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说起怎样走上人口学研究之路，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末步入大学时候开始。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我抱着少年时期企盼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志向走进北京大学殿堂，心中好不欢畅！然而入学后不久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使我陷入迷茫。于是便躲在图书馆第五阅览室一隅，找来马老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大堆批判文章读了起来。读着读着……越读越觉得老校长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颇有道理，更为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相反，那些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却讲不出多少道理来，除了贴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之外，便是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其目的就是要将《新人口论》批臭，把马寅初一巴掌打下去。特别受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属于哪个马家”影响，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整个燕园，更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最后马老真的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上“蒸发”了。这着实使我困惑了一阵子，难道这桩公案就这样盖棺定论了不成？当时不清楚，正是这样的认识化为一种情结，埋下后来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之路的种子。

1964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先是参加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所谓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说来，原来盼望祖国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情结受到莫大的伤害。在“四清”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亲身体验到新中国成立十五六年后，许多农民依然过着缺吃少穿的清贫日子；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直至70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供应，在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和最富裕几个发展阶段中，处在由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由此不能不对当时的人民公社以及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剩，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经济短缺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三十年，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期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科学发展的春天来到了！于是即刻投身到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去，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最初发表的“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大会战’是组织经济建设的好形式吗？”等几篇文章，抒发多年蓄积于胸的经济学方面的郁闷，颇有一吐为快之感；但是最大的学术情结还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投下的阴影，于是提起笔来，奋然撰写并发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从此同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济学与人口学有着某种近亲血缘关系，但是毕竟属于不同学科，“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提示我，从经济学转到人口研究必须补上人口学这一课。机会来了，1982年5月美国东西方中心邀请我到那里作高级访问学者，进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方面的合作研究。我则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一方面完成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当时主要的人口学论著，并且结识了前往那里访问的著名学者。美国东西方中心坐落在夏威夷群岛檀香山市（Honolulu），地处太平洋中心，亚洲、澳洲、美洲三大洲连线交会点，风景如画，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每年都有众多访问学者光顾。在那里，有机会结识普林斯顿大学A.柯尔、芝加哥大学G.S.贝克尔和F.豪泽、布朗大学S.哥德斯坦、伦敦大学布拉斯、日本大学黑田俊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德维尔等当代大师级人口学家。带着渴望的心情学习他们丰富的知识精要，开始叩响人口科学的大门，受益匪浅。

1983年6月回国后，即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人口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人口学作为一门比较成熟的规范化学科，主要面向现实人口问题研究，我的研究也以现实中国人口问题为主，重点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宏观人口经济与微观人口经济、人口流动与人口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保障等。不过我始终记着“隔行如隔山”这句至理名言，尽可能将研究纳入人口学规范化范畴；同时关注人口学学科建设走向，力求站到学科前沿。在实践中体会最深的，还是“实践-理论-实践”这句老话：通过调查研究，以实证研究的突破，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以理论研究的深入，增加实证研究的厚重。因此，在进行大量实证研究过程中，不忘人口学学科建设，隔一段时间回顾和总结国内外人口科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断开阔研究视野，推进研究创新。加上担任科研行政领导职务和社会兼职需要，对人口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和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决定出版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思量将这些文章和报告放到一起出版一个集子，提供来自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对人口学科建设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故推出《人口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专题文集。

本专题文集集纳1979-2012年间发表的19篇人口学科建设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不同时期人口科学研究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在人口学、人口经济学、老年人口学等研究中新的理论观点和见解；在人口与发展，主要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交叉研究中提出的理论和具体分析。尽管人口学是一门规范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任何学科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笔者也试图做出与时俱进的研究，“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的提出和阐发，就是这种创新探索研究成果之一。本文集19篇文章中，前18篇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第19篇在“人口学研究新领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标题下，包括1995-2004年发表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6篇文章，时间跨度为10年，与前面文章有时间交叉。就笔者在人口学科建设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论，比较集中的成果当属由笔者主编并于2004正式出版的《人口学》专著，除负责全书统稿外，还独自撰写两章、合作撰写两章。不过由于有合作撰写，故未收入本专题文集。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心安理得退居次席也要到20年以后。然而人口科学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几次波折，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得以赶上世界总体水平。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立，人口学在经济学科组，我为该学科组评审组成员；进入90年代后，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人口学转到社会学科组；1996年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决定，1997年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利用这一时机，我同学科组成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同志一起，找到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同志，申请将人口学科作为独立学科单列。当时提出三条理由：一为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状况和水平的承认；二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科发展迅速，目前各种类型、大小不等的人口研究机构近百家，比起某些学科来并不逊色；三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各方面发展影响之大、之深，非其他所能比拟，应加强对人口科学研究的指导和支持。经领导小组研究，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人口学作为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独立后，人口学申报和中标项目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发挥了对人口学科研究支持和引领的作用。1986-2012年人口学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和资助金额，分别增长12倍和20倍以上，对人口研究和学科建设导向和发展，起到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

回顾30多年在人口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或者说取得较大进展，但并不令人满意。星移斗转过了古稀之年，眼下还有一些积累，需要整理、编辑和精炼出论著。面对一步步走向高龄化的现实，怎样将学术研究科学地融入晚年人生生活，是需要认真思索并要由实践做出回答的问题。几年前，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等发来邀请，为《中华名人格言》撰写几则“富含哲理、语言精炼、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格言。对于如此之高的要求，未免有些惶恐，只好从日常生活中体会较深并且身体力行的自我约束的警句中摘出几条发过去。想不到在寄来的书中，还夹有一张被评为“优秀作品”的荣誉证书。优秀不优秀另当别论，也无所谓，有点儿实际的约束力倒是十分紧要的。“年龄可以老化，思想不能僵化，学问不可退化”就是几条中的一条，至少反映出当前我的一种心态和老年做学问的一种自律要求。如何实现老化而不僵化、不退化呢？我在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局组织编辑出版的一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我的健康观——PK四种不同类型年龄”：淡化自然年龄、激活生理年龄、平和心理年龄、践行社会年龄，可谓我将老年做学问融入生活的一种理念和写照。愿将主要文字摘编于后，同学术界志士同仁切磋，共同推进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

淡化自然年龄。一般讲人的年龄，即指自然年龄，以岁表示。自然年龄是时间推移的自然结果，如同植物的年轮一样，每过一年增加一圈，人的自然年龄每过一年增长一岁。怎样对待自然年龄增长？《论语》中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淡化自然年龄，不为年复一年的年龄增长所左右，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地照常行事。对于自然年龄，古往今来留下西方炼丹术、东方仙山寻求长生不老药的神话，希望延年益寿。然而神话就是神话，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长生不老的寿星。倒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长寿真的向我们走来。依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1950年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46岁，2010年提高到68岁，60年间提高22岁，年平均提高0.37岁，为人类发展史上增寿幅度最大的60年。同期中国由不足40岁提高到73岁，提高33岁，年平均提高0.55岁，高出世界0.18岁，增寿更为显著。^[2]然而活得长≠活得健康，因为正常人的一生可分为健康期、带病期和伤残期，现代人追求的目标是延长健康期，缩短带病期和伤残期，长寿+健康才是我们目的。其实，寿命长短主要由遗传基因决定，后天因素只能起到一定的延长或缩短作用，我们只需要科学地生活、工作、学习，其余由它去好了，不要总是想到年老了、不行了。最好能将自然年龄忘掉，真正做到“不知老之将至”。

激活生理年龄。一般地说，自然年龄同生理年龄有着一定的、必然的联系。人的脑细胞在50岁以后开始减少，脑重量开始变轻，智力开始下降。听觉下降最早，20岁以后便开始减弱，到了老年则减弱更甚。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老年晚期出现体力不支是正常的现象。因此，衰老（Senescence）是人生物体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性质，迟早总是要发生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或迟或早上做文章，延缓衰老，增进健康期。关于健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为动派，坚持“生命在于运动”，举出无数个案，说明运动对保持人体机能完好的重要性。一种为静派，坚持“生命在于静止”，举出不好动的动植物寿命最长，常把懒得一动的乌龟和傲然挺拔岩石之上、狂风暴雨不动摇的苍松作为长寿的象征。1941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为祝贺马寅初先生60寿辰赠送的对联，写的便是“桃李增华坐账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在于平衡”，维持生命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中医所讲的阴阳平衡，西医所讲的营养均衡等是也。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实现平衡，是静止求平衡还是运动求平衡？笔者赞同通过运动求平衡，只是运动量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质状况，做出适当增减。笔者的信条是：迈开腿、管好嘴、调整好心态。

平和心理年龄。WHO将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并列为人类健康的三个基本方面，足见心理健康之重要。这是因为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生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健康。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老年如何调整好心态，我将其归结为平和心理年龄，就是要准确定位老年在人生坐标上的位置。就抽象的一般意义而言，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人生角色的转换。角色的转换，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去理解。一方面表现为衰减和失去：身体健康的衰减和失去，体力和精力越来越不济，总体上由健康期步入带病期、伤残期；社会职责的衰减和失去，原来担负的社会工作让位给后来人，成为退休养老的自由人；行为观念的衰减和失去，过去从事的是社会需要的工作，退下来以后更多从事的是自己需要的活动，观念上由我为社会转变到我要为我，以减少社会为我。另一方面表现为增进和拥有：自由的增进和时间的拥有，老年由原来的岗位退居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原来有官者变成“无官一身轻”，原来无官者也用不着早上班晚下班，24小时全由自己自由支配；活动的增进和拥有，由原来以单位为主的活动，变成以社会社区的活动为主，相对说来拥有一个更大范围、更多社会接触的舞台；观察评论的增进和拥有，如果说成年时期生活以干为主，退居下来以后则变成以看为主，拥有更多思考、评说的机会，因而有时间提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可见，老年作为人生最后特殊阶段的人口群体，由于衰减和失去、增进和拥有并存，一方面使他们脱离原来固有的关系，越来越自由，似乎与社会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太自由，并且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强烈，成为必须得到社会关怀的弱势群体。联系本人实际，虽然尚未进入这种角色转换，或者大部分尚未进入这种转换；但是已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也有一个摆正位置，调整心态，即平和心理年龄问题。相信后来居上、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合乎规律的发展。退一步海阔天空，到了应该放飞心理年龄的时候，何不潇洒走一回？！

践行社会年龄。平和心理年龄，不是放弃奋斗终生的事业，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多几分宽容，多几分潇洒，让更多的后来人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就步入老年的个人来说，则要充分认识老年的价值。其一，作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经济价值。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大约有1/4仍在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把劳动视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需要，是社会有用之人的一种标志。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继续从事科研和其他劳动，不需要再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因而具有成本较低的优点，可以为社会创造出低投入、高产出的财富。其二，作为经验积累的历史价值。在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先进技术、中间技术、落后技术将长期并存，先进技术取代落后技术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经验显得尤为重要。而经验是实践知识的积累，同年龄成正比例增长，年龄是人生经验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老年人口具有其他年龄人口群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其三，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文化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老年作为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最丰富又经过当代文化洗礼的人口群体，是现实社会文化的富有者，比少年人口富有，也比成年人口富有，应当成为先进文化的成熟传播者，尽管传播中也要重新学习和进行创造。1982年联合国第37届大会通过的《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指出：童年和老年共同承担人类文化价值承传任务，但是童年主要是承接，老年主要是传播；老年人口的文化传播，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老年人口群体的这一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成为一种“人类课堂”。如此说来，老年对于社会并非毫无用处，“老而无用”是一个误区。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老年学者来说，则可以有更多的做为。古今中外大器晚成事例不胜枚举，我们身边的许多老年研究人员，大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过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合格的社会年龄答卷并非易事。我的体会是，一要不断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是也。尤其在当今世界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加速进行背景下，“一不留神”就会被时代的列车甩下来。要想不被甩下来，办法只有学习、再学习。一要了解新事物，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严防思想僵化。二要联系实际。学习有两种，一是向书本学习，包括纸质书本和电子信息、图书、报刊等；二是向实践学习，以社会为实验基地，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实践-理论-实践多次反复，取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三要坚持学术创新。人们常说“青年人喜欢憧憬未来，老年人容易留恋过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此话也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年龄思维倾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的老学者、老专家，在他们的言谈和文章中新思维、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太少了，学术上的老话、旧话、套话太多了，这样的成果又有多少用处呢？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灵魂，也是老年学者不断进取的灵魂。

田雪原 于文星阁

2012年8月1日

[1] 参见《论语集注》上卷四，孔子中国画院金龙阁荣誉出品，第56页。

[2] 参见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8 Revision，p.48、p.184，New York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