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把握和调整，去现实地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的看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坚持从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立场出发，以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强调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基本原则出发，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从而超越了以往历史上任何形式的自然观，实现了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的理解。当今，面对人口膨胀、资源紧张、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全球困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努力追求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自然观问题的重新提出
——“美丽的香格里拉”
“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希尔顿（Hilton, 1900—1954年）发表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正是这部小说，使得“香格里拉”从此响彻了全世界。在小说的描写中，神秘的香格里拉雪山环抱、风清月朗，世居于此的人们以“任沧海横流、我只取一瓢饮”的“适度”哲学为“万世法”，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过着充实而富有活力的生活。
《消失的地平线》发表后，旋即获得霍桑登文学奖。1944年，好莱坞投资250万美元将小说搬上银幕，电影的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更是传遍了全球。《不列颠文学词典》称，该书最大的功绩，是为英语世界创造了一个能够表达“世外桃源”的词汇，这就是“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当然是小说的隐喻。但由于作者希尔顿在小说中说“香格里拉”就在中国云南的藏区，因此，后世的人们便不免按此索骥，结果真的在中国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发现了现实的“香格里拉”。
早在《后汉书》的记载中，“雪山为城，江河为池”就是迪庆高原在地理上的千古形象。今天，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可以明显地看到，位于金沙江湾以北的迪庆州以其首府中甸（其意为“牦牛草原”，现已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形：江河从这个倒金字塔形的中间穿过，梅里雪山、哈巴雪山、白茫雪山和巴拉根宗雪山则是分处其中的一座座美妙绝伦的冰雪金字塔，辉煌安详、庄严肃穆，与江河日月同辉；中甸草原、纳帕海草原、迪吉草原，仿佛雪山谷地鲜花碧草织就的地毯，这巨大的地毯又被奶子河、纳赤河分成莲花状，人走在这个美丽的地毯上，顿时有步步生莲之感。
这个被称为桃源仙境的地方，不仅仅有“风清月朗，连天芳昔，满缀黄花”的美景。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是全国平均数的6倍，几乎达到90%，如此的生态数据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但更为人们所称道的，却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民独特的自然观念和生活方式：崇拜自然、敬畏自然，勤俭朴实、不尚虚华，对大自然没有过多的非分之想。正是由于这种代代相传相续的自然观念和生活方式，才让香格里拉人为现代文明保存了一方净土。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小说家之所以要虚构一个“香格里拉”，无疑是要表达一种对于世界和平的无尽渴望。然而今天，当世界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香格里拉时，“这美丽的香格里拉”所承载的，显然又多了另一份情怀，那就是对一个能够远离现代文明洪流冲刷的世外桃源的深深期盼。然而，远行的人们驾驶着大车小车欢快地驶向杜鹃花盛开的牧场草甸，当形形色色的摄影家们扛着各式各样的“长枪短炮”醉心于明净如画的雪山圣湖时，我们可曾想到：这川流不息地涌向香格里拉的人潮车流，到底会给它带去什么样的命运？
无独有偶，就在希尔顿发表《消失的地平线》以后将近三十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Carson, 1907—1964年）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又一个小镇的故事。然而，在卡逊的描绘中，这个小镇却有着和香格里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命运：
这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它坐落在一派繁荣的农场中央，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树成林，这里的一切生物都同其周围的环境相处得非常和谐，也正因为如此，从前的小镇是美丽的：春天，繁花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夏天和秋天，橡树、枫树和白桦树透过松林的屏风散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无数的小鸟飞来，洁净清凉的小溪从山谷中流出，灌溉着生活着鲑鱼的绿茵池塘。
小镇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直到有一天，第一批居民们来到这里修建房舍、挖井筑仓，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开始笼罩了这个地区，不祥的征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纷纷病倒和死亡，农夫们诉说着他们多病的家庭，医生们则为病人中出现的怪病感到困惑不解。
于是很快，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园中觅食的鸟儿不见了，曾经荡漾着鸽子、乌鸦和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声浪的早晨，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曾经是多么吸引人的小路的两旁，现在排列着的仿佛是火灾浩劫后的焦黄枯萎的植物；甚至小溪也失去了往日的生命和喧闹，因为所有的鱼也已经死亡，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地。小镇已经被生命所抛弃，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寂静的春天，无声无息。
如同希尔顿所描写的“香格里拉”一样，卡逊的小镇也是一种虚构。然而，正如她在书中所指出的：这样的小镇以及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人们很容易就能在生活中，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它现实的版本；小镇的故事虽然只是一个假设，却是“明天的寓言”。她在书中更是大胆预言：“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五十多年过去了，就在“美丽的香格里拉”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人间天堂的同时，卡逊的预言却不幸成为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一方面，开足马力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让人们在和自然打交道时具备了无比强大的信心和能力。然而，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盛况空前的“发展竞赛”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分配模式的全球扩张，不仅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也使得增长第一、科技万能和征服自然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从而把整个世界推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之中。
如果简单地进行形式上的分类，可以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人类自身生产的过度、物质资料生产的过度以及这两种生产的严重失调。
——人类自身生产的过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显然不存在今天人们所担忧的“人口爆炸”问题。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不过12.41亿，大体上只相当于今天我国人口的总数，而且，当时地球上的土地也才不过开垦了1/3。因此，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大自然可供人类自身生产的余地还大得很。然而，截止到2011年年底，全球人口总数已经突破70亿。而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分析，如果人口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增长，世界人口大约于21世纪中期超过90亿，并且将在21世纪末超过100亿。如何既满足上百亿人口的需要，又同时维护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平衡，成为了21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物质资料生产的过度。人的生产总是与物的生产相联系的，但遗憾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的过度更是甚于人的生产。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期，在世界人口翻一番的同时，全球矿物资源的消耗量增长了9倍。进入20世纪后，截止到70年代，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多，而全世界矿产资源在同期的年消耗量却增长了11.5倍。过度的物质生产，毫无节制地掠夺开发自然资源，必然导致地球有限的资源储量急剧下降。据统计，世界主要矿种目前已探明的储量，比较丰富的是铁，约1000亿吨，其余几种分别是：钴为48亿吨、铝为11.7亿吨、锰为8亿吨、铬为7.75亿吨、铜为3.08亿吨、锌为1.23亿吨、铅为0.91亿吨。如果按照目前的开采量不变计算，可采年限最长的为铬，能够维持420年，最短的为锌，只能维持23年；如果按照目前消耗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铬只能维持95年，锌只能维持18年。
——上述两种生产的失调。所谓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失调，其实际后果和表现，就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的自然环境问题，而这又可以区分为两大类问题：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目前，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即森林覆盖面积急剧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生物物种减少；环境污染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水域污染。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污染本身也是某种生态问题，但是，作为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不良作用的最集中体现，环境污染独特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则在于，它无孔不入、不断扩散，从而更加扩大了生态危机的规模。尤其是近年来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就是由于矿物的过度燃烧导致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从而导致的一种全球层面上的综合性生态环境问题。
显然，置身于21世纪的时空坐标中，无论人们能够述说多少对于“香格里拉”的渴望和珍视，也无论人们能够表达多少对于“寂静的春天”的恐惧和忧虑，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人类的认识能力能够从宏观上到达数十亿光年之遥、从微观上深探至量子尺度，当人类的实践能力能够更多地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谋求更大福利的时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反而进入了一个人与自然关系极度恶化的世界！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建设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但是，面对如此的历史境遇和时代危机，人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作用也是同样巨大的，而且这种人为的破坏作用在危及整个自然界的同时，也最终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科学家乃至普通人认识到：人们必须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活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人们必须从自然观的高度对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做出深刻反思。
1992年，来自69个国家的1700位科学家——这其中包括了仍然健在的19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99位科学家——联名发出了一份警告：“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
2009年，在联合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近1700名英国科学家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长期的科学观察证据显示，全球气候确确实实正在变暖，而且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发的；这些科学证据非常全面和有说服力，是全世界范围内数千名科学家通过数十年秉持专业道德、进行艰苦和严谨的研究得来的。
面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脚步依旧大步向前的态势，任何的“警告”和“声明”，或许都将难以获得完全令人满意的回应和成果。
这是因为，在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是更为严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恶化的现实。换句话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本质和根源，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只要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恶化状态不能够得到扭转，只要支配和维持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其之下发展出来的一整套资源配置法则和国际游戏规则不能够得到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就难以迎来春天的曙光。
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曾经不无愤慨地指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我们的星球；气候变化哪里是什么“气候”的变化，而是有史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一次“最大的市场失灵”。
然而，也恰恰是面对这样的人类境遇和历史关头，我们将再一次发现和领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独特贡献和历史价值。
正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不仅为人们深刻地阐明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也为人们指明了改变目前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状态的历史方向和路径。
因此，只要人类还要继续生存发展，只要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值得人类珍视的永恒的核心价值，那么，通过不断地回到自然观层面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形态与当代面貌，尤其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系统阐发，当今世界必将获得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合理路径。而这样的一种对自然观的重新回归，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深入领略，将既不是小说家无奈的述说，也不是科学家们抽象的阐述，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二、自然观的历史演变
——泰勒斯与“万物的起源是水”
茫茫宇宙、耿耿星河，在大约47亿年前，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诞生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距今大约30亿年前，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终于形成了适合生命起源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并最终在大约200万—300万年前，生成了从古猿进化而来的高等生物——人类。
“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作为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自觉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物种。自人类出现以来，虽然人的生存发展一刻也不能离开大自然，然而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增强，自然的演化和发展也从此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正是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历史的过程中，自然观作为人们对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的、理论的观念形态得以萌发、生成、充实和发展。
小亚细亚地中海边的米利都，是一座与雅典隔海相望的港口城市，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由于地处弥安德河入海口的有利位置，早在克里特文明时期，这里就建立了老米利都城。因此，米利都素有历史文化的积累，体现了爱琴文明向早期伊奥尼亚文明转变的连续性。公元7世纪时，由于与巴比伦和埃及等地的贸易往来频繁，米利都的经济远超希腊本土，成为了当时海洋贸易和各地思想的汇聚之地。
城市的开放和富有，不仅让米利都人拥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开拓了人们观察自然的眼界和思考深度。加上在当时的宗教生活中弱势的祭司无法约束、控制人的思想，关于自然本原和万物起源的讨论逐渐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登台亮相，他通过提出“万物的起源是水”这一著名论断，开启了人类自然观迈向哲学舞台的历史。
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也是希腊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与著名的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前638—前559年）等人一起并称为“雅典七贤”。他通晓数学、天文学和工程学，还有从政与经商的才干，也曾游历埃及，并在旅途中想出了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方法：当阳光照出的一个人的身影与他本人的身高一致时，就可以借助测量金字塔的影子而知道金字塔的高度。
古希腊人推崇英雄人物的历史编撰传统，不免会把一些传说加在泰勒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身上。然而，他所提出“万物的起源是水”这一论断，却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量。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人们在日常经验中能够触及的具体的物质形态，来说明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起源。在泰勒斯看来，由于任何有生命的物体都需要水才能生存，而液体的水能够转变为气体和固体的现象又可以说明大部分的具体事物，如此一来，说水是万物的始源不是很有道理吗？！
对于万物本质和起源的如此推论和解释，后世的人们认为，泰勒斯太独断了，他没有经过充分的思考，就为“万物的起源”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然而，无论泰勒斯对万物本质和起源的猜测以及对事物构成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通过提出“世界的本质和起源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把人们关于自然的思维从神话转向了哲学，而且推动了人们从日常经验所及的自然现象本身去探求万物的本质和根源。在泰勒斯之前，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起源的思考从来没有摆脱过神话的支配；但是现在，终于有人宣称，水是万物的起源。因此，正是从泰勒斯开始，人类自然观的演进正式进入了哲学的舞台。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诞生以前，人类自然观的发展脉络大体上经历了古希腊的有机论自然观、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近代的机械论自然观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这样几个主要时期。
——古希腊有机论自然观。出于对大自然中万物蓬勃的生机而生发出来的直觉，同时也由于对充满活力和理智的个体的人的外推，古希腊人的自然观体现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
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渗透着心灵特性的、有理智的、有着统一的本原的有机体，认为自然万物都由这一“本原”生长而来，都是有机体，皆在生长、皆有灵魂，这既是古代希腊人“自然”观念的原型和要义，也代表了古希腊自然观最基本的特点。按照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哲学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 1889—1943年）的说法，早在泰勒斯那里，古希腊人就已经具有了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观念：“据我们得到的泰勒斯自己言论的残篇证实，泰勒斯把世界（地球加天体，也就是晚期希腊思想家称之为 ‘宇宙’而米利都学派称之为 ‘世界’的东西）当成被 ‘赋予了灵魂’的某种东西，在其内部，一个有生命的机体或动物是更小的具有自己灵魂的有机体。”
事实上，不论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5年）、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前570—前526年）、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后来的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都始终保存了把自然或世界看作是活的有机体的观念。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事物在其自身的权利中具有生长、组织和运动的天性”是“自然”一词的真实的、根本的含义。在他看来，正因为世界是活的有机体，具有内在的生长的天性，它才能像被赋予灵魂那样具有目的，而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好比种子破土向上，重物奔向地面，植物开花吐艳，江河奔流不息，都是为了实现其目的，都是它的“自然”本性使然。
把自然界看作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是古希腊自然观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既然自然是由统一的本原形成的，而且自然万物皆有灵魂、皆在生长，那么，自然界就不仅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而且这个巨大的有机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必然要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消失的过程之中。
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就曾经形象地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在其主张火为万物本原的残篇中，赫拉克利特更是发出了一个“庄严的、精心构设的、惊动人心的宣言”: “这个有秩序的宇宙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参照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按一定尺度熄灭。”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
古希腊自然观的缺陷无疑是明显的。它所具有的“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色彩，对自然事物的探究不做细致分析而只依靠直觉和感悟，无不显示了其对自然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较为低级的状态。
然而，古希腊自然观的优越性更是明显的。这既表现在它将自然的本原归结为某一自然物质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表现在它认为自然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之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而且也表现在它所具有的朦胧的“天人一体”观念。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由于自然是人类的外推，二者浑然一体，并无类别，从而也就不存在作为被征服对象与人对立的自然界；由于自然万物都是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人们对于其间从万象更新、季节轮替到风暴雷霆、地震海啸的灾变现象就都应充满敬畏顺应之心，而不能对之滥加刀斧、肆无忌惮。面对古希腊人在自然观上的如此建树，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也不由得会从心底发出一声由衷的感慨：在人类自然观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中世纪神学自然观。“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是欧洲历史上漫长的中世纪。在这一时期，由于基督教会不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集中了强大的权力，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因此，以上帝创世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自然观，成了笼罩人类自然观领域的绝对形态。
以《圣经》中提出的上帝创世说为主要内容，在自然或宇宙的起源问题上把上帝设定为自然万物的创造者，无疑是神学自然观最突出的特征。上帝创世说最初是在《圣经》中提出的，《圣经》的首篇《创世记》，即叙述了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自然万物和人的过程。正是以上帝创世说为出发点和圭臬，不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在其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上都明确提出：上帝不仅是自然万物的创造者，而且占据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和自然打交道，但其最终目的和最高荣誉只是认识、追求和信仰上帝；自然作为上帝的创造物虽然种类万千，但只是供人享用和统治的事物，在人的生活和认识活动中没有任何地位和价值。
作为最初只是下层民众反抗罗马帝国残酷统治而产生的一个犹太教的支派，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战胜罗马帝国存在的各民族多神教，之所以能够独立于犹太教而蓬勃发展，甚至其影响远超犹太一神教而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通过对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与希腊罗马哲学及神学思想的综合，建立了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如果说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们主要还是通过迷信等欺骗手段去推广和传播上帝创世说的话，那么，基督教哲学神学体系的建立，则为神学自然观的统治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最为根本性的支持。在此过程中，被称为“西方的导师”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年）和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Aquinas，约1225—1274年），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奥古斯丁看来，自然万物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是上帝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正是上帝的自由意志，构成了自然万物产生、存在、运动、变化的最终原因。他明确提出：我们不必像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拷问事物的本性，我们也无需唯恐基督教徒不知道自然界各种元素的力量和数目，“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神）的仁慈而受造，那就够了。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
在阿奎那看来，虽然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了人和自然万物，但像奥古斯丁那样通过信仰的方式来理解上帝的存在并不可取。为此，他采取了一条通过理性即逻辑演算与概念说明来理解和确认上帝的“证明之路”。在他看来，在由“上帝—天使—人—动物—植物—山川江河”构成的等级体系中，每一等级都以趋向上一等级作为自身完美的目的，而上帝正是那个起始的原因和终极的目的；在这一等级体系中，人由于具有灵魂和理智而与自然万物区别开来，但人作为自然的守护者和鉴赏者，只是代替上帝行使监管大地的权力，其与自然打交道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去探寻自然本身的奥秘，而是要通过认识作为上帝的作品的自然，去认识上帝和追寻上帝。
与古希腊人生机勃勃的有机论自然观相比较，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不仅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荒谬性，其历史倒退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神学自然观统治欧洲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们的认识活动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关于上帝的神学思想的范围内，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也随之长期被打入冷宫。
然而，历史的车轮终归滚滚向前。进入13世纪以后，随着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的火药逐渐传入欧洲，以骑士阶层为支撑的教会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当火药作为可燃物终于能够在管子中爆炸的时候，伴随着漫长的中世纪终于走到它的夕阳黄昏，神学自然观也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从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不仅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大门，也推动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越出中世纪的信仰议题。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在极大地解放了人类心灵的同时，更是推动了人类自然观实现彻底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力学的逐渐成熟，一种以机械论为思想主线的机械论自然观逐渐形成。
机械论自然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大体上经历了萌芽、奠基和形成这样几个主要的阶段。
从文艺复兴时期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1401—1464年）和达·芬奇（Da Vinci, 1452—1519年）等人，经过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年）、开普勒（Ke—pler, 1571—1630年）直到布鲁诺（Bruno, 1548—1600年），是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自然观中虽然还存在着泛神论思想的余绪，但已经大大趋于弱化；与之相反，一种机械论的思想却初现端倪并逐渐增强，并为后来机械论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几乎所有的基本要素。比如：关注自然、研究自然的态度；自然是包容了一切的、自因的、同质的思想；自然就像机械一样可以操作、参与、实验甚至制作的观念；自然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量、世界的奥秘在于其在数学上的和谐的思想，等等。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年）对于自然所做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以及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年）的二元论思想的提出，是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奠基时期。作为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把自然看作简单有序的系统，明确倡导要把自然作为数学程序来理解的原理。为了能够在对地面物体的描述中把这种数学秩序确立起来，他在采纳古希腊原子论思想的基础上，把整个世界区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两个世界：前一个世界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数学的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后一个世界是相对的、主观的、变动的、感觉的世界，它产生于对真实世界的感受，是一个属人的世界。由于在这种区分中，人和自然不再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不可分离的部分，自然不再依赖于人，人则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旁观者被推离自然这部巨大的数学机器，这就为近代科学中自然和人的分离以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原则开辟了道路。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为了继续坚持伽利略两种性质的区分而同时又给第二性质的人及其感觉以相应的地位，它提出了著名的二元论思想，即整个世界存在两种实体：本质为广延的物质实体和本质为意识的心灵实体，物质不能有意识，而心灵没有广延，因此二者是彼此独立的。笛卡尔的这一思想策略虽然在当时就存在难以说明两种实体的关联和感觉的产生等困难，但在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牛顿力学体系的完成，标志着机械论自然观的最终确立。伽利略和笛卡尔的工作虽然奠定了机械论自然观的基础，但还不能使其真正确立起来，因为尽管他们已经在数学和力学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奠定了机械论的思想框架，但作为近代科学典范的完整的力学科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作为近代物理学尤其是经典力学的集大成者，牛顿在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不仅明晰而系统地定义了涉及物质运动的“质量”、“动量”、“惯性”、“力”、“时空”等基本概念，而且提出了力学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把天上的运动和地面的运动统一起来，构筑起严谨而壮观的经典力学体系，并最终为机械论自然观的彻底确立提供了所向披靡的前提和深入人心的力量。
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历史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从科学上看，由于立足于近代第一个严密而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机械论自然观几乎一经提出就为科学家们所接受。比如，与牛顿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惠更斯（Huygens, 1629—1695年）就说：“在真正的哲学里，所有的自然现象的原因都应该用力学术语来思考，依照我的意见，我们必须这样。”甚至到了19世纪末，著名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Boltzmann, 1844—1906年）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演讲中仍然宣告：我们的世纪是机械观的世纪。
从哲学上看，机械论自然观的伟大成就不仅给哲学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因此带动了相应的哲学工作去进一步扩展机械论的倾向。比如，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普遍把物体的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他们或者主张匀质不变的机械颗粒说，或者提出刺激—反应式的机械反映论，或者坚持力学规律支配的机械论决定论，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人是机器”的口号；而自诩为“批判哲学”的德国康德的先验哲学，虽然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但也依然是以肯定自然的数学规则性和牛顿力学的普遍必然性为出发点。
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由于奠基在牛顿力学之上，无疑具有了相当的科学性基础，而牛顿力学在其产生以后二百多年时间中对于自然现象解释的屡屡成功，更为这种机械论自然观赋予了广泛的现实有效性。然而，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方面，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相联系，它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视为绝对不变的，认为万事万物是在空间上彼此并列着，并无时间上的历史发展，即使有变化，那也只不过是物体的机械动作和它们动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由于将自然界与人的活动进行二分，由此所形成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在认识上为人类自近代工业革命兴起以来只是把自然作为征服与掠夺的对象提供了观念上的前提。
——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是在试图克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它也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体上看，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一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机械论自然观。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以他在认识论上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奠定了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康德在自然观上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他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上提出著名的星云假说，主张用生成、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自然，从而否定了宇宙神创论和牛顿关于宇宙运动起源的“神的第一次推动”，更在于他在认识上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从而克服了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将人排除在自然之外的缺陷。在他看来，自然的规律是人的经验所赋予的，是“人为自然立法”，这实际上就沟通了人与自然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为了克服近代机械自然观的缺陷，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进行了思辨性的总结。黑格尔一方面把自然界视为是绝对理念的产物，即通过人的理性能力的认识而呈现出来的绝对理念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在继承康德自然观中的辩证法因素的基础上指出，自然界是一个辩证的运动和发展着的过程，“自然必须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是得出它的另一阶段的最切近的真理”。虽然黑格尔把自然视为理念的产物的观点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恩格斯还是高度评价了他的自然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正是“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不同，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费尔巴哈看来，第一，自然界是一种直观的感性存在，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由于“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
第二，不仅自然界和人应该作为哲学的最高研究对象，而且“一切科学都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门科学在它不能找到自己的自然基础之前，只不过是一种假说”；
第三，哲学的任务是研究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哲学要以自然界为出发点，并且要立足于自然界的真理，并用这个真理去反抗和批判宗教神学；
第四，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人正是通过对象化活动并借助于自然界中的对象来表现自己的本质的。
显然，费尔巴哈把自然视为感性的、直观的客观事物，坚持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的思想，无疑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极大超越，然而，由于他对自然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而使得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又带上了浓厚的感性直观性、抽象性和机械性的色彩。
德国古典哲学中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自然观思想虽然各有缺陷，但也包含了诸多合理的因素。比如，康德提出的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相对于将人与自然隔离开来的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一大进步；费尔巴哈提出的以自然界和人作为哲学最根本的研究对象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上述两种自然观提出的关于自然的人化的思想、关于人的主体性对自然事物的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有益的启示。
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笛福与《鲁宾逊漂流记》
在西方有这样一部小说，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卢梭（Rousseau, 1712—1778年）曾建议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都应该读读它，这就是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Defoe, 1660—1731年）在59岁时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小说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
出身于商人之家的鲁宾逊，不甘于像父辈那样平庸地过一辈子，一心向往着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海外生活，于是毅然舍弃安逸舒适的生活，私自离家出海航行，去实现遨游世界的梦想。然而，航行的途中风暴将船只打翻了，鲁宾逊一个人被海浪抛到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在那里度过了28年的孤独时光。
在荒无人烟、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的小岛上，鲁宾逊孤身一人，克服了许许多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没有房子，他自己搭建；没有食物，他尝试着打猎、种谷子、驯养山羊，晒野葡萄干，他还自己摸索着做桌椅，做陶器，用围巾晒面做面包。在岛上的第24年，他还搭救了一个野人，给他取名为“星期五”。在他的教育下，“星期五”成了一个忠实的奴仆。
就这样，鲁宾逊在荒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的王国。
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伴随着小说的流传，“鲁宾逊”成了千千万万读者心目中的英雄，“鲁宾逊的小岛”也从此成了人们心目中一个与世隔绝的纯粹自然世界的象征。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一个18世纪的“鲁宾逊的故事”，只是一种“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 “鲁宾逊”和他的仆人“星期五”所生活的小岛，也不是人们“在其中生活的自然界”，它作为一种脱离了人类的社会世界而单独存在的与世隔绝的自然界，只是一个“除去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自然界”。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说“鲁宾逊的故事”只是一种“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为什么会说“鲁宾逊的小岛”不是人们“在其中生活的自然界”？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贡献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不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实现了人类自然观历史上的巨大变革，而且为人们正确把握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与方向作出了独特贡献。
从古希腊有机论自然观到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人类自然观的演进过程。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曾经对近代早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机械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机械论自然观包括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自然界是人类可以任意支配和肆意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进入19世纪以后，不论是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还是随着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而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现实，都要求人们能够突破这种旧自然观的束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顺应时代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对旧自然观的批判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利用，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旧自然观有着根本区别的新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现了人类自然观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和前提，它在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承认物质结构展现的无限性和物质形态的多样性。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肯定自然界具有物质客观性、具有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和前提性的基础上，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中介，去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性和社会历史性，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超越了一切旧自然观的历史局限，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首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人起源于自然界，孕育于自然界，是大自然分化的产物；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对自然界具有根本的依赖性；相对于人的活动而言，自然界的存在具有客观性。
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尽管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但它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属性，即物质性或客观性。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感觉和精神的独立存在物，它们虽然存在于人的意识、感觉、精神之外，却能为人们的感觉和意识所反映。近代以来，大量的科学材料表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有自己产生的客观过程，人类只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出现的。自然界既不是什么神的意志的产物，也不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自然界是客观的。正是随着具体科学的不断发展，随着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不断得到证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对自然的认识上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是客观的，不仅宇宙间各个天体的形成与变化是客观的，而且生物的产生和进化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人类的产生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只有首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属性，人类才能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获得最基本的起点。
自然界的先在性。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已经存在了，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对人来说具有永恒的先在性。科学研究证明，地球所处的银河系大约产生于150亿年前，地球自身大约产生于45亿年前。而在地球产生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地球上只存在无生命的物质，没有生命，更没有人类。只是在距今30亿年前，地球上才首次出现了生命，其后经过不断的进化发展，才产生了人。无独有偶，考古发现也表明，人是在300万年前才诞生的。当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界和人类形成史缺乏科学的认识，上帝创世说、上帝造人说一度相当流行，使得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认识。然而，从科学的角度看，迄今为止，达尔文（Darwin, 1809—1882年）的人类自然进化学说，仍然是诸多关于人类的来源与形成的理论中最为完善的一种，在这一学说看来，正是外部自然环境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剧烈程度不一的变化，才使得一种与其他动物稍有区别的动物演进为人。
自然界的规律性。自然界的一切具体形态和具体现象是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自然界处于永恒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静止是相对的。时空是自然界存在、运动的形式。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客观规律，人们借助科学是可以对这种自然规律加以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也是最普遍的自然规律。
自然界的前提性。人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自然界是人的生活生产要素的来源和人类存在的基础。人既要依赖自然界生活，同时也要依赖社会生活，但归根结底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它不仅为人类提供着生产资料，也为人类提供着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动物一样，是靠自然界生活的，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出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人们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提供着最基础的对象和源泉。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水等，无论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还是作为艺术和审美的对象，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得以产生、延续和深化的最为基础性的前提。
——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有机论的自然观。它同古代的有机论自然观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基础上的有机论的自然观。它认为人的社会实践使人与其所生活的周围自然发生改变，成为“人化自然”，这种“人化自然”就是人与自然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与周围自然耦合成的有机整体。在“人化自然”的整体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而且自然界也不能离开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离开了人的“人化自然”，相对于人来说，是一种“不现实的自然界”。
一方面，人是靠自然界生活的，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可能性，从而无法生存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作为人的生存发展前提和条件的自然界，不仅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性的呈现只有在其与人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而且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要素；也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离开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存在。
然而，虽然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但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走向辩证统一，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基本特征，是他所从事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人的才能正表现在他可以通过劳动来改造整个自然界，并从自然中超拔出来。在劳动中，人致力于从自然界攫取生活资料，致力于塑造一个和谐的“人化的自然”，但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的自然却开始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对立了。同时，由于劳动的自发性，人实际上成了自然的破坏者，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让位于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比如，最初的农耕活动对于自然的影响是有益的，但随着这种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某些地区，如古代的希腊、美索不达米亚等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导致了土地的荒芜。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经破坏，就倒过来对人类实施报复。而在当代社会，生态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马克思的预见，资本主义社会归根到底不能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可能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劳动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达到辩证统一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每一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这个时代人与人的关系的反映。由于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生产水平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的关系最终又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因此，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自然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力量与人们相对抗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也是一种纯粹动物般的意识及自然宗教。显然，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狭隘关系是与极度不发达的、以直接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人越是成功地改造自然，人与人之间在劳动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扩大，但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自然从被崇拜、被神化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倒转过来了，人也开始肆意地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要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辩证的解决，就必须扬弃私有劳动，扬弃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看，自然最初表现为人的统治者，接着又下降为有用物，最后与人达到和解与统一；与此相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即从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狭隘的依赖关系，到建立在普遍交换基础上的全面的然而异化的关系，最后达到个人全面发展并和他人和谐相处的关系。只有深入剖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才能科学地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人遵循自然规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自然适应人的需要的关系。如果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一味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改造自然界，势必造成对自然界的破坏；如果自然界不能适应人的需要，那么，这种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只有推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处理好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适应人类需要这两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然需要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同样，自然界也既有自身的自然属性，又有属人的社会属性。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又需要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正是从这种需要出发，人类在改造自然时应该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紧密相关的。在生产力水平不很发达的前工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协调的；而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把自然看作征服、统治和掠夺的对象，看作可供人类利用的附属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协调了；然而，一旦进入生产力极为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将得到合理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将变得协调起来。在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协调到不协调再到协调的不断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温室效应和“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12月7—18日，为了应对由于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世界气候大会（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超过2万人的各界代表以及约75个国家的元首或领导人出席了这一会议，围绕着在2012年后就国际气候制度达成全面、有约束力、有效的国际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谈判。
所谓温室效应，就是指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二氧化碳大量排入大气，以及由于工业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所引起的地球表面变热现象。对于地球生态来说，温室效应会带来以下几种严重恶果：地球上的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沙漠化面积增大。按照科学家们的预测，如果地球表面温度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升高，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纽约、上海、东京、悉尼等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正是由于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如此巨大的威胁，人们对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了期待。
然而，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束，世界舆论出现了空前混乱的局面。这次会议究竟成功还是失败了？《哥本哈根协议》是重要成果还是一钱不值？参加大会的192个国家似乎发出了“193个声音”。一些尖刻的西方媒体嘲笑道：此次大会“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19日是“丹麦最冷的一天”；有的非洲国家宣称“非洲被出卖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此次会议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孟加拉国总理则积极评价峰会，认为峰会的成果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言人说，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认真讨论了气候问题，这对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个好消息。
作为一场交织着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问题的激烈而复杂的利益较量，哥本哈根会议在一片不和谐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在人类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中，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能够成为一座里程碑，但它那无果而终的结局却提醒人们，在解决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尖锐矛盾的过程中，人类还必须从自然观这一哲学层面寻求新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把握和调整，去现实地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也有助于人们运用合理的实践方案去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从而努力推动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分析。
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多重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经济制度的不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克服；有的技术哲学家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工业，尤其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与技术的运用或滥用，因而主张限制大规模生产与大量消费；有的生态伦理学家则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人们错误的世界观，主张用“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有人提出要回归自然，回归荒野，拒斥现代工业文明。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生态危机的发生虽然有着人类认识上的根源，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因为当代所有给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类行为并不都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显然，我们不能说日本渔民大肆捕杀濒临灭绝的鲸、美国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是由于某种认识上的原因。同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使人类具备了大规模干预自然，甚至毁灭自然的能力，客观上为生态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基础，但是决定技术社会运用的却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
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但在本质上却是人与人的矛盾使然。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全球化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这种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而且，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就存在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就存在无止境地追逐个别利益的冲动，就存在以公共利益为代价换取个别利益、以自然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的动机，从而相应地存在着把这种动机付诸行动的社会机制。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的破坏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思想。按照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O' Connor, 1930年—）的看法：“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不是 ‘生态经济学家’，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他们由以出发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自然（或‘生产的外部条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
直面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一定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启示。
——克服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自然事物具有多种属性，同一自然物能够成为多种不同的原料，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还能教会人们把生产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出新的资本材料。这就表明，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尤其是通过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人类不仅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种原料，而且会极大地增加各种有用物质的不同用途，最终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使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利用。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因此，为了减轻环境污染，同时也为了节约资源，“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最终需要变革社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而由于人与自然的不合理关系本质上又是不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使然，因此，要彻底解决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如英国哲学家柯亨（Cohen, 1941—2009年）所概括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发展到了终点。它完成了对自然的征服，工业的历史改变了自然的形态，以致人们可以把自然看作是属于自己的。自然曾一度把人压迫到自然的水平，然而人现在却把自然提高到人的水平。如此多的技术和无生命的力量发挥作用，以致无需艰巨的劳动，由某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所进行的控制也失去了效力。人与自然的新的结合在一种新的共产主义中成为可能，并将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压迫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来实现”。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矛盾，努力解决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意义重大的任务。
坚持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根本着眼点，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综合效益、降低能源资源消耗、控制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结合起来。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指向，以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引导，以发展循环经济为路径，以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为动力，以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机制为保障，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支持，以保障国家资源和环境安全为底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推进和系统保障体系。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必须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必须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意识；必须强化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意识；必须强化经济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全面发展的政绩意识。
结语
坚持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就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制度选择和理论选择，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寻求中国发展的理论前导，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寻求中国发展的模式支撑，从生态文明的建构中寻求中国发展的生长空间，从主动加大节能减排指标的自觉实践中寻求中国发展的国际竞争优势，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更为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