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影响珠三角企业创新能力的外部因素

在演化新熊彼特主义和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中，创新是复杂的经济环境因素和企业有目的研发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创新导致企业利润的差异引起了市场和产业的结构变迁，这种结构变迁又推动了总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珠三角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不仅是企业内在的创新机制推动的结果，还与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制度背景等外部动力有关。

本部分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两个问题：一是1996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各个城市的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演变，这部分我们可以利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核算出各个城市TFP中的EC和TC份额；二是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制度背景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水平，这部分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来进行回归分析。

一 珠三角城市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测算

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起大落之后，1996~2007年进入平缓的增长率波动期，本部分将以此期间的样本为研究对象。遵循Färe等（1994, 1997）的思路，用两个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生产率的变化：

我们使用DEA方法利用计量分析软件Onfront 2.01对国内生产总值做投入产出分解。在测算时，以各市GDP作为产出，以相应固定资本存量K和当年就业人数L作为投入。其中，各市GDP、当年就业人数来自历年的《广东统计年鉴》, GDP按1978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各市的资本存量通过对固定资本投资进行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使用永续盘存法主要涉及基期资本数量的计算、折旧率的选择和投资平减三个问题。我们假设各市每年的GDP平减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似，以1978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替代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各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假设1978年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选择一个固定的折旧率9.6%，基期资本数量的计算可用线性规划的方法求出。

TPF、TC和EC的演变轨迹分别如图1-2至图1-4所示：

全要素生产率1996~2002年在1的上下徘徊，2002~2003年开始出现大幅度下滑，之后有所改善。总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珠三角地区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驱动。

前沿技术进步1996~2002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正，2002~2005年基本为负，2005~2007年有所改善；技术效率1996~2002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负，2002~2003年大幅度上升，之后逐渐回归1。总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1996~2002年主要来源于前沿技术进步，2002~2007年则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改进。

二 外部因素与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关系

1．外部因素

本节接下来将检验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制度背景等外部因素与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关系。我们将引入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水平、市场化水平、公共支出水平作为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制度背景因素的代理变量。这些指标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曾经得到富有争议的结论，这些相互矛盾的发现可能是该因素在不同行业和地区实施效率差异的潜在反映，抑或是技术进步不同衡量方式的客观表现。因此，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探讨这些因素对珠三角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Lucas, 1985;Stokey, 1991; Yong, 1991）。将人力资本、知识外溢、开发研究、边干边学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使经济实现无约束增长是新增长理论激发人们研究兴趣的关键所在。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为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外部效应影响着所有要素的生产效率，使物质生产部门呈现报酬递增的性质；内部效应影响着人力资本本身的生产效率，使得具有垄断特征的创新出现，而创新产品又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以Lucas（1985）为代表的模型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是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意外产物；而以Grossman和Helpman（1991）为代表的模型则强调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技术进步视为有目的的R&D投资的结果。尽管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在实证研究中却颇有争议。国外方面，Barro与Lee（1993）认为在国际技术从创新国家到模仿国家的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推动要素起了重要的作用；Temple（2001）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果“很复杂”; Benhabib和Spiegel（1994）的研究发现，在传统的新古典模型设定下，人力资本的教育变化对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不利的，但如果模型设定遵循新增长理论的思想，教育对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Filmer与Pritchett（1999）发现人力资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时作用不明显；Pritchett（2001）则发现教育扩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对我国的实际考察也众说纷纭：黄玖立，冼国明（2009）的研究表明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显著地促进了产业增长，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看，高中、中等职业和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对东中部地区产业增长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在西部地区无显著的效果；万广华等（2005）认为资本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而教育的影响较小；但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不存在促进作用。本部分的研究将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年末数的比重来代表人力资本水平H。

（2）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依赖技术进步（Solow, 1956）。“资本”形态的FDI会加速经济向稳态的收敛，但对持久的产出增长没有影响，即FDI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因此，FDI影响经济持久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永久的技术变革。然而，FDI的进入究竟是刺激了本土的技术进步，还是使得本土企业过分依赖外国的技术，从而丧失了自主研发的能力？这在发展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经验分析方面，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很多。一些研究认为FDI促进了当地产业技术进步或创新能力（Driffield, 2001; Dimelis和Louri, 2002）；另一些研究发现FDI抑制了东道国产业技术进步（Aitken & Harrison, 1999; Djankov & Hoekman, 2000; Konings, 2001）；还有一些研究得到FDI对东道国产业技术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的结论（Haddad & Harrison, 1993; Kathuria, 2000; Harris &Robinson, 2004）。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结论。沈坤荣、耿强（2001）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1987~1998年各省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FDI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包群、赖明勇（2002）考察了FDI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资本产出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的直接效应明显，但技术外溢效应很小。胡立法（2003）借助于“索洛剩余”，对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贡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十分有限。蒋殿春、夏良科（2005）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表明，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本部分的研究选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

（3）对外贸易。关于对外贸易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渠道及方向，不同学者的观点不一。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Helpman and Krugman, 1985）、促进资本形成（Rodrik, 1988）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Kruger, 1985）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Barro与Sala-I-martin（1995）认为开放国家有更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Grossman与Helpman（1991）运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贸易的开展促进了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知识存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要高于发达国家。但是也有学者提出需对一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进行保护的观点（Hallak and Levinsohn, 2004）。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选取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的结论。Donar（1992）、Sachs与Wamer（1995）、Edwards（1998）分别运用各自选取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得出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Leamer（1998）用H－O模型估计的贸易强度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及Donar（1992）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等衡量贸易开放度时，发现贸易开放度与实际的人均GDP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Jin（2004）发现中国各省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的关系。本部分的研究选用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度Trade。

（4）市场竞争。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著名假说是市场力量激励创新：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即时模仿，将削减企业的创新回报，从而弱化创新激励；只有那些能够拥有至少暂时垄断力量、能够阻止创新被模仿的企业才有创新激励。继熊彼特之后，大量文献对竞争程度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解释和验证，但结论迥异。显然，这些微观实证所得到的市场竞争程度与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和至少倒U形关系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此后，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解析。Aghion等（1997, 1999）强调了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家加快采用新技术以避免失去市场控制权，这导致未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Aghion和Howitt（1996）指出新旧生产线的竞争（即替代性的增强）使技术工人更易于适应新生产线并向其转移，这降低了成功创新的应用成本，提高了研发的盈利能力，促进创新。Aghion、Harris、Vickers（1997）和Aghion等（2001）的研究表明，当市场竞争程度很低时，随着竞争程度的上升，势均力敌的厂商为了逃避竞争会致力于创新；而当竞争程度足够激烈时，随着竞争程度的上升，利润毁灭效应会抑制创新，这两种敌对势力使竞争程度和创新呈倒U形关系。Bucci和Parello（2009）则从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利润刺激效应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程度和创新的非线性关系。

本部分的研究用非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年末数的比重来代表市场化水平Comp。

（5）财政支出。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议，对各国政府公共支出政策效应的实际考察也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支出往往是生产率较低的，为融通公共支出而形成的高税收又会扭曲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支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优化了经济增长路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条理解政府在创新系统中作用的途径。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Freeman, 1995）。本部分的研究中财政支出Fdexp用按1978年可比价表示的实际财政支出表示，单位取百亿元。

三 实证分析

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最常用的有三种方法，分别是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和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其中，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都考虑到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差别在于随机效应模型假定这种城市之间的差异服从某一随机分布，可以用一个随机变量来表示；而固定效应模型则假定这种差异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用一系列的常数来表示。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与前两者都不同，这种方法假定所有的城市都是同质的，完全不考虑城市之间的差异。考虑到城市之间的特质性，如地理特征、制度背景、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初始状态等影响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因素在短期内都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本文构建个体上的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代表各个回归方程的固定效应，εit、υit、δit为随机扰动项，i＝1, 2, …, 9分别代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t包括1997~2008年。

基于式（1-25）、（1-26）、（1-27），根据Hausmam检验判断，本文选取个体上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软件采用eviews5.0。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截面间异方差性和截面间的同期相关性给估计结果造成了偏差，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的估计，加权方式为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分析结果如下。

人力资本积累与前沿技术进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技术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综合而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为正。这说明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前沿技术进步的提升，但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改进。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使新技术和新创意在各区域间自由流动，各城市可以很方便地采用一项新的技术或新的创意；但技术效率提升所依赖的要素的优化配置、规模经济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则需要在较长期的时间内配合其他基础设施和制度改革才能实现，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不是特别紧密。此外，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如果“追赶”的速度，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点的外移速度低于边界外移的速度，则内部点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拉大，技术效率下降。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前沿技术进步，而且扩大了技术效率提升的空间。

外商直接投资与前沿技术进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技术效率呈弱的负相关关系，综合而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为正。这说明珠三角地区的FDI有助于技术引进和扩散，从而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王红领等（2006）的调查也显示，外资进入程度提高和内资企业研发能力提高之间有一个明确的传导机制，即外资进入程度提高会带来行业竞争的加剧，从而迫使内资企业提高其研发能力。由于FDI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如果追赶的速度，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点的外移速度低于边界外移的速度，则内部点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拉大，技术效率下降。因此，加大FDI的引进力度将可以显著地提升前沿技术进步，而且扩大了技术效率提升的空间。

对外贸易水平不利于前沿技术进步的提升，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改进，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出口产品还处在总量的扩张阶段，还没有明显的产品质量升级要求，进口设备往往并非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这种主要依赖规模扩张的内外交互需求主要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提高。

市场竞争的加剧削弱了厂商的垄断势力，降低了创新的回报率，使得企业更加急功近利，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学习和模仿动机会加强。

财政支出有利于短期经济绩效提高，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表现。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上的短视行为所导致的，政府更乐意于具有短期回报的项目支出，而不愿意在长期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项目上投入。

四 现实解析

1．人力资本

前面基于DEA的分析表明，由于珠三角的前沿技术进步自2002年起大幅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改进。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地促进前沿技术进步，在当前珠三角前沿技术进步面临瓶颈约束的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了当务之急。

珠三角大部分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末端，从生产和营销模式来看都较为粗放，产业工人素质偏低，生产不规范，这类企业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差，2008年大批中小企业的歇业倒闭可见一斑；而外销型企业，大多以贴牌生产，没有自主品牌，只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旦上游资源脱节，企业便岌岌可危。高附加值的产业，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是珠三角最稀缺的资源，三者相辅相成。产业升级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前奏，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

从1996~2008年珠江三角洲9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演变轨迹来看（见图1-5）, 9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呈上升的趋势，总量上，珠三角2008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按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惠州、江门、肇庆的顺序依次递减；增长速度方面按深圳、惠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东莞、肇庆、广州的顺序依次递减，表现最为优异的深圳在12年间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837%，而最为逊色的广州只提高了18%。

将珠三角9城市和全国各省区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比较则发现，2007年，珠三角的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人力资本水平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而广东的平均水平又低于天津、上海和江苏。由于人力资本的弱势，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步履蹒跚，珠三角的竞争优势正面临来自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以及周边其他拥有更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吸引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激励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升级，是珠三角摆脱资源、环境约束，重拾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

2．外商直接投资

从1996~2008年珠三角地区FDI的演变趋势来看，虽然各个城市的FDI总量呈上升的趋势，但是FDI占GDP的比重呈一致性下降的演变轨迹（见图1-6）。

从2008年珠三角FDI的分行业情况来看，61%集中在制造业，21%集中在房地产业，其他行业的份额都低于4%。而珠三角制造业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低成本的劳动生产率、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大规模的、但不一定是高效率的政府投资。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许多拥有更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学习和追赶。前面基于DEA的分析表明，由于珠三角的前沿技术进步自2002年起大幅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改进。要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继续凸现优势，吸引FDI，珠三角必须拥有自己先进的核心技术，进入国际产业链条的上游环节。

总而言之，2002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前沿技术进步的骤然下降抑制了其吸引FDI的竞争优势，而FDI占GDP的比重下降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FDI与前沿技术进步的相互制约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将自主创新与引进FDI相辅相成是未来珠三角重拾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

3．对外贸易

由于珠三角地区出口产品还处在总量的扩张阶段，还没有明显的产品质量升级要求，进口设备往往并非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这种主要依赖规模扩张的内外交互需求主要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提高。

从1996~2008年珠三角地区进出口占GDP的总体演变趋势来看，深圳和珠海呈上升的趋势，东莞呈下降的趋势，其他城市则维持平稳的水平。因此，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见图1-7）。

4．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水平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迫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事后垄断力量，使得企业更加急功近利，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学习和模仿动机会加强。

从1996~2008年珠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市场竞争程度的演变趋势来看，各个城市的市场竞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见图1-8）。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是导致珠三角城市自主创新动机和前沿技术进步下降的关键因素，但竞争的加剧也促进了企业的追赶意识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总体而言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然而，当前珠三角所面临的是前沿技术进步的瓶颈约束，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使企业创新的事后垄断利润下降，弱化了企业的创新动机。因此，适当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垄断势力是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

5．公共支出

珠三角地区的公共支出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差异化影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结构上的短视行为所导致的，政府更乐意于具有短期回报的项目支出，而不愿意在长期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项目上投入。这些影响，根本而言是基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不同政策偏好而产生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压缩财政支出，这意味着很多公共服务不能得到有效提供，例如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这无疑会削弱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创新”后劲不足，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另一方面，财政分权改变了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方式，无论是出于晋升的需要还是其他的目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有极大的动力来推动本地区的GDP增长，伴随而来的是财政基础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扩大，“追赶”意识过浓，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提升。

从2001~2006年珠三角城市财政支出结构及演变来看（见表1-3），存在一些有悖于经济增长绩效优化的问题。在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的其他各项支出上占用了29% ~55%的财政资金；在对“创新”有的正向作用的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支出，教育、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项目上有约1/3的城市仍然存在投入缩减；在对“追赶”有正向影响的基本建设支出项目上有约1/2的城市存在支出增加。

总而言之，2002年以来珠三角地区TFP骤然下降，并且TFP由依靠技术进步驱动向依赖技术效率改进的模式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有密切的联系。随着技术效率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逼近，“追赶”效应越来越小（EC经历了2002~2003年的大幅度上升之后逐渐回归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面临瓶颈；依靠“创新”的推动，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根据表1-2的分析结果，增加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对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的项目上的支出，减少政府在基础建设和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是当前促进技术进步的关键举措。当然，珠江三角洲公共支出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中“创新”和“追赶”效应的量化研究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