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的奢侈品定义

从经济学角度，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就是对这一“非必需品”思想最为精炼的诠释。他研究了贵族的生活，认为奢侈消费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就是奢侈消费的倡导者。《消费经济学大辞典》提出奢侈品是指同收入相比，其需求按更大比例增加的那部分消费品。奢侈品涵盖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一定时期的奢侈品可能成为以后的生活必需品。基于以上理论，相对于必需品，一般的经济教材通常把奢侈品定义为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的商品，如果需求的增长幅度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该商品就是“非必需品”，其恩格尔曲线呈下凹形；同时，其是“价值/品质比最高”“无形价值/有形价值比也最高”的商品。著名的经济学家Kemp（1998）通过对变量及数椐的研究分析，得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结论。他认为影响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价格弹性，即与必需品相比，价格变化对奢侈品需求量的影响更大。

从社会学的角度，早在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就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有闲阶级“以消费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而“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荣誉，就必须从事奢侈的、非必要的事物的消费，要博取好名声，就不能免于浪费”。凡勃伦进一步论述了“低价无好货”的原因，并通过对美术因素的探讨，指出“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根据凡勃伦的观点，奢侈品更多的是和炫耀、浪费及高价联系在一起。桑巴特认为奢侈具有量和质的内涵，量的奢侈是指对物品的挥霍，质的奢侈就是指使用优质物品。他区分了公共奢侈和私人奢侈，公共奢侈是指在公共物品上的铺张浪费，而私人奢侈则是利己的。桑巴特基于前人的研究，进一步强调指出，“必要开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必需”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路德维希·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也指出，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则包括两方面内容：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质量方面的含义集中体现了奢侈品的含义。他认为奢侈品包括了衣服、家具、珠宝等。桑巴特重点研究奢侈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的定义描述显得比较简单。

由于消费者个体收入以及偏好的差异，对奢侈品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消费者不能脱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一社会阶段的奢侈品成为下一社会阶段的必需品是一种趋势。到了现代，奢侈品的内涵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尤其人类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对传统豪富阶层的奢侈型消费品进行了大量的批判性反思。1968年对奢侈品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之前奢侈品的具体内容一直是提供给最富裕阶层的特殊商品，在这之后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级不断地发展与积累，奢侈品的需求渐渐地形成一种转向一般消费大众的趋势。这一趋势在西方被称为“奢侈民主化”过程。1968年的左派学生运动是这一过程的起点，从此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奢侈品的象征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沃夫冈·拉茨勒进一步在《奢侈带来富足》一书中提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最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是将有形的产品材料与精神价值、产品形象和品牌融为一体的整体的情境性效用”。按照拉茨勒的观点，奢侈品和奢侈已经是同一概念了，因为他所定义的奢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指由那些无形的因素，如文化、社会、心理等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

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学者们才彻底跳出“非必需品”思想的约束，回到奢侈品研究的起点，即在奢侈品的象征意义上寻找能够表达其内涵的要素。Kapferer（1997）将奢侈品定义为：奢侈品代表的是美好的事物，是应用于功能性产品的艺术，就像光可以带来光明一样。它们提供的不仅仅是纯粹的物品，它们是品位的代名词。Beruste（1999）指出，基本上所有关于奢侈品定义的起点都是浪费，同时也指出奢侈品已经超越它本身的基本信息功能，并能提供优越感。他的观点实际上与Kapferer的看法是类似的。Nueno和Quelch（1998）则将奢侈品定义为功能性价值占价格比值偏低的产品，也是有形价值相对于无形价值的比值比较低的产品。可见，此时对奢侈品的认识从相对于必需品的使用价值（有形价值）向表现生活方式选择的象征意义（无形价值）的过渡开始形成。

Vickers和Remand（2003）通过对与奢侈品相关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象征性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奢侈品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是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Nyeck（2004）认为奢侈品的定义涉及生活方式或存在的方式，涉及愉悦和欲望。同时，麦肯锡（Mckinsey）和安永（Emst&Young）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将奢侈品定义为“定价高于大众消费品”的商品，能够带给消费者高雅和精致的生活方式，注重品味和质量，并且主要面向高端和中高端市场的产品。

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使奢侈品消费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金砖五国（BRICS）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奢侈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奢侈品消费趋势的反思和对奢侈品本质的探索逐渐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对奢侈品内涵的认识也在新兴市场的发展中逐步加深。朱明侠和周云（2008）在《奢侈品的广义定义及其研究框架》一文中提出：奢侈品是指消费者对某件特定商品预期会给自己带来的体验价值远远高于该商品具有的使用价值的一类特殊商品。此文论证了这类商品的主要功能不是实现使用价值的转移，而是满足体验及心理需求，并且因消费者个体差异大，所以能够实现的价值也因消费者感知不同而差异悬殊。这一定义符合当代奢侈民主化的要求，并保留了西方学者对其象征意义的传统认识，使用全新的体验价值概念，最大限度地涵盖了奢侈品的内涵与本质，引起了国内外奢侈品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从历史学的角度，1994年，Berry在其著作《奢侈的概念》中说明了奢侈品与人们的基本生活内容即衣、食、住、行等相关，与需要的欲望关系密切。Berry将奢侈品视为政治学的基本主题，历经了从古典、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变迁，其内涵和外延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Berry着重探讨了不同学派和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对奢侈品的不同处理，其中，尤其讨论了对奢侈“去道德化”的问题，解读了柏拉图、古罗马哲人、基督教早期以及现代思想家马克思、斯密、康德和休谟等人对奢侈概念的探讨。从而揭示了奢侈与必需的区分，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认同的变化。中国学者李建湖、紫石（2010）提出中国的早期奢侈品相随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文明，以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的形式而产生于上古乃至于远古时期。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早期奢侈品的时间划分。主要节选了从中国社会上古时代的中晚期，到中古时代的秦汉时期，或者说从五帝期间到西汉末年。节选该段时期作为中国早期奢侈品的形成和发展年代，是因为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等级社会制度的形成时期以及由分封制社会向郡县制社会转换的完成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资源的组织化、权力化以及由等级制度而必然产生的阶级特权，使少数人拥有和消费奢侈品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这是因为，早期奢侈品正是当时权力与身份表现的最佳载体，适应了早期社会权贵身份和等级特权等思想观念的现实要求。这一时期，奢侈品的最主要特点是“奢侈品的生产大多具有非商品化特点，消费的主体为以宗法、礼制等级制度规范下的权力贵族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权贵阶层，并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综上所述，奢侈品是一种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种高雅和精致的生活方式，并且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非生活必需品”）。它能够满足人们的功能性、体验性和象征性消费需求，是面向高端市场的非生活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