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概念界定

概念的界定是所有分析的基础，社会科学中常常存在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其中很多观点均由其所依据之核心概念的分歧所致。正因如此，在行文伊始，把本书研究所依据的核心概念进行基本界定就显得很有必要。在全书中，与书稿内容紧密相连的核心概念有人口转变、教育、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下面分别对这四个基本概念给予说明。

一 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W. S．汤姆逊（Thompoon, 1929）提出，它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后经A．兰德里（Landry, 1934）、F．诺特斯坦（Notestein, 1949, 1953）等发展、完善，形成了解释人口历史变化的经典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变的本意是指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过程，是把人口再生产与外界变量（主要是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联系的一种理论解释。

人口转变理论自形成至今，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它在解释人口变化过程的各种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另外，作为一种学说，它也在不断经历着修正与补充，同时也接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与争议。

人口转变理论自提出之后，分别经历了由汤普森和诺特斯坦的二阶段模型、诺特斯坦和寇尔等人的四阶段模型、C. P．布莱克的五阶段模型等不同的变种，但上述模型均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起点（高位静止）和终点（低位静止）的分析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口转变的本质就是由“高高低”这一阶段向“低低低”这一阶段转变。二战以后，人口转变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其中诺特斯坦和寇尔等人的人口转变理论模型影响最大。诺特斯坦在修正自己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把人口转变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形成了四阶段模型：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以前的阶段，出生率保持稳定的高水平，死亡率也处于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且有波动，即“高高低”，属于高位静止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出生率基本上维持不变，死亡率开始下降并且逐渐加快，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上升；第三阶段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下降速度滞后于死亡率下降速度，因此，这个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在第二、第三阶段，人口发展阶段均为“高低高”；第四阶段是完全工业化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低，甚至在零或零以下，人口发展进入“低低低”状态，属于低位静止阶段。

人口转变进入“低低低”状态之后，人口的发展过程又形成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内学者更多地称之为“后人口转变”），与前一阶段的人口转变（学者称之为“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较，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当人口处于“低低低”状态之后，妇女的生育率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的出生与死亡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平衡，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静止人口状态。一般来说，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原因，学界主要归因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同时，文明、理性、世俗化以及文化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产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而且更多地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Van de Kaa（1987）认为，“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表现为四个重要的转移：第一，从婚姻的黄金时期转向同居的破晓；第二，从孩子为王的时代转向以伴侣为中心的时代；第三，从预防性的避孕转向自我实现的避孕；第四，从单一家庭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家庭户模式”。

二 教育

教育概念是一个使用十分普遍的概念，在教育学上，从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广义的教育难以测度，在一般文献中出现的教育，常常是指学校教育。在人口学中，对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研究一直受到较多关注，我国自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起，就在普查项目中对人口受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相关的领域已初步形成，并在教育与人口的交叉领域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教育人口学。

三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并于近几年在国内迅速流传。“人口红利所指的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具体来说，就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深受其累，这时会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之后，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由上述可知，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状态或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可能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产生“红利”的现象。但正如都阳所言，人口红利能否获得并不具有必然性，人口红利的获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处于人口红利期并不一定能获得红利，它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的共同支撑。“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从‘人口机会窗口’中受益，必须要做的是对传统的相关发展战略做出相应调整。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回顾东亚各国经济起飞的历程，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主要是政府能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人口红利概念在我国使用中已产生了不同的含义，从本意来看，它指的仅是一种机会，即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但当“人口红利”变为“人口的红利”时，人口红利的概念就变得更加丰富，它实际上又指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四 教育红利

教育红利概念是对应于人口红利而提出的，目前国内首次提出“教育红利”的学者是胡鞍钢教授。2004年9月，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政协在湖北省武汉市共同召开的“国际与人口发展论坛”上，胡鞍钢教授提出了“三个红利”，即人口红利、教育红利和减贫红利。他认为，所谓“教育红利”，就是通过各类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回报”。

根据胡鞍钢教授的定义，教育红利概念与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教育收益率”等概念相似。当然，在教育经济学中，关于“收益”或“收益率”的研究，着重的是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研究，且更倾向于研究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此外，与教育红利相近的概念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它侧重的是对人力资源投资后所产生的经济回报研究。

与人口红利概念对应，教育红利概念应与教育人口的年龄结构相联系，这样才能与教育收益、人力资本等概念相区别。教育红利期是指在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与积累的一个时期。在教育红利期中，受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