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阶级概念的宿命论理解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误解，是隔断阶级的历史渊源，将其作为宿命性存在的倾向。不论是将阶级对立视为“应该克服的坏事”，对现状进行朴素的否定，还是将阶级对立视为“不可避免的宿命”，对现状进行朴素的肯定，二者都不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对阶级的正确理解，两种看法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面对阶级对立这一复杂的历史现实，人们未能冷静地研究问题，有人对阶级对立进行道德上的批判，还有人只是无可奈何，一声叹息。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对阶级的历史性和必然性缺乏认识。在这里，首先需要看到阶级对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要正确认识敌对与进步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考虑阶级对立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性。“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这段论述值得注意。正因为阶级对立，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才得以实现（这只是指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对立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只有消除这种对立，才能有进步或有大进步的时代）。这不是嘲讽，也不是冷笑，而是冷静的观察。一般人往往质朴地信奉“社会进步是怀着进步希望的人们通力合作，共同构筑的”这类社会常识，而马克思的论述对这种常识而言确实具有冲击性。《哲学的贫困》中还有如下论述：“然而这些条件（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译者注）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
《资本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再次阐述了这种观点。“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
为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独占了生产力发展成果的阶级和被排除在成果之外的阶级形成对立，而后者的个人发展则只能被“极大地浪费”。这就是冷酷的历史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产生的，而是阶级对立中无意识的结果。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对立并非手段，而只作为杠杆推动并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在未来我们也不太可能直接面对阶级对立。而这就是阶级对立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废除阶级的可能性也取决于这一点。如何在不以阶级对立为手段或媒介的情况下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在不以对立和差别作为杠杆的情况下激发社会的活力？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马克思所说的废除阶级的可能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都无法实现。
马克思就殖民地解放所需要的一般条件作了下面的论述，同时，进一步阐述了他就解决这个问题的考虑。“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如果找不到“生产力归人民所有”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废除阶级的一切尝试，都只会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停滞、衰退、崩溃等悲惨的结果，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以阶级对立为手段，如何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在阶级关系已经成熟的今天，时代与历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在人类史上过去曾数次提出过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让技术和生产力为人民所有呢？在当前我们能做的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而已。急于寻求答案未必是明智的做法。寻求万能答案的历史尝试也全部以失败告终。当然，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如果详细研究历史的话，人们能够直接意识到“生产力的发达”或者说“驾驭技术”这些概念本身，就已是一大历史性进步。提出问题这一历史行为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步。即使是历史上的尝试全部都失败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吸取历史教训，而这正是今后人类历史上的课题，因为未来该问题还会以新的形态出现。只要人类的解放还未实现，解放的努力就不会断绝。这是朝向最终目标的漫漫长旅中的一幕。这是人类历史的“弯路”，人类社会的“弯路”。从这里开始，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不经过阶级对立的“弯路”而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一旦人类解决了这一问题，消灭阶级就指日可待，阶级论便可从一开始就被克服。而在此之前，阶级社会和阶级论依然不可避免地有其存在意义。
本书除“问题的提出”和“小结”之外，总共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中，以社会阶级为问题点，对“阶级”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意义进行了阐述。渡边教授首先将“阶级”这一概念归结于“社会阶级”，进而强调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之科学作用在于发现和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并非为政治性煽动服务。此外，从《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阶级论中蕴含的别具一格的视点，在于将社会中的个人视为各种关系的结果。马克思所主张的“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这一结论，也是基于此视点。有关阶级形成，则可以通过马克思提出的职业与阶级的区别，探讨导致阶级形成的关键因素以及阶级类别区分中的各类问题。同时，对于阶级社会分化与其他社会分化间的联系，则从性别、民族与宗教以及人种三方面加以讨论。有关阶级存在的形态，本书在阐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形成，以及区别了政治阶级与经济阶级之后，就阶级流动、能力主义、学历主义与阶级统治的关系进行了概括性说明。在本章的最后，渡边教授就迄今为止对于马克思所主张的“科学”的阶级性的误解进行解释的同时，还强调了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最大独立性在于他所主张的“阶级消亡”。
如果说第一章是对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意义作出的理论性的总体概括，那么第二章到第五章则是将这一概念还原到现实中来，结合社会现实对马克思阶级论之内容的具体考察。首先，渡边教授在第二章“社会阶级分类”中，依次探讨了上流阶级、中间阶级以及下层阶级。有关上流阶级主要针对贵族展开讨论，对贵族作为掠夺者、统治者、寄生者、没落者的特征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进行了说明。有关中间阶级则主要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主要内容涉及中间阶级的分化，大资本家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以及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作用等。而下层阶级则是指无产阶级，其中主要的考察对象为工人阶级。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人阶级中包含的各种阶层；工人阶级因为竞争而产生的对立以及连带关系；经济景气期和经济危机期工人阶级的生活差距等。
渡边教授在第二章中针对阶级的多重性进行详细的论述之后，在第三章中则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考察阶级社会的动态性。阶级斗争中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在议会之外围绕经济霸权展开的直接斗争，其中包括罢工和群众运动。而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在议会之内围绕政治统治权展开的内部斗争。当然，马克思不仅仅着眼于当下，他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亦有所研究。例如，古代罗马阶级斗争中的债务关系；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中东方式专制制度的弊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保守性等。
第四章则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为主要内容进行论述。马克思认为国家权力不可能创造出社会权力，只能去维持社会创造出的所有权关系。同理，法律与现实秩序也是此等关系。法律是将既定现实“固定化”进而“神圣化”的手段，而由于法律所承认的现实秩序处于社会统治层利益的影响之下，因此法律始终处于阶级利益的框架中。由此可知，官僚是在权力执行中被催生的产物，而并非官僚催生了权力膨胀。除上述内容之外，渡边教授还在此章中言及马克思所论证的官僚、公共事业、税制、中央集权、暴力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强调了“国家只能是阶级国家”这一结论，说明了国家废除的可能性。
第五章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以马克思的殖民地统治论为主线，强调了殖民地统治与阶级统治的一致性。通过总结马克思对于自由贸易和殖民地统治间关系的论证，不难看出殖民地统治机构的变化与本国统治阶级势力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以英国对印度的管理为例可以知道，殖民地统治之所以得以实现，其首要条件在于殖民地内部存在的各种对立关系，第二条件在于完备的统治机构，而统治机构得以成立的原理又在于官僚制和暴力统治的存在。另外必须认识到的是，殖民地统治也促进了殖民地的基础建设，为民族解放创造了客观条件。
本书以马克思的阶级论为轴心而展开讨论。渡边教授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除涉猎《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之外，还引用了马克思一生中所著的大量的时论，内容十分丰富，这使得马克思的阶级论之整体构造首次得到展现。补论的《洛伦兹·冯·施泰因初期的阶级社会论》可以说是对阶级论流源的探访，从阶级的视点对马克思与施泰因二者的理论关联进行了深度论述。《“历史的未来”与中间阶级：与弗朗西斯·福山的讨论》可以说是现代阶级论者对阶级概念误解的实证。所以对于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理解阶级的概念而言，本书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如前所述，在日本有的人将阶级的概念与前近代“等级”（身份）的概念混为一谈，有的人将阶级说成经济的一元论，还有人将阶级断言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卖特许，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无知与误解的基础上对阶级展开论述。在其中一些人常识性地认为，阶级是陈旧过时的概念、片面的概念、思想主义的概念，因而是不再需要的概念，并将其抛在脑后，认定阶级概念在现代无任何长处可用。但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隐藏在日本人背后的阶级的影子渐渐呈现。阶级差别清晰地显露出来，阶级社会的面目重新被电视媒体广泛宣传。最终，人们才有了认真去探讨阶级概念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利用有关阶级社会科学的概念去理解社会的本质、结构以及社会变动的意义，著者已通过对日本社会变化的观察，对其进行了科学的验证。
当然，在中国依然存在对阶级概念的误解，并且，像阶级这样被误解或无理解的场合随处可见。因为“阶级”一词在“文革”时期经常被使用，这使得一些读者对它早有了常识性认识，并对阶级这个词有着奇妙的感情。甚至如李强教授所说，对阶级一词“谈虎色变”。在此情况下，以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为基础来考察这一问题，其意义不可推量。
最后，从渡边教授的讨论可以看出，通过将所有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固定化（制度化）是阶级形成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所有论和“社会资源”分配理论是讨论阶级论的基础，这里的社会资源即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下位的社会资源。但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所有制与分配制有着本质区别，这也就是说并不能简单地将日本的社会现象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直接对号入座。
日本一桥大学特别研究员 李晓魁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