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研究设计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城市复兴

在国外，对城市更新概念较早、较权威的界定，来自1958年在荷兰海牙市召开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讨会上：“生活于都市的人，对于自己所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通勤、通学、购物、游乐及其他的生活有各种不同的希望和不满，对于自己所住房屋的修理改造，街路、公园、绿地、不良住宅区的清除等环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实施，尤其对于土地利用的形态或地域地区制的改善，大规模都市计划事业的实施，以便形成舒适的生活、美丽的市容等，都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有关这些都市改善，就是都市更新。”E．伯吉斯和D．博格认为：“若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体，则其动态变化过程将会出现成长、成熟、衰退、没落或更新等现象。”法国城市规划师弗朗索瓦茨·肖埃认为“城市更新即城市规划，城市更新是有意识的干预行为，城市更新是建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并产生经验的累积的过程”。Roberts将城市更新定义为：“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应该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处于变化中的城市地区做出长远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该概念突出强调了城市更新的整合性，认为对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提高与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同等重要。人们对城市更新本质的认知也从简单的单维更新（即以物质环境改善为主）向更综合、更全面的多维更新转化。[1]

国内研究较为知名的有：陈占祥基于对西方城市更新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把城市更新定义为城市“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新途径涉及多方面，既有推倒重建，也有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旧建筑的修复等[2]；吴良镛院士从城市“保护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的概念，该概念主要针对城市历史环境的更新，并较多强调对城市历史旧区物质环境的改造和更新，而对与其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关注较少。[3～4]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学者提出对“城市更新”概念的新理解，张平宇提出“城市再生”、吴晨（2005）提出“城市复兴”、于今（2011）提出“城市更新”等（见表2-1）。[5～7]

城市再生是随着城市化升级，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城市问题，制定相应城市政策，并加以系统实施和管理的一个过程。[8]Roberts认为城市再生是一项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综合、整体的城市开发计划与行动，以寻求急需改变地区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的持续改善。[9]曲凌雁认为，城市再生从广义上理解，是一个多目标行动体系，主要包括环境再生、经济再生和社会再生三个方面。[10]杨继梅则提出了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理论，认为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包含“物”“事”“人”三个载体作用。[11]

就城市化发展的内容属性变迁来说，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经历了从快速城市化到城市衰败，再到城市复兴的过程（见表2-2）。[12]也就是说，城市复兴，是城市化到城市更新再到城市再生之后，因城市化和更新道路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城市发展问题，而出现的关于城市改造和发展新理念和思路。最早提出“城市复兴”概念的是英国，英国政府认为，城市复兴目标是城市再生可操作性的措施，从而将人们重新吸引回城市中心。英国政府为此出台了城市复兴“白皮书”，提出为有效实现城市复兴，需要编制好规划和设计，改善环境，提供更多的娱乐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和街道的安全，吸引更多的城市投资资金。[13]但也有英国研究者认为，采取城市复兴这一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使英国的城市更接近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如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等，体现城市的“咖啡文化”，这样才能为广大中产阶级所接纳，使他们回到城市中心。[14]H. Brouwer（2004）认为城市复兴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因此，城市复兴旨在吸引中产阶级重返城市。[15]

就城市复兴的内涵意蕴来看，其最根本的宗旨是对城市进行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更新，将一个因衰败而成为社会负担的城市，转变为社会的一种资产。城市复兴目前已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的挑战，转变为全球范围内所有转型社会和城市经济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北美城市规划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概念[16]，在延续英国关于“城市复兴”概念基本要义的同时，它强调“以综合和整合的视角，并通过行动，引导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寻求转型地区持续增长的条件，其中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内容”（Colenutt, Tansley, 1990）。其不仅强调城市复兴的目标，更指出城市复兴是一个持续的长期过程。复兴的目标是通过政府资金以及发挥协调的杠杆作用，吸引私营开发部门进入衰败的城市中心区进行开发。[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不断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渗透和蔓延，越来越强调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过程，文化或者被贴上文化标签的各种媒介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本，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建设、营销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政策和城市复兴已越来越多地相互交织在一起[18]，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强调文化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主要通过文化产业提振、设计和运用来作用于城市改造和更新实践。[19～21]随着城市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城市改造和更新更加突出文化的复合意义，以“文化转向”方式重塑城市形象并恢复经济的趋势愈益明显。P. Roberts和H. Sykers在他们合著的《城市改造》一书中指出了城市复兴的途径，包括：①可以通过在商业/工业资产或住宅方面进行新的投资来引导城市复兴；②通过适当的法律设定和财政政策导引，以城市土地开发（再开发）来进行引导。[22]

（二）历史文化名城、佛山老城区

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认定，主要依据《文物保护法》, “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本研究所指称的佛山历史文化名城，是指1994年颁布的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市，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要素在于其是广府文化的集中代表，是古代特殊职能城镇（陶瓷和冶炼）的代表，是近代工商业名城的代表，是岭南水乡和“三基农业”的典型代表。

为清楚界定研究区域，本研究对佛山老城区、佛山老城、佛山老城历史文化名城核心保护区等概念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加以严格界定。首先，对应于佛山市旧城更新的实证研究，采用老城区与之相呼应，其地域范围涵盖佛山市禅城区的旧建成区，而不包括始于其他乡镇级以上级别的各类城镇旧建成区；对应于佛山市古城保护的实证研究，采用佛山老城这一地域概念与之相呼应，它是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佛山古城所在，也是佛山历史文化遗产蕴含最丰富、历史文化建筑保存最集中、佛山传统民间文化传承和保存最重要的载体及区域（见图2-1）。[23]

（三）区域生产网络

所谓区域生产网络，指的是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凭借相对优势，指导、安排生产部门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装配，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生产网络，区域生产网络降低了区域和城市的生产成本，增加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构建区域生产网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Rodogue等人认为生产表达了经济价值增加的事实，它在内容上包含商品和服务两个大类的创新、资源转化和成品生产等。网络则指的是实体和非实体（信息）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表达了交易和分配的客观情况。Yoguel、Novick、Marin将生产网络置于一个中观尺度的框架下来审视，认为区域生产网络在概念上既不同于微观上的网络个体在特性方面的集成，也不同于宏观尺度层面上的集群和系统概念。其定义的生产网络包含三个关键内容：其一，组成个体的地理临近性不是必要的；其二，建立在经济关系上的非价格机制存在可能性；其三，生产网络内部建立起来的无形流动和非价格关系的重要性允许不同程度的发展。[24]

生产网络最明显的优势是具有地理尺度性，按照地理范围由大到小可以划分为全球、区域、国际、国内、地方等不同尺度的生产网络（见表2-3），在地方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现象有直接关系。全球尺度的经济现象也需要在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层面上来做基础分析。

对城市来说，城市的发展不能脱离地方、区域和邻近城市的发展独立存在，在全球化泛滥的当下，城市的更新、改造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城市的发展是以一个节点的方式，存在于城市运行网络之中，并参与到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经济、文化、产业等要素系统的建构中。因此，我们考察城市的旧区改造，也不能将其仅仅放置于一个孤立的城市场景来分析、建构，而必须以更加综合、宏观和复杂的视野，将之放置于基于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网络中，以复合发展的视角和网络化动态运营的角度来分析、观察、思考城市旧区的更新、改造。本研究试图运用区域生产网络的关联理论，将佛山老城区放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网络系统中，观察、思考具有历史文化名城身份背景的佛山老城区在改造更新中应该践行和总结的一般理论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