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让农民“带资进城”

随着集体土地资源的不断升值，多数人认为，农民不愿意转居。但是，根据对北京市郊区转居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没有对转居明显表示不满意或满意（陈雪原、孙梦洁，2017）。在样本农转居家庭中，认为权益情况变得“更好”的占20%，回答变得“更差”的占13%，回答“差不多”的占61%，其余为“不清楚”。研究发现，让农民“带资进城”是提高农转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一）数据说明

本书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于2013年组织40名“北京市农村改革与发展观察员”^[5]在北京市13个区县、26个乡镇、40个样本村进行的实地调查。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法，发放农户家庭调查问卷600份，农转居家庭调查问卷600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090份。问卷调查涉及多个主题，包括被访者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土地财产收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民主政治权利以及财政支持需求等。本书将转居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即农转居家庭对转居后的生活质量评价，分为“比转居前更差”“与转居前差不多”和“比转居前更好”三类。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于变量较多，本书仅报告样本地区转居家庭和农户家庭关键变量的分组方式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表1-3所示。

表1-3 转居家庭和农户家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被访者的个人情况来看，转居家庭和农户家庭的被访者性别均为男性占多数。转居家庭的被访者大多为30岁以下，占43.30%。农户家庭的被访者大多为45—60岁，占45.50%，30岁及以下的占6.06%。这表明转居家庭的青壮年在本地工作的比例远大于农户家庭。转居家庭的被访者受教育水平也明显高于农户家庭，前者完成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73.58%，而后者为40.35%。

从家庭经济条件来看，转居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户家庭。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处于最低组和次低组的比例明显高于转居家庭，处于最高组的比例则远低于转居家庭。从转居前后收入来源的变化情况来看，转居后以工资性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比例大幅增加。

从社会保障情况来看，农户家庭户均参加新农合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要高于农转居家庭。农转居家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要高于农户家庭。农户家庭年均缴纳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均低于转居家庭。

从拥有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情况来看，对农户家庭和农转居家庭而言，最主要的股份均为户籍股和劳龄股。

从公共服务与社区环境来看，有55.2%的家庭认为转居后最大的困难是住房和就业问题。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对现在的生活社区环境感到满意。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1-4给出了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居民对转居效用评价的估计结果^[6]，并给出了相对风险比率（Relative Risk Ratios，RRR值^[7]）。结果显示，显著影响农转居家庭满意度评价的因素包括是否仍有宅基地申请权、集体股权、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等级、是否城乡低保户、居住地区城市化水平、社会保障状况、转居渠道、对公共生活场所满意度等。将各类影响因素进一步归并，主要集中在资产处置方式、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三个方面。

表1-4 家庭对转居效用评价的多项Logit模型回归结果（参照组：比转居前更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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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处置方式

土地权益。转居后仍然拥有宅基地申请权的农转居家庭，相比没有宅基地申请权的农转居家庭更倾向于回答“更好”，认为转居后的生活“比之前更好”的概率是“比之前更差”的71.9倍，显著程度达到0.5%。转居后仍然拥有耕地的家庭，回答“差不多”和“更好”的比例合计为89.5%。而转居后没有耕地的家庭为85.8%。转居后仍然拥有林地的家庭，回答“差不多”和“更好”的比例合计为92.3%，转居后没有林地的家庭则为86.5%。让农民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利益依托，是影响市民化质量的重要因素。

股份权益。改制过程中，回答转居后“差不多”的农转居家庭对自己在原集体的积累性资产更倾向于一次性兑现，回答转居后“更好”的家庭则更倾向于转化为集体债务或作为股份持有。在股权结构方面，回答转居后“更好”的农转居家庭中，更倾向于拥有户籍股，即与集体土地相联系的股权权益。让农民带着股权进城有利于提高农转居的满意度。

2.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处于两端的家庭倾向于认为转居后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相对于最低收入组，其他收入组倾向于转居后满意度评价为“差不多”或“更好”，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对转居后的生活做出积极评价，并在统计上显著。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农转居家庭中有40%已经进入城区、小城镇社区或新农村社区，离开自然村落后，水、电、气、暖等各类生活开支迅速增加，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会造成一定的生活压力。

3.公共服务水平

社会保障。通过“征占地转居”和“招工招干转居”的家庭，一般拥有较好的社会保障水平，倾向于对转居做出积极评价。2004年，北京市颁布148号令以来，坚持“逢征地必转居，逢转居必社保”的政策，大幅度提高了征地转居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除招工招干转居外，其他几类转居方式相对征占地转居方式都不倾向做出“更好”或“差不多”的选择。随着家庭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加，农转居家庭倾向于对转居做出积极的评价，并在统计上显著。相对于选择更需要医疗补贴的农转居家庭，更需要养老补贴的农转居家庭更倾向于对转居做出积极评价。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解决好医疗保险的重要程度更甚于养老保险。相对于未能享受到城乡低保的农转居家庭，享受到的农转居家庭做出正面评价的倾向明显增强，是前者的12.9倍。

生活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生活在小城镇社区的家庭比生活在城区的家庭更倾向于做出积极评价。按照偏好程度排序，分别是小城镇社区、城市社区、新农村社区和自然村落。让农民就地就近转居，并完成旧村改造，是城镇化的首选路径。

公共设施。对公共活动场所不满意的家庭倾向于对转居后做出负面评价，体现了绿地、公园等配套公共设施对转居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