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选择理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

人的行为一直是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之一。在各种宏观理论体系和微观的行为环境中，个人是如何开始其行为的，其过程又是受到哪些具体因素影响的，行为本身是否一直持续着理性的判断标准，等等，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作为理解个人选择行为的重要视角，理性选择理论本身的发展展现了对个人选择行为意义理解的逐步深入。

理性选择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是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比较适合研究个人的选择行为的。但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确立理性选择的原则开始，利益最大化就是其根本的行为准则。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从对个人行为进行分析之初，就是经济学的产物。亚当·斯密认为人在进行选择行为的时候，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通过理性的计算和分析，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作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交易选择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理性的选择模式并不适用，因为人们所处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信息以及交易状况并不是能够被人们完全把握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理解计算能力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个人的选择行为过程中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上所设计的完全理性化，因而人的选择行为也就可能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质。

西蒙在认识到完全理性选择的偏差之后，在更接近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原则和满意原则。西蒙指出：“广义来说，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将经济人的全局理性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行为。”西蒙承认经济人的理性认知和理性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并且在外在环境中所接受到的有限信息中进行的并不是依据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最优选择，而仅仅是满意选择。可以说，西蒙通过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对完全理性进行了限制，并使其在理解个人选择行为时更贴近现实生活。

从完全理性选择到有限理性选择，从以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最优选择到以个人感受为基础的满意选择，理性选择理论对个人选择行为的理解变得更加符合行为实际。但是，这种变化中理性选择理论本质性的内容没有变化，即前提还是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只不过是受到部分限制而已。人类的行为究竟本质上是否是理性的，从诺斯的人类行为模型到帕累托的“非逻辑行为”以及韦伯的社会行动分类，我们可以发现，理性选择行为仅仅是其中的少部分而已。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以及传统行动是一种刻意的理想型划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行动是相互融合，理性因素不会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选择行为是比理性选择更加复杂的过程。承认个人行为，尤其是选择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是理性选择理论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研究人的行为时，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个人方法论，而且涉及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本质。对此，李培林认为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第一个就是来自经济学本身。因为即使是在纯粹经济学的研究中，在复杂的经济学模型中，当对人们的选择行为进行解释的时候，无论自变量考虑的多么周全，总是难以获得完美的解释，因为总是有一个残差存在。这就表明，即使是在便于计算和测量的经济学领域，由于人们的选择行为涉及个人的诸多主观特性，并且人们的行为也总是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实际的选择结果偏离理性选择计算的预测。第二个挑战是新经济学的“嵌入理论”。这个理论把经济行为彻底地放进了社会关系当中来研究，否认了纯经济性的行为；并且，经济行为在受制于正式经济制度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限制。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求职等选择行为的发生是受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的（Grannovetter, 1982; Burt, 1992; Bian, 1997）。第三个挑战是“主体间性”，即对选择行为的研究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研究同样作为主体的人，因此，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经验客观性要受到主体主观性的影响，从而使得理性选择理论的客观性难以彻底实现。

理性选择理论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正是其在研究个人选择行为时的缺陷所在。因此，理性选择理论无论作出怎样的修改和自我限制，已经难以遮掩地表现出了对个人选择行为研究的局限性。个人选择行为作为一种选择的过程，作为一种主体人的行为，本身已经超越了理性选择理论最初的经济学范畴，需要更多更加符合现实情境的学术解释。

从最初对个人选择行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化程式表达，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对个人选择行为心理感性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发现在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时，尤其是当我们把行为看做是一种选择过程的时候，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判断标准一直在起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学意义的解释以及心理学视角的理解已经开始发挥更大的理论功能，对个人的选择行为作出了更符合现实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在涉及社会价值、道德规范、制度、组织背景、偏好、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时候，人的选择行为就不可能脱离生存生活的实际情境而依赖于纯粹的理性选择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