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中介的“诗歌心理学”

读读《文学创作论》，就知道孙绍振对于文艺心理学的深切体味。正如夏中义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只是看到“文艺心理学”这个名目本身就让人激动不已。的确，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作为哲学—科学的人，作为社会—政治的人，而作为感性—情感的人，则只是在以否定性的方式支持着以群体性价值为指归的旧的意识形态的经验模式。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作为感性—情感的个体的人事实上不存在了或不起任何作用了，在后面这种情况之下，也即在感性—情感个体完全缺席的真空状态下，将不能有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生产。当个体性价值实践模型带着历史性（历史性意味着经验的必然性，因此它产生于充满大量对于意识形态生产的同一化要求的时刻，而这也正是历史情景与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动的时刻，因此历史性就是更新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必然性）的面具，从群体性价值方式中冲出时，心理主体充当了协调这二者的中介，当然也是协调的结果。可以想想朦胧诗人从地下到国外的生存轨迹与生活状态：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他们仿佛被取消了作为历史性主体的实践能力，他们仿佛是一些漂浮的精魄，只能进行写作的“心理实践”，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黑格尔的中介概念是一个动词，中介是一个主体能动的过程，在这其中，主体通过把自身认作自己的客体来回到自身。而人们通常根据列宁式的定义，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静止（在主体之外的运动不是运动）的“中间环节”，以致20世纪80年代有人根据列宁式的“中介”概念以“审美中介论”为题写出来的，只是静态的审美心理学与“美感系统论”。这个动词的名词化，也正是意识形态化的机制与过程本身。可以看到在群体价值观念与个体性的价值实践模式之间，心理主体就是这样一个“中间环节”：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意识形态生产使得主体自身变得不再透明、不再能够理解自身，“同一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性维度被意识形态的虚假的同一性暂时取消，而表现为作为其横截面的心理主体。要问何以如此，那就等于问何以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正如心理学几乎就是意识形态的定义一样，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以将心理真实等同于艺术假定为出发点的）文艺心理学也几乎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文艺心理学”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显学，就在于其学科范式以其非历史性的构成，承担起一种历史意识的理论表达方式，以其对于诗人（作家）心理结构之横截面的罗列与分析，对于“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的探询，承担起在古典美学观念与现代诗歌的审美结构之间的现实的中介作用。因此，孙绍振在论及诗人（作家）的心理结构时，其基本观念在于强调在审美独立与自律的前提下主体的自由与心灵的丰富：“在这个新的（美学）天地里衡量重大意义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中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的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孙绍振的这种今天看来是过于直接和简捷的对于美学问题的意识形态归并，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其实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内容和机制。

坚持审美的独立与自律，对于孙绍振来说就是坚持艺术的情感本体论与自足的情感逻辑，而对于诗歌艺术来说，似乎就更是如此。孙绍振为了强调审美的自足，他首先把“真”与“美”对立了起来：科学的真，正是文学的丑，这来自他对于“美是生活”的意识形态生产要素的拆分。在《文学创作论》的头两章，这其间的关系，被表述为生活内容的真实与艺术形式的假定性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形式的假定性恰恰是情感逻辑的起点。在此，用“真实”与“假定”的范畴取代“真”与“美”的范畴，是对于思维-哲学范畴的经验-心理学化，但是它却没有走向历史-实践的范畴，这正是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生产的终点。而对于诗学的情感本体论和情感逻辑的设定既是其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情感要素的孤立横行也使得诗学范式执着地同步走向心理学化。

情感逻辑不遵循思维的同一律，因而它不同于形式逻辑；它也不讲一分为二的全面性，喜欢极端化与绝对化，因而也不同于辩证逻辑。情感逻辑具有朦胧和不确定的性质，它往往居留在直觉和潜意识的领域。同时情感逻辑一直具有处于理性之外的自发性的特点。总之，“情感在本身的层次上与理性逻辑不是一码事，情感逻辑是超越了理性逻辑的产物，正等于理性逻辑也是超越了情感逻辑的产物。当然在另一个层次，即情感的因果层次上，情感又有某种向理性逻辑的回归倾向；情感的朦胧、情感的背逆、情感的无充足理由、情感的绝对化，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充足的原因和明显的因果关系。所以审美价值也有一种认识作用，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认识作用罢了。”诗歌（文学）当然也可以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它是一种生产剩余感性—情感的意识形态生产，它之所以给人以自律性的幻觉，是因为感性—情感似乎在这其中除了这种生产本身之外，不需要与任何东西趋同：

要拆穿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生产的自律性幻觉，就必须将之历史化或者认识到其历史化的属性。感性—情感通过投入诗歌（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而与艺术符号同一化，与此相应的是真实与假定的同化，剩余的感性—情感被生产出来，它沿着在虚线交点处的垂直于纸面连接两条虚线间的距离向内指向的箭头方向，要求新一轮的形式化/符号化/客体化。于是一切周而复始。剩余感性—情感确实是文学意识形态生产的前提，然而，剩余感性—情感来自真实与假定之间的心理错位——它完全可以是一种历史错位，这种错位可以和艺术形式与感性—情感的差异同化而加入诗歌（文学）意识形态生产，却从来都不仅仅是后者，而剩余感性—情感也并非必然要用于诗歌（文学）生产。诗歌（文学）的生产从先在的剩余感性—情感出发，加入真实与假定同化这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目标：从逻辑上讲，我们几乎无法对于文学意识形态生产作出本质性的规定，除了这种以明确表明自身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方式，也就是明确表明自身的心理学属性的方式，透露出的某种元意识形态生产的意味之外。这样一重关系，也许就是孙绍振所谓诗歌（文学）的审美价值的“错位”结构与“情感逻辑”对于科学逻辑的超越与回归的真正内涵，而“情感逻辑”的概念本身，则表明了诗歌（文学）生产对于个体感性—情感的不可或缺的依赖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或者不如说，表明了意识形态生产对于个体感性—情感的借重和不可理喻的“诗歌”（文学）属性。

情感逻辑当然是一种经验-心理逻辑而不是先验-思维逻辑，它也就是想象的逻辑。诗歌的想象使得事物形质俱变，因为想象的逻辑是情感作用下的理性逻辑的变异。这种关系，用孙绍振引述的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记载的贺裳的讲法就是：“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或者用孙绍振自己的话说：“诗歌的想象艺术好像总是有一种回避正面肯定事物的性状的倾向。”这是诗歌想象的最深刻的秘密，也可以说是诗歌的意义方式的最深刻的秘密，它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它正好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秘密：一种曲折和迂回，一种通过离开自身而回到自身的意义方式。

实际上想象的支柱并非只是依靠情感，光是由情感支撑起来的想象的大厦，充其量越不过浪漫主义的境界，而越过情感从感觉的变异走向智性的想象正是现代派诗歌的特点，这一点，我在写作本文（指《论诗的想象》一文，写于1982～1983年——引者）时，是忽略了。

孙绍振先生后来诚挚而坦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偏颇，虽然这里并不想把它当成一种学识上的缺陷。正如“情感逻辑”概念与思路，可以看作意识形态的合成作用的结果，这种观念错位，正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生产空间所召唤并给出的思维路径，而它也正因此而成就了自身的历史功绩。

人作为情感的人也许是自由的，但肯定还不够丰富。诗人的心灵是智能结构与非智能结构的协同作用的结构。在非智能结构中，情感与兴趣、动机、感觉、知觉、意志等组成有机的互相依存、互为函数的非智能结构，这其中，情感起着主导性作用，它有时甚至比生活更重要，但是这种功能不是绝对的，“情感与智能结构特别是思维，是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情感在理性的智能因素的诱导下，可以摆脱平面的滑行，达到质的深化和量的扩张。就以作为诗人的智能结构之一的“感受结构”来说，就是一个由感觉、感情和理性共同组成的“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在它的表层是感觉，在它的中层是感情，而在它的深层则牵动着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又不仅仅是简单藏在知觉的背后，而且又通过感情牵制着感觉，使感觉成为感觉感情理性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也就是在想象过程中的统一。因此在这里，“作为三位一体的媒介是感觉和知觉，想象的机制也集中在感觉和知觉上”，而感觉又以视觉为中心组成多维感觉要素的有机结构。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各种感觉之间的交响与挪移。所有这些构成了诗人的丰富复杂的立体式的心灵结构。由此出发，情感超越了横向的铺展与平面的滑行走向“情感辩证法”：由于理性等智能因素的加入，使得感觉在对自身的感觉中，也就是在对外在感觉的超越中升华出诗情，一方面，这种诗情可以通过超脱了原始感觉的生理与物理限制的想象性的再生感觉来得以传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向直接抒情的方式。就后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到第二层次的“情感辩证法”：为了避免直接抒情容易导致的概念化，通常的做法就是情感的强化，这又可以分为从一个方向上将它推向极端的一极强化，在一个层次内从相反方向突出感情的内在反差而达到强化效果的二极强化，以及以感情的超常微弱的非极限量达到的无极强化这三种方式达到。在这些地方，孙绍振的诗歌心理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精彩发挥，说它达到了心理学范式的某种极致也不过分。只不过，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记住这一点仍然是重要的：“感情的强化是一种心理的强化”，就是说，它仍然内在于心理学的范式。

这样，诗歌（文学）虽然通常被认作是个体性价值实践的标准模型，但是并不因此永远意识形态地表现为个体性的价值实践方式。这里将诗歌（文艺）心理学看作孙绍振从古典美学观念走向现代诗歌的审美结构的中介。实际上，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属于“新诗潮”范畴的具备历史性的诗学范式，不论它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了心理学的成果，它都必然是心理学的。从理论范型的层面上讲是这样，而从事实的层面上讲也是这样：包括孙绍振本人在内，当时大量的诗学著作即便并不以诗歌（文艺）心理学为指归，也仍然充满了心理学内容和此方面的探讨。因此，在此希望不仅仅将诗歌（文艺）心理学看成对于诗人（作家）心理的一种探究或者进行此种工作的学科，而是说，诗人就当时意识形态给出的实践空间与可能性而言，他的历史身份必然只是作为心理学的人或者心理主体。心理学化就是意识形态化本身。因而，孙绍振对于诗人心理结构中的心灵的自由与丰富的表述，就是个体性价值实践模式的曲折迂回的、心理学化了的也就是意识形态化了表述。所以，不管这种心灵怎样的自由与丰富，它都只是一种心理学的表达，也就是说，孙绍振在此阶段始终都没有超出诗歌（文艺）心理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