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性年轮：时效常在

熟悉西方诗歌的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荷尔德林写风的名篇《回忆》。限于篇幅，我们将其《回忆》的脉络抽绎如下：“吹来了东北风……那就去吧……想来还记忆犹新……可院子里种了棵无花果树……快给我拿来……朋友今安在？可财富毕竟起源于……可如今……劫走……而诗人……创建那永存的。”（引者摘要） 4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回忆》一诗，也写了一篇名为《回忆》的论文。其中说：“《回忆》是一支按自身结构组织起来的独一无二的神游曲；它命名那个奥秘的词，而作为纯粹地起源的东西，那个奥秘的词就在本源之中。写诗就是回忆。回忆就是建基。诗人奠基式的卜居，标出土地并使土地神圣化，这片土地将成为大地之子诗意安居的基础。一种可留存的东西前来留驻。有回忆。也有东北风在吹。” 5回忆—卜居—奠基，如果要评说诗性的神圣，有什么文本能像上述三章古歌更具有回忆—卜居—奠基的意味呢？《四方风》吹来了神话的玄风，《今日雨》撒下了神秘的甘霖，《后土颂》唱响了神圣的坤歌，这样的回忆—卜居—奠基，才真正地称得上人类的福音。从诗学的角度而言，古歌三章以凝聚和焕发华夏先民的精气神著称，而不是以皮相的形式为诗，其所蕴含的诗歌的本性，与我们习见的说法迥然不同。其所体现的诗性的“基本特征”远远超出了时下各种文学概论对诗歌的规范，如所谓“凝练性、跳跃性、音乐性”6的定义。 其结构和内容也远远突破了“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7。 以上陈述，至少有两个大类很值得我们关注：其一，祂是神性的灵光在偶然与必然的暗影里闪烁；其二，祂是人性的才情在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中交响。这种灵光可以不朽，这种才情可以永存。这两大类诗歌的不朽与永存，就是笔者所说的诗性的时效。此处就用诗性的年轮来衡量这两种诗歌的时效特征。

先让我们看看神性诗歌的年轮。古歌三章披露出3000年前的风雨大地，古歌的酝酿和产生要比3000年前的存在还要更早。就其神话、神祇和神秘的意味而论，将祂们的前身追溯到黄帝以及更早的伏羲时代也不过分。从原语即原诗的哲理诗性角度讲，三章透露给我们的是远古洪荒时代的神性气息。神话和传说中的伏羲、黄帝、炎帝、蚩尤都是呼风唤雨的高手，风雨大地在那些个时代已经“卜居”和“奠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至少从那时起，神性，包括风雨大地在内的神性，是贯穿诗歌史的基本线索之一。伏羲画卦（传为《连山》）可以说是神性诗所由出的第一纪年轮。崇尚大地和母爱的《归藏》则是神性诗的第二纪年轮。作为南方神巫文化代表的楚歌—庄韵屈骚，则是中国神性诗歌的所能显见的最后一次以巨型话语现身，即第三纪年轮。

再让我们看看人性诗歌的年轮。庄子曾经用“小年不及大年”的时段视野，引导人们思索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长远，鼓励人们展望以“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的大度，慨叹众人以彭祖为久特的可悲。我们佩服庄周，他在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生死以朝夕计，竟然能用天地时空的眼光观察事物。而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断代是那么的小气，那么的纤细。创造性萎缩毋庸讳言。对于诗学，对于以神性和人性而论的诗学，尤其对于以原五行三才论审美的诗学来讲，应该用大年纪年。

华夏的人性诗歌也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尧舜时代的《击壤歌》、《卿云歌》大家都熟悉。早在四方风神魅力十足之时，人性诗歌也开始了意气风发的张扬。从《尚书·尧典》中看得到，四方之“神”已经变成四方之“民”，诗歌之“神”变成了诗言之“志”。人性诗歌也有自己的岁月遗痕，笔者将之也称作年轮。尧舜时代的人性诗歌是其第一个回环，周孔时段的人性诗歌是其第二个轴心，近代以来我国以西式诗歌理念建构的人性诗歌统绪，可以看作第三个回合。

神性诗歌年轮与人性诗歌年轮互为表里，明夷交错。神性诗歌为主调之时，人性诗歌处于“谐音”；而当人性诗歌独占鳌头之际，神性诗歌变为“潜龙”。从远古到西周，“三易”是神性诗歌的主旋律。从《诗经》到当今，情志是人性诗歌的高格调。在神性诗歌笼罩大地之时，神出而人和。在人性诗歌兴寄飞扬之际，人秀而神藏。《诗经》之前，神显而人附，人神商量培养，贞卜叩响，天地人神交相辉映。《诗经》之后，人进而神退，神民分道扬镳，兴观群怨，仁义理智相得益彰。在两种诗性年轮强力的交相滚动圈—从商周经春秋到秦汉，二者互相包含，互相砥砺，互相补充，都有精彩的篇章。诸如，从《尚书·尧典》到《诗经》以及《孔子诗论》，人性诗歌渐臻佳境，神性诗风犹有天籁若《庄子》，独语似《天问》，秘响如《诗纬》，潜发像《搜神》。在两种诗性年轮扩大了的辐射圈—从东汉经唐宋到明清，二者的地位恰恰与三代（夏商周）逆向“退演”之盛衰适成反比。三代退前神性诗歌越前越强，人性诗歌为之裹挟。东汉以降神性诗歌渐弱，人性诗歌如日中天。从二者的运作动静看，可以说神性诗歌是天启笼罩，敬畏擘画于六合内外，人性诗歌是以仁义礼教，兴发传唱在四方上下。

不论是在两种年轮的极盛极衰期，抑或二者的相亲相远处，两种诗性的相互影响还是有案可稽，二者的内在联系也有迹可寻。从诗歌文理发展的顺逆、纵横、深浅、表里、虚实、动静、正反、阴阳、浮沉、隐秀、吉凶、利钝、归潜、游守、聚散、启蔽、离合等化感通变的思想方法来钻仰，两种诗歌的年轮展现给我们的是全新的诗学景观。诗歌之双轮，要求我们突破《诗经》以来的老传统，同时超越“五四”以来的洋套路，以一种融古今于一体，集神人而两兼的时效观念研究诗歌的存在特点。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的相反相成、相离相兼、相生相克、相通相远、相合相变、相隐相秀……，此类复杂现象，共同组成了诗歌所以不朽的天籁人和。至少，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激发了我们多学科、多向度、多时空、多文化、多语境之诗学的交互涵养。

笔者的这种阐述，已经勾勒出了中国诗歌和中国诗学的基本脉络，但是对于诗歌和诗学，最重要的是倾听，是从中听到那么一种意味深长的交响，甚至是那么一种不同凡响的感召。就古歌三章而言，聆听到如下几个要点也许非常重要：其一是三首古歌中呼唤出的神性诗的精神。不论从文本的背景、语境和诗性倾向来看，还是从文本的虔诚、肃穆与神圣气质而言，称上述三首古歌为神性精神之诗，应该说是言而有据。其二是三首古歌提醒人们重审华夏诗学的张力结构，即人性诗与神性诗盘根错节的互动格局。其三是三首古歌揭示了诗式的渊源和远缘—与神学相表里，把二言诗、五言诗乃至七言诗的潜在的种苗生发追溯到上古时代—商周两朝。其四是三首古歌披露出“三古”（古文字、古代史、古代文学）的三位一体的祖形，这种三古一体的原生态关系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学建设举足轻重。其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整诠需要加强，“三古”合体与国外相关文学的比较，如与西方、中东、古印度三古体的比较期待开发。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化感通变的研究，需要突破支离分散的缀合与补苴，擘画囊括细碎的归化性求索，即倡导一种融通古今中外，和合天地神人的归化性思想。上述五个要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以诗性探究为主线的诗学建构要求，即调动全方位交织的复合智慧，开放学科，开放时空，开放文本，开放媒介，开放神志，营造一种走向未来的归化性诗学。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全息开放的通化性诗学的脉冲已经叩击大家的心扉。一个全新的诗学时代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