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历史、文献与经验中的思索质疑

（一）历史之思：旅游的演变史

正如学者所言，“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旅游现象，应该把它置于社会发展的 ‘语境’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理解旅游这一独特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就是说，旅游发展的历史必须与社会发展阶段勾连起来。旅游的演变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农耕社会特定阶层的旅游到工业社会的大众旅游，最后到正在经历或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乡村旅游。旅游在人类发展史上古已有之，亚洲古代的朝圣旅游、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活动等也伴随着大量的旅游行为。本书将旅游发展开端定位在农业社会。在农耕文明下，旅游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不论是宗教朝圣、政治军事使命，还是个人的冒险精神，旅游涉及的都是特定阶层的、较为奢侈的活动。一般而言，只有少数有钱和有闲暇的人才能开展旅游，而这些人往往是贵族出身，平民百姓则与旅游无缘。因此，早期的旅游带有明显的贵族化气息。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交通条件和设施的改善等，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都开始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便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时尚，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种工业。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只要你可以阅读到的、可以看到的旅游，就可以去实现它。在这个阶段，普通大众也可参与到旅游中来，旅游摆脱了贵族意味而正式迈入大众旅游的时代，即所谓的现代旅游（又叫大众旅游、规模旅游或群众旅游）。在工业文明下的现代旅游兼具大规模旅游活动及旅游产业的两大特征。“你旅游了吗？”几乎成了当代人交流时不可或缺的问候方式。一方面，现代旅游是由现代性阴暗面推动而开展的逃避、怀旧、寻找异域感的行为等；另一方面，旅游实践离不开现代社会提供的交通设施和休假制度等。因此，旅游是现代社会“好恶交织”的产物。在西方，乡村旅游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完成之后的一种对其理性反思的结果，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的过程也伴随着祛魅、世俗化、精神世界的枯竭、价值意义的丧失、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等。尽管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时代，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现代旅游的一个基本发展背景是现代工业社会。旅游作为世界领域内的一种产业，即“旅游工业”，旅游工业时代的来临，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旅游业高速发展伴随的是地方文化环境破坏，社会问题丛生，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大众旅游发展的弊端不断暴露，而作为旅游新形势的后现代旅游或乡村旅游开始出现。

乡村旅游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法国。1855年，一位名叫欧贝尔的法国参议员带领一群贵族来到巴黎郊外农村度假。他们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舟，学习制作肥鹅肝酱馅饼，伐木种树，清理灌木丛，挖池塘淤泥，欣赏游鸟，学习养蜂，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这些活动使他们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价值，加强了城乡人们之间的交往，增强了城乡人们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开始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随后，美国、日本、波兰等国先后推出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逐渐盛行开来。20世纪80年代后，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且与城市信仰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密不可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快节奏和紧张的生活使城市人各种压力增加。这是一种现代风险和危机，这些危机促使城市人产生了逃避倾向和怀旧情结。在乡村社会中，城市人可以体验一种缓慢和悠闲的生活方式，这是乡村旅游所能赋予人的价值。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地方政府促进乡村发展、实现新农村建设等的法宝，尤其是在老、少、边、穷地区，“旅游脱贫致富”、“旅游实现小康”等发展话语不断浮现。各地农村社区开始开展旅游实践活动，尤其是在政府的倡导下，乡村旅游发展更加活跃起来。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乡村旅游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政府一大口号，尤其是自2006年中国“乡村旅游年”举办以来，乡村旅游几乎成为众多省区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浓厚的经济产业特性。“乡村旅游虽然历史悠久，但只是到了今天这个有点后现代味道的时代才显示出特别的意义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今日旅游正日趋走向 ‘乡村化’（ruralization of tourism）。”然而，乡村旅游因其取得的成绩及凸显的问题而争议不断。一部分人认为乡村旅游的实施增加了当地人的经济收入、提供了就业、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及村庄面貌的焕然一新。这些人不乏政府官员和学者，他们更多地看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福利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注意到了旅游带来的意外后果，如乡村旅游开发中村民参与性不强，政府的行政色彩过浓，乡村旅游公司的经营性较强，大部分收益溢出村外，当地文化、生态等遭到巨大的破坏，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不大，村民与政府和公司的矛盾及冲突不断，村庄原汁原味的文化丢失，村社集体瓦解。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备受诟病，因此，本书主要从“乡村旅游是什么”入手，将乡村旅游发展的困境置于社会发展阶段中进行解读，这样的话，其矛盾和冲突才能得以明晰地展示。工业化生产方式就是对文脉和地脉的逆向倒转，文化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这导致文化内核的丧失和文化内涵的消解。因此，将工业社会的普适性规则运用在乡村旅游特殊性的领域之中，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两套不相容的系统出现碰撞，并最终引发系列问题。

（二）文献“二思”：文化商品化理论的局限及乡村旅游的本质

根据文献阅读，笔者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商品化的研究存在研究方法上的二元性和研究内容上的“弱介质化”与“行动者缺场”的问题，因此，笔者尝试从二重性的方法论出发，以行动者和强介质为理论视角开展对文化商品化的研究；二是乡村旅游的本质问题有待从本质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于是，笔者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是乡村旅游本质的观点。

1．关于文化商品化论题的研究

在乡村旅游的研究论域中，最有影响力同时也备受争议的就是文化商品化理论。尽管研究者及研究贡献众多，但这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格林伍德（Greenwood）可谓文化商品化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以西班牙的一个旅游村为田野点，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其传统文化仪式活动——阿拉德仪式——在旅游开发中遭受的异化，最后他提出了“文化能被商品化吗？”这一开创性的议题。之后，围绕他的研究，研究者们形成了观点迥异的两派。围绕文化商品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两派争论不休。然而，笔者认为目前关于文化商品化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第一，方法论上的二元论；第二，内容上的“弱介质化”和“行动者缺场”。就其研究方法论而言，文化商品化理论将当地文化和非当地文化、农村特殊主义的文化演进之路和城市普适性的文化演进之路等区分开来，凸显出乡村旅游中由“地方性”塑造出来的文化的重要意义，这是乡村旅游存在的基本前提。然而，目前的研究将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推崇到极致，认为乡村与城市、农耕与工业、村落与外部、传统和现代等是绝对二元对立的，由此，他们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研究范式的困境。这又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坚持机械的结构论论调，他们认为当地文化是在当地语境中生发出来的，理应保持原形和原汁原味，甚至陈规陋习也应该成为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是遵从一种极端保守和机械的唯物主义路子，他们认为当地文化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不能改变，他们甚至倡导一种静止的文化观。然而，他们在批判旅游带来的博物馆化时也让自己的研究博物馆化了。

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文化商品化理论的强项是将人类学引入旅游研究中，这指的是人类学从东道主和游客的角度来展开对人的研究，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到目前为止，相关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传统的研究路径也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文化商品化的传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连接两者纽带的探讨，即对诸如资本、权力、导游和符号等旅游介质的研究。中国学者杨丽娟将这一提法明确化并指出介质研究的重要性，“起着中介桥梁和纽带作用的介体在旅游实践中，往往决定着旅游体验的质量高低，并因其良莠不齐的专业意识和技能触发了大量的旅游问题。因此，介体在中国旅游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但现有的介体研究非常薄弱：一是数量少；二是质量不高，多发表在一般期刊；三是零散研究多，缺乏指导主线和系统性；四是客体化消解：即把介体作为客体景观建构产生吸引功效中的一部分，回归了传统的两端式（即东道主与游客）研究，而消隐了介体的 ‘纽带’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特性问题，缺乏把介体作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独立研究，研究中出现了明显的 ‘弱介体’化趋势”。她从介体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商品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然而她并未对其展开深入探讨，同时她忽视了对介体背后的行动者和宏大法则的关注。在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无论是规划公司、旅游行业协会和旅游局等隐性介体，还是诸如导游、旅行社及旅游饭店等显性介体，皆受制于中国特殊的政府主导的政治法则和全球普遍的资本主导的经济法则，作为旅游介质的权力和资本才是真正的“操盘人”。第二，文化商品化因其携带有站在东道主的角度呈现目的地的挤压和商品化的意蕴，这就遮蔽了行动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动意义和价值。在乡村旅游中，有着当地人的反抗和赞同，也有游客的抵抗和附和，即便这种行动有时十分乏力。在地方小场域和空间中，行动者的行动意义和价值在于对宏大的结构、网络、背景和过程等起到一种限制作用。对文化商品化研究局限性的根源在于对乡村旅游本质的模糊认知，而后者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2．关于乡村旅游本质的研究

众多学者通过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后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文化性和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而笔者认为这只是其表象而非本质。张廷国认为，“现象学研究的是现象的本质，是那种使某 ‘事物’成为某事物的东西——没有它就不成为该事物。现象的本质就是事物的 ‘共相’，它可以通过对支配着现象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具体结构的研究来加以描述。换句话说，现象学试图系统性地揭示和描述生活经验中的内在意义结构”。海德格尔是从本质出发思考问题的众多学者之一，他提出人存在的本质就是“诗意地栖居”。笔者认为现象学对于乡村旅游本质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乡村旅游正是一种存在形式。从存在的本体论高度来解读乡村旅游是什么，这是一种新的思路。乡村旅游暗含着当地人与游客这两大主体的交汇。“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概念，是关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王洪光等认为“主体间性理论从根本上是关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由仅关注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性内涵，向关注存在的更本质方面——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转变”。本书提出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这个论断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谁具有诗意栖居的权利？即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这里不仅包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因为文化是他们祖祖辈辈保留和衍生出来的，是他们长期栖居的结果。此外，游客也理应享有诗意的栖居权，过一种短暂的、没有包袱和负担的诗意生活是他们进入异质环境中的真实需求。二是诗意栖居的关键性主体是谁？如果说第一层含义区分出了旅游主体的问题，那么第二层含义则对主体进行关键主体和一般主体的层级划分。关键主体是比一般性主体更加重要的主体，在乡村旅游语境中，关键主体是当地人，是他者的文化，是在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交汇中的地方性知识库。何景明指出，“在发展策略上要变给予游客们想要的（giving the customers what they want）为生产我们能出售的（producing what we can sell）”。他的言外之意并非是真正生产和出售文化，而是要始终保持他者的关键主体位置。他者及其文化是乡村旅游之“根”，缺少了它，文化对于游客而言也仅仅是供人观赏的吸引物而非在异域社会体验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乡村旅游也就不再是乡村旅游了。

（三）当下之问：日常生活和田野调查中的旅游

乡村旅游是什么，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本书的问题意识直接起源于旅游时代中人对旅游的感悟和认知，这里的人既包括畅游在旅游中的普通人，也包括在旅游时代做旅游研究的学生、老师和专家学者等。前者主要涉及旅游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后者主要涉及旅游研究中的经验实践。从日常生活之间的旅游到经验调查中的旅游，从生活中的初步感觉和体验到研究中的深刻理解和理性认知将最能说明本书研究的问题意识，即在文献之外，以经验为导向的路子能更好地提出一个问题。

1．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旅游感知

时常看到周围的朋友到不同的乡村地区去旅游，其中不乏乐观者和悲观者两类人。乐观者旅游回来后的幸福度极高，他们在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旅游带给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那个地方很好玩，就像是一个县城一样”, “吃了一路，看了一路，好尽兴”等，即他们将旅游地看成是所谓的好吃好喝的地方。而悲观者在去旅游目的地之前，那种兴奋和期待之情跃然脸上，而旅游回来之后除了一脸的疲惫不堪，剩下的更多的是言语上的抱怨，“我们上当受骗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那个地方了”, “感觉没有什么好看的”, “真不值得去看，还不如在家看看电视”, “跟城市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诸如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虽然不能描述出他们在旅游过程中的遭遇和事件，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笔者接收到的信号是他们在旅游过程中的不愉快情感，本该是轻松愉快的旅游经历却演变为对旅游的抱怨甚至厌恶。他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或许遭到了强买强卖、被导游欺骗、被旅游地小贩的高价索买、宰客，甚至在旅游地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这些旅游遭遇汇总起来使得他们将乡村旅游作为埋怨和批评的靶子。不论是乐观者还是悲观者，他们所“乐”和所“悲”皆指向制造出来的一套景观。因为前者并非在经历真正的乡村旅游，他们迷失在一套围绕工业化、理性化和城市化的文化观念而制造出来的景观所产生的一种“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中，他们为催眠术的幻象与让人昏乱的娱乐形式所麻痹，他们是一群典型的“景观的幻象囚徒”，他们是景观制造中的“同意者”。而后者怀着真正体验、寻找异域、追求自由等乡村旅游理念去旅游，但并未体会到，所以他们在旅游场域中和回到生活场景中不断地抱怨和反抗，这是制造景观的“对立者”。

作为旅游者，笔者也去过不少地方。贵阳市花溪区的布依族村寨，即镇山村，这个村自然风景非常优美，环境宜人，生活在其中的布依族村民，除了少数经营农家乐的老板较年轻外，大多是年迈的老人，零零散散地漫步在村寨中。大多数妇女也跟随丈夫外出务工，这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村落。笔者比较满意那里的自然风景，但媒体上宣传的“布依族风情”丝毫未见到。“布依族的文化去哪儿了？”笔者顿感失落。“布依族人都外出了，布依文化还能持续吗？还能持续多久？”布依族作为一个勤劳善良的山地部落民族，在贵州的高原上创造出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这是旅游者真正想体验的。然而，现在却面临文化上的危机，这也促使笔者不断思考，究竟是旅游本身在加剧村庄的萧条趋势和布依文化的衰败，还是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在背后慢慢地曲解乡村旅游的本质并使其边缘化。

2．经验调查中对乡村旅游的理性认知

有两次来自田野的调查促使笔者更深刻地从乡村旅游系统与工业系统的悖论中去思考“乡村旅游是什么”这样一个本质性问题。第一次是在2012年，笔者通过云南大学举办的暑期研修班，对位于元阳县红河州的菁口村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通过对这一村庄的旅游发展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笔者对旅游的理性认知增加了不少。菁口村作为一个哈尼族村寨，云南大学将此作为一个学术训练的田野点，是元阳县政府全力打造的一个民俗文化村，起初政府扮演单一角色，自2008年12月28日世博公司正式挂牌以来，“政府+市场”的模式就得以建立，于是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合谋行为”就产生了。据一位多年来从事菁口民俗研究的老人介绍，政府与世博公司签订了50年的协议，由政府出资33.7%，公司出资66.3%，对菁口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到目前为止，世博公司已在旅游上投资了8700多万元。村庄整齐的密密麻麻的道路、新修的蘑菇房和其他现代建筑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菁口的旅游开发宣称的是自然与人文景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笔者所到的7月理应是旅游旺季，但是村庄中游客并不多，尽管有《太阳照常升起》的商业娱乐符号引诱，以及由梯田、蘑菇房、云海等提取的自然资源符号构造出的优美和谐图景赋予游客以极大的旅游想象，但游客对此评价仍然较低，“很多东西都不是原汁原味的了”、“跟宣传上介绍得很不一样”、“没什么看的”、“建筑也现代化了”等。如果单纯作为一个旅游者的话，那么笔者会跟普通游客的心态一致。笔者在这里并没有体验到旅游的极大乐趣和悠闲意味，相反是看了之后有还不如不看的感觉。不仅游客不满意，就连当地人对旅游开发也极不满意。政府和公司全力打造并共享红利，而作为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村民却被排斥在外。由于公司和政府垄断旅游经营，村民不能从旅游中获得多少福利，相反，大多数年轻人在外务工，而老人在家务农，形成了典型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经济结构，“三留守”驻足村庄，成为文化的最后坚守者。旅游于村民而言，是油水互不相干，是两张皮。村民说：“旅游是不关我们的事，随政府怎么搞，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要不干活，要不务工。”

第二次调查地点位于贵州省凯里市的夏银村，即本书的田野点。这个村与箐口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村寨，用前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现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圣兴的话来讲，“这是一个在5年内被快速引爆的村”。“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通过旅游，夏银村从一个农业文明社会迅速地汇入工业社会文明潮流中。从2008年贵州省第三次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下简称旅发大会）在夏银村召开以来，政府开始高强度地介入旅游，政府试图将夏银村作为黔东南甚至是贵州的一张名片，将其打造成贵州的一个亮点。刚开始由管委会牵头，管理局和乡镇共管，而后成立国有旅游开发公司，大部分经营性的业务交由公司处理，而管理事项则由管理局管理，管委会作为他们的上级单位，全面负责旅游事务。政府和公司投入上亿元，从中赚取的利润也不少，根据杨主任介绍，“5年内，投资多，回报也多，投资主要偏向基础设施，游客年年递增，收入也一路飙升”。政府和公司赚足了钱，而对村民宣称，“我们投入多，欠款还没还完”。于村民而言，旅游业盛状也伴随着村民跟当地政府与公司矛盾的激发，三次大的群体性事件暗暗诉说着旅游活动“隐藏的秘密”，同时，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上演，尤其是在宅基地等涉及土地边界的问题上。似乎，原本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的村庄快速地滑向一个工具理性的原子化的村庄。一方面是政府的热情和大规模的投资与开发，另一方面是村民的冷漠和不断反抗。

日常生活感性认识以及田野经验调查中的理性认识，构成了本书直接的问题意识来源，这不断地促使笔者思考“乡村旅游是什么”这一旅游研究的元问题及其诸如乡村旅游的界定，乡村旅游中出现矛盾和冲突，乡村旅游中政府、公司、村委会等如何互动，当地人与游客如何互动，村民的参与度，地方文化的保持，现代化和全球化与乡村旅游的关联度如何，资本如何运转，文化如何发展，发展为了谁，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二 问题的提出：“他者”的文化限定是如何影响乡村旅游的

什么样的乡村旅游才是真正的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这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元问题，只有明确了乡村旅游的真正价值，才能对当前开展的乡村旅游进行深刻的认知。

在西方，乡村旅游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完成之后的一种对其理性反思的结果，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的过程也伴随着祛魅、世俗化、精神世界的枯竭、价值意义的丧失、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等。“这已引发了一场特殊的、现代性的价值危机，或者说是社会联系纽带之有效性危机。充分缓解这种危机，需要创造（或突出）某种新的意义复合体（meaning complexes）或道德。宗教的衰落和社会内部制度性基础的蚀变，总会给个体和社会都带来不良影响，留下一片社会价值的真空。”乡村旅游恰好成为弥补这一价值真空领域的一剂良药，因此，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对这种现代危机的出现有密切关联。后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差异、个性、碎片、审美等特性刚好与乡村旅游寻求的多样化的需求具有一致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社会这一系统与乡村旅游这一系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兼容性。

而在中国社会，农耕、工业和后工业社会是叠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乡村旅游是在工业社会中后期兴起的。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在中国表现出极端的城市信仰，尤其是对大城市的坚定追求。激进城市化话语权一路高歌，城市信仰成为降不了温的宗教。乡村旅游则是在工业化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过程中实现的。中西方，乡村旅游出现的背景不同，一个是工业化完成之后的阶段，一个是工业化正紧张进行的阶段。虽然背景有所不同，但乡村旅游的宗旨具有一致性，即皆是对现代性的背离和对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追寻。正如学者所说，“当地社会，尤其是当代都市社会的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面临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和精神的四大危机，这些危机触发了人类灵魂深处的逃避主义本能，记忆中的田园牧歌开始产生魔力，这种怀旧情结成为今日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推力，这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可以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乡村旅游的出现皆是对现代危机和风险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本质是城市人对农村生活的向往和急于摆脱城市窒息环境的一种逃避主义或怀旧主义，是为了体验与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理应是根植于当地社区环境的一种他者文化。

然而，毕竟中国的乡村旅游是在工业文明未竟事业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就其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乡村旅游在中国特殊的场域中拥有其特殊的内涵和指向。“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也是全部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制造出宏大的景观是资本获利的法宝，这是一种将文化作为商品来打造的思维方式。旅游开发就类似于制造景观，在景观（商品）制造（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景观并不是为了满足游客的真实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值，依靠（对景观的）消费来维持制造（生产），景观的使用价值已经服务于交换价值。在商品化、理性化等城市理念和文化限定下的产品，跟城市景观并无不同。而乡村旅游的核心是农耕社会的产物，是农业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它所遵从的是基于地方场景性的多样化和异质性，是当地的文化支撑起了乡村旅游的内涵，游客到乡村地区旅游是为了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因此，当乡村旅游遭遇工业社会时，即多样化与普适性在旅游界面上发生碰撞和冲突时，资本和景观的霸权性地位始终占据上风，使多样性原则迅速地转换成一种普适性的原则。乡村旅游的宗旨在于遵循地方文化的主体性和自觉性，而工业文明使当地文化成为按照工业化和理性化的城市理念而制造出来的大量的旅游景观。

本书的研究主题仍然是文化商品化问题，但克服了文化商品化理论在方法上的二元性以及内容上的“弱介质化”和“行动者的缺场”的不足，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的观点。在经验层面，笔者认为对目的地的旅游开发就是在制造一簇簇的旅游景观，用“制造景观”这一中层概念凝练和统摄经验材料，深入分析谁来制造，制造的过程、机制及后果等，这是本书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