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历史。其间，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挨打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先是认为“器物”不如西方，于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接着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认真分析比较后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不在于器物而是“制度”，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近邻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期望通过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使中国强大，但是激进的改革遭到了封建腐朽势力的激烈反对，戊戌变法也在持续103天后黯然收场。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袁世凯、张勋等人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以及北洋军阀的混战表明，如果不彻底扫除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和毒害，不向人民宣传民主、自由、共和、科学等现代思想，不进行思想上的启蒙和解放，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摆设，甚至连摆设都不是。由此我们开始了文化上的反思，并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对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首先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强烈反对儒家文化甚至鼓吹全盘西化的声音振聋发聩，接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更是横扫一切所谓毒害人民的封建牛鬼蛇神思想，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国学热”开始悄悄地发酵、兴起、升温，并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考察曲阜孔庙之后掀起一轮新的高潮。

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里，从天朝上国的文化自负和文化自恋，到被武力打开国门后的文化自疑和文化调和，再到与西方深入接触后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污，及至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后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考察这种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变化始终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进步。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弊端尽显并且难以为继，我们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物质生活富足但精神生活空虚、社会物质财富涌动但社会价值取向失范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建设这一“绿色GDP”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引擎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文化惠民、价值引领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此外，随着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引起普遍关注和讨论，以及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的复苏，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应包括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并逐渐接近美国，但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明显的差距。未来大国舞台上的竞争，胜败不仅取决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更取决于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即文化话语权、领导权的争夺。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文化建设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上下“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而正式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同样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和奋斗目标，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应，培育和建设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健康文化心态就成为我们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