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体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一是要有劳动能力的自立人口，二是要处于劳动适龄阶段的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一个人从生下来直到生命完结，始终是一个消费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构成人口再生产的条件，因而人口数量必须同物质生活资料保持一定的比例，也就成为一条普遍的规律，只不过在不同社会形态下作用的形式、性质和结果不同罢了。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里，人口同物质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是自发起作用的，比例关系的调整是通过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极其有限，当人口数量增多到超过能够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供养能力时，饥饿和疾病袭来，人口死亡率上升，人口数量就要减少，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是靠着生物学规律自发调节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和物质生活资料之间比例关系的调整，虽然主要不再靠生物学规律，但仍旧属于自发调节的性质。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相对人口过剩，一方面为资本家进行扩大再生产准备了充足数量的劳动人口；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不得不从自身的发展和对子孙后代的抚养、就业等考虑，安排自己的生育。自发地调节着人口和物质生活资料间的比例。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从而使从前那种自发性的调节可以为有计划的调节所取代。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1]要做到这点，使人口同物质生活资料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总结三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人口和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

国民收入是一个国家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总和，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国民收入构成为一定的前提下，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是否协调，可以从人口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上表现出来。解放后，我国国民收入和人口的增长速度见表1：

表1 1953-1975年国民收入和人口增长速度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除“二五”时期以外，其余各个历史时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均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许多。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人口和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因而总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是协调的呢？我以为不能。第一，从国民收入构成上看，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上看，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形成积累和消费两类基金，增加的国民收入不可能都用在消费上。第三，不仅要注意到国民收入在总量上的增长情况，尤其要注意到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情况，人均国民收入更确切地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从1950-1976年，我国国民收入由118亿美元增加到1252亿美元，增长约9.6倍；美国由2658亿美元增加到15118亿美元，增长约4.7倍；日本由162亿美元增加到4728亿美元，增长约28.2倍；法国由259亿美元增加到2977亿美元，增长约10.5倍，我国同美、日、法三个国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1.0∶0.5∶2.8∶1.1。但由于同期我国人口增长69.1%，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由21美元增加到134美元，只增长约5.4倍；美国由1746美元增加到7082美元，增长约3.1倍；日本由189美元增加到4193美元，增长约21.2倍；法国由621美元增加到5639美元，增长约8.1倍，我国同美、日、法三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比为1.0∶0.6∶5.4∶2.2。可见，由于我国人口增长比较快，同日、法相比较，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些。在上述期间，法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我国相仿，但人口仅增长26.8%，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我国的两倍多；日本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我国的2.8倍，由于人口仅增长36%，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我国的5.4倍。三十多年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不算慢，国民收入总量也可以列入世界较多国家之列，但由于人口多、增长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至今仍属于低水平之列，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中排在100位以后。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只有大力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不相应的状况。

（二）人口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

国民收入使用额分作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要取得社会总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就要使消费基金同人口增长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消费基金有了不小的增长。1978年与1952年相比较，我国消费基金增长2.9倍，平均每年增长5.4%；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长66.7%，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只增长1.3倍，平均每年增长3.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消费额只增长90%左右。而且，每年新增加的消费额中，将近60%是用在满足当年新增加人口的需要上面，用在提高原有居民部分只有40%多一点儿，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实现人口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不仅二者在数量上要按比例地增长，而且要注意到消费基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197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吃的部分占51%，穿的占23%，用的占22%，烧的占4%，可见吃的和穿的，特别是吃的部分构成消费中的最主要部分，这部分增长状况怎样，对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关系极大。1978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城乡居民每人平均的猪肉、食糖等的消费量有所上升，猪肉由每人平均11.8斤上升到15.4斤，食糖由每人平均1.8斤上升到6.6斤。但每人平均的粮食、食用植物油等的消费量则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全国城乡每人平均的粮食消费量，1952年为395斤，1956年为409斤，1978年下降到393斤。每人平均的食用植物油消费量，1952年为4.2斤，1956年为5.1斤，1978下降到3.2斤，下降幅度很大。每人平均的棉布消费量，1952年为16.4尺，1956年为24.8尺，1978年下降到19.1尺，比1952年稍高，但低于1956年的水平。显然，作为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消费品同人口的增长是不成比例的，二者之间长期比例失调。

人口同消费基金之间比例失调，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观察，首先是人口增长过快，新增人口耗费了大量基金。目前，我国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8.6%，比发达国家高10%以上，加大了国家用于未成年人口的抚养费用。1953-1978年，全国每年用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的消费额多达450亿元以上，占到国民收入的1/3，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减少成人的消费部分。如果将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减少10%，国家一年就可减少开支160多亿元，即等于1978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的10%，数字相当可观。

其次，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安排不当。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五”时期生产发展既迅速又平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25%左右的积累率是比较适当的。然而，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由于片面追求高积累、高速度，使积累率超过3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直至“四五”时期和1976-1978年还维持在33%以上，这就严重地挤占了消费，造成消费资料和人口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

再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安排不当。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是物质生产的主要部门，一般地说，农业、轻工业生产的产品一部分属于生产资料，但主要生产的是用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重工业生产的部分产品属于生活资料，但主要生产的是要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农轻重之间比例是否协调，对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影响颇大。多年来，虽然我们经常强调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但由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根深蒂固，致使农业发展缓慢，轻工业越来越“轻”，重工业越来越“重”，农业不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粮食生产为例，1957-1977年，粮食和人口的增长速度持平，都是2%，二十年间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量一直在600斤上下徘徊。生产决定消费，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生活资料增长不快，必然造成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长期失调。

（三）生产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生产和非生产性基建投资比例是否恰当，“骨头”和“肉”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一五”时期全部基建投资中，用于职工住宅、文教、卫生、饮食服务、公用事业等非生产性基建投资占28.3%，二者之间的比例为2.5∶1.0，看来是比较适当的。苏联从1918年至1962年间，生产与非生产性基建投资的比例为2.1∶1.0，朝鲜从1954年至1960年比例为2.5∶1.0，同我国“一五”时期的比例比较接近。

“二五”期间，非生产性基建投资只占全部基建投资13.2%，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变成6.6∶1.0。1963-1965年调整，非生产性基建投资上升到17%，比例关系降到4.9∶1.0。可是1967-1976年的10年间，生产与非生产性基建投资比例扩大到6.9∶1.0，严重地破坏了二者之间的平衡。新中国成立以来，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5.8%，其中“一五”时期占9.1%，“二五”和1967-1976年间下降到4%-5%，造成全国城镇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由解放初的4.5平方米，下降到1979年的3.6平方米，平均每人降低0.9平方米。国家用于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投资仅占全部基建投资的1.9%，比国外低许多，使许多城市供水不足，煤和煤气的供应比较紧张。至于交通拥挤，商业服务网点短缺，看病住院困难则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1977年全国每万人平均拥有3辆公共交通车，每530多个城镇居民才有一张病床，同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增长很不相称。

纵观三十多年我国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比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七十年代以前人口发展失去控制，七十年代以后虽然控制人口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三十多年来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旧达到19‰，增长速度比较快；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特别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不够快，生活欠账较多，吃饭、穿衣、住房、坐车、上学、看病、买东西都有困难，来自人口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解决的办法，一面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一面要坚决贯彻调整的方针，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适当减少积累增加消费，适当压缩生产性建设投资和提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使消费资料的生产和交通、住宅、文教、卫生、饮食服务和公用事业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