功能、表情包、动漫、VR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国产影片的票房收入也明显地超过了进口片。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这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大的观众群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国都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八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量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合”“文明级”的，一个只是国别“文化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二三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唯有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

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乃至绝境：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只能邯郸学步，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人民生活在动荡与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兼容，并正在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移动互联网之所以在中国普及的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字的简洁，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汉字所载的信息量数倍于欧洲语言。汉语一字一音的特点也使汉语的语音输入比英语方便得多。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儿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如今，这些冲突还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中国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样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暴力犯罪猖獗，经济发展毫无起色。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向上。

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百年过程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可以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国好，家才好；国糟，家也糟，“国”和“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30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过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导致中国许多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引发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老”在上，“子”在下）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象的。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丝毫也不落伍。

中国人的孝敬文化和家国情怀，对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一种超越。它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比西方更加温馨，它使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比西方社会更有活力和凝聚力，它在过去数十年中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它使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具备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巨大能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的对抗性政治模式。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任何其他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是“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和竞争力。

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奋发前行的社会力量，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和中产阶层；我们将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社会。中国社会变革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中国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可能超过西方人两三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是最充满活力和变革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中国社会总体积极向上，这与西方社会总体下行的状况完全不同。

独特的经济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结合，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学”与“民本经济学”的结合。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它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纷纷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百姓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完整表述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于1994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强调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排斥市场经济。苏联模式对中国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亦开始显现，特别是管理手段僵化、经济缺乏活力、消费品短缺等。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告别了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新路。

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变来看，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而一个注重民生，并且有能力改善民生的政府，一定需要有较强的宏观治理能力。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光讲“民本经济”，不讲“现代市场经济”，就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并力求把它和中国传统的“民本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还不能说两者已经结合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两者的结合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和多数人财富大幅增长的奇迹。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的“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融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已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相连。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和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混合经济”制度无疑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超越。

总体上看，我们的“混合经济”模式既发挥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又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整个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来避免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路。

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都必须处理好民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富裕的朝代都与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合”，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就会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政治混乱，军阀争斗，府院纷争，国家分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的教训。许多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过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心向背”的治国理念和“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经济衰退，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淖，世界多地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都护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象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内地已经和香港、澳门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象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力。同在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各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创造的协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选拔＋选举”模式、比较强势而中性的有为政府模式、“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理念、“民意”与“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话语也将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张正义，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将从中国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我们要指出：弱者要努力变成强者，但强者不能因为自己强就欺辱别人，强者没有这个权利。

总之，我们学习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至今仍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单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得多。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传承不断的事物，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有其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智力源泉。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合”。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合”，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注释：

[1]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页。

[2]国务院新闻办2016年12月1日发布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

[3]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4]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上）》，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期。

[5]寒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24期。

[6]景枫、武占江、武建敏、张振国：《中国治理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7]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