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甲骨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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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米斯大海战是海军史上规模最大、混乱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死伤最为惨重的一场交战。在欧洲艺术家们手中,这场海战被重塑为一场拥有高耸船艏的地中海桨帆战舰之间的较量。虽有失实之处,但他们至少把握住了当时25万海军战士拥挤在成百艘战舰上的情景。这些人或者在划动船桨,或者在登上敌舰,要么尽情杀戮,要么无助溺水——这一切,都发生在数千码见方的狭小空间里。

在浮雕中,大流士和薛西斯两位国王同时出现。两人都曾入侵希腊,而结果也都是以失败收场。在浮雕中,他们的形象都近乎神祗——表情僵硬而冷漠。这样的风格与鲜活的古典希腊雕塑显得截然不同。

地米斯托克利。他一手创建了雅典舰队,并策划了波斯舰队的覆灭,奠定了雅典帝国的基础。在这之后,那些他所拯救的公民们投票决定将他放逐,并在地米斯托克利不在场的情况下将这位英雄判处死刑。

东方与西方的碰撞。这是一幅来自庞贝古城的地板镶嵌画。画中,当亚历山大冲向大流士三世时,两者巨大的反差摄人心魄--大流士虽然被卫士们簇拥在皇家战车上,却依然面有惧色;反倒是单枪匹马的亚历山大正努力冲进敌阵,只求近身肉搏。有人将这幅画视为伊苏斯之战的复现,但看起来,这幅画更像是糅合了多场战斗的要素,将亚历山大四次伟大的胜利兼收并蓄起来。

一尊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半身像。亚历山大的面庞如奥林匹亚诸神一般威严。雕像体现出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活力、俊美,以及凝视的眼神中所透露出的远见卓识。

在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1619-1690年)的巨幅油画中,在高加米拉,亚历山大的军队正追亡逐北,清扫满是俘虏和战利品的战场。真实的情况恐怕要可怕得多:超过5万具尸体被留在原地,在10月的骄阳下慢慢腐烂。

波斯浮雕,其形象显示出波斯帝国军人的整齐划一、毫无个性。观察浮雕可以发现,士兵未穿金属护甲、戴头盔,也没有重型盾牌来保护自己。

古典时代的雕刻家和作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汉尼拔·巴卡的喜爱。尽管汉尼拔的身上,充满了典型的非西方军人的特征——背信弃义、傲慢自大与残忍无情,但他精湛的战争技巧、无尽的勇气与极度的顽强,也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赞赏。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汉尼拔,所有留存至今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来自他敌人的文化圈。汉尼拔的敌人摧毁了他的国家、他的家庭,也迫使他以自尽结束生命,但在关于他的记载中,他的敌人却多半表现出同情,并为他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

一幅15世纪晚期的手稿插图。插图尝试表现出坎尼之战里庞大军队的碰撞与面对面战斗的残酷。然而,文艺复兴时期战争模式显然更为温和,一旦将之套用到古典时代的暴力场面下,其表现力便显得过于苍白了;即便是那些最有想象力的插图画家,对于一场超过10万人参加的战斗也缺乏直观概念,在那样的战斗中,每分钟都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杀戮。

卡尔·冯·施托伊本(Carl von Steuben)关于普瓦捷之战的浪漫化作品。作品展示的是法兰克战士“紧密犹如坚冰”的阵形,此战中,站位密集、穿戴锁甲的长矛士兵粉碎了伊斯兰骑马武士一轮又一轮的冲击。这场战争被视为成功保卫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普瓦捷,信念战胜了数量--这体现出宗教的价值。这场战争往往被后人当成一场骑兵之间的较量--正如下图(《追击败军》)所展示的一样--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法兰克士兵也许是下马战斗的。

《追击败军》。尽管这张图的作者选取了典型的战争模式,将法兰克人描绘成骑马作战的士兵,但画中他们长矛的密集程度与方向,都与古典时代步兵方阵开战的姿态别无二致。

这张墨西哥城地图,通常被认为是科尔特斯本人的手笔。地图本身便显示出这座城市的宏大规模与其中的巨额财富。城中庞大的人口据估计达到了20万人之巨,这些人的食物都通过大量穿行于湖上的小独木舟来运送。

赫南·科尔特斯。通常在画中他都被描绘为一个经过国王犒赏胜利回家的骑士;而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他在贫困和绝望中死去,那些得益于他的征服而获得富贵之人却不愿帮助他。

一幅西班牙木刻画,画中的蒙特苏马身着戎装。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在他的帝国首都被西班牙人摧毁数月之后,他自己也死于非命。

晚期墨西哥画作中,突出表现了西班牙钢制武器在攻击毫无保护的血肉之躯时所产生的致命效果。在这幅描绘托克斯卡特尔(Toxcatl)节的作品中,120名西班牙人杀死了超过3000名没有武装的阿兹特克贵族,代价仅仅是数人受伤。

一幅关于西班牙人如何攻城的画作显示,攻城者武器先进,阵形紧密;而阿兹特克人在数量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护甲更少,他们试图用突袭的方式夺取西班牙人的堡垒。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墨西哥人,所有同时代的观察者们都认为,欧洲武器是征服者们取胜的关键因素。

对于16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在勒班陀,基督徒能够迅速集结起一支庞大的舰队,这证明基督教世界在抵御穆斯林侵略时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这幅场景宏大的油画出自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年)之手。画中,代表正义与邪恶的超自然力量,观看着六艘庞大的加列亚斯战舰引领着神圣同盟的庞大舰队向前进发。画家将桨帆战舰的阵形排列得十分密集,给人以明确的信息:这场海战更像是陆战。在混乱的战斗中,数以百计的战舰很快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

对许多欧洲插图画家而言,描绘勒班陀海战时,刻画数以千计奥斯曼水手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是个颇为流行的主题。根据那些目击者留下的记录,可以拼凑出一幅可怕的景象:身披长袍的幸存者攀附在失事桨帆战舰的残骸上,之后他们要么被大海的波涛吞没,要么被基督徒战舰上的长矛兵刺死。对奥斯曼人而言,他们的绝大多数伤亡都出现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这3万人的损失中,多数人要么死于溺水,要么在敌人清扫战场时被处以极刑。

罗克渡口几乎可以说是个无险可守的地方;尽管如此,在几个小时之内,不列颠士兵就利用布袋和箱子构筑出了一个久攻不破的堡垒。

切姆斯福德勋爵。针对祖鲁的权力中心,他决定兵分三路。这样分兵的结果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庞大的祖鲁帝国就灰飞烟灭。

开芝瓦约国王。他低估了他的敌人;在罗克渡口之战后,他访问了伦敦,这才不得不赞叹英格兰所拥有的巨大资源。

在伊桑德尔瓦纳,24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在罗克渡口接受“简单任务”的B连幸存了下来。这是在经历了严峻考验数天之后,50名幸存B连官兵的合影。布隆海德中尉在照片右侧下方。

这张图中的祖鲁武士们乃是当时南部非洲最可怕的军人,但事实证明,他们无法击垮由一小群不列颠来复枪兵组成的方阵,也不能攻破后者驻防的工事。

在格里芬·贝利·科尔(Griffin Baily Coale)的中途岛水彩画中,赤城、加贺两艘日本航空母舰都已经在美国俯冲轰炸机的第一轮攻击中被击中起火。画中还能看到一架零式战斗机拖着浓烟栽向大海,它是被突然出现在高空的美军野猫式战斗机击落的。在日军航母的木质甲板上,到处都是加满燃料、挂载炸弹的飞机,这意味着美军只要命中少数炸弹,就能让这些航母因为连锁爆炸而陷入火海。战斗之后,美军飞行员报告说,日本航母甲板上的旭日图案自然成了轰炸机瞄准的目标。

约克城号首先被日本帝国海军的俯冲轰炸机与鱼类轰炸机击伤,之后又遭到日本潜艇的鱼雷攻击,最终沉没。在这之前,约克城号曾经在珊瑚海海战中严重受损,但奇迹般地被迅速修复了。

到了1942年,美国的SBD与TBD轰炸机都已经显得过时了。然而在中途岛海战中,呼啸着俯冲投弹的SBD轰炸机群依旧被证明是致命的武器。在更低的空域,TBD鱼雷机未经计划的悲壮攻击与壮烈牺牲,为俯冲轰炸机争取到了不受干扰的投弹机会。

珍珠港的设施和人员保证了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能有三艘而非两艘航空母舰参加战斗。倘若日本人也有类似的能力,那他们将在中途岛拥有六艘航母,对美军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在日本帝国海军中,山口多闻海军少将也许是最有能力的指挥官。这张图中留下了他的身影,此时他感谢了自己的参谋人员,并准备随自己的旗舰飞龙号一同沉入大海。

在中途岛海战之前,大黄蜂号上的第八鱼雷机中队成员(如图)中,没有人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任务。上述中队成员,大多在战斗开始的数分钟内便战死了,只有乔治·盖伊少尉(第一排左四)幸存。盖伊的飞机也被击落,但他成功逃生,并在水中的救生筏上观看了整场战斗。在从三艘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82架TBD复仇者式轰炸机的机组成员中,只有13人在攻击之后幸存,而这些飞机发射的鱼雷无一命中目标。这些轰炸机在攻击规避状态下的日本航母时,飞行速度不超过70英里每小时。而在它们上方,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以超过300英里的时速俯冲而下,倾泄的弹雨将鱼雷机打成了筛子。

1968年的春节攻势中,美军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区域作战,同时还受到了紧密的媒体监督的掣肘,但依然在当地粉碎了越共的抵抗。美军的成功源自装甲部队与炮兵的毁灭性的打击、持续的空中支援,以及小队海军陆战队高度纪律性与毁灭性的战斗风格。如图,海军陆战队在顺化的石质城堡中,控制了一座塔楼作为据点。

1968年的春节攻势中,美军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区域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