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一）精神

古人曰：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人们一向把“精气神”三者，作为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马克思主义领袖们也高度重视精神的作用。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2]毛泽东曾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邓小平曾经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4]江泽民指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要有自己的精神。”^[5]人有了这点精气神，就有了精神支柱，人生就有了激情、有了意义，人就有了追求、有了价值。对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来说，精神也同样重要。

那么，什么是精神呢？关于“精神”的概念，主要有四种解释。第一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与哲学中的“物质”概念相对应。“精神”一词在《辞海》中就解释为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它既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6]中国古代最早提出精神概念的哲学家荀子也在《荀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形具而神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周易》、《论语》、《礼记》等所使用的“精”、“神”，其含义多与观念及意识形态有关。第二种解释，即精神是“宗旨，主要的意义”，比如理解“《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精神”。第三种含义，即活跃、有生气，表现出来的活力。比如，说某个人今天很有“精神”。第四种含义，精神是指“意志”，比如“牺牲精神”。一般而言，精神是知、情、意的统一。其中的意，就是指意志，是人类追求某种目的和理想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和顽强不屈等精神状态。从精神的类别来看，精神包括个体精神和群体精神。本课题探讨的精神主要是精神的第四种含义中的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群体精神。

（二）革命

首先，本课题探讨的革命不是现代“革命”政治含义衍生出的“诗界革命、文学革命、饮食革命、厕所革命”等异化的“革命”概念，而更主要从“革命”的近现代政治含义来进行探讨。即：革命是一个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用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在本书中“革命”主要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

自1903年年底，孙中山频频使用“革命”二字。然而，把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发扬光大，逐渐深入民心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他们把科学意义上的“革命”理论与中国传统和政治环境相结合。1903年，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7]邹容《革命军》则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8]章士钊的《孙逸仙传》对于宣传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章士钊在序言中声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1903年以后，革命声势如潮，由此前少数人的思想行动，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革命”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动力，“革命精神”被视作美好的道德品格、进步向上的文化象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在国外近现代革命中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前者以法国大革命精神为代表，后者以巴黎公社革命精神和苏联十月革命精神为代表。

其次是“革命”与“起义”的区别与联系。“革命”（revolution）的含义比“起义”（upright）的含义要丰富得多、广泛得多。“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革命不仅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9]“起义”有两种含义，其一是革命民众为反抗反动统治而举行的武装暴动；比如，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大泽乡秦末农民起义等。其二是部分反动政府的武装力量或个别军人投奔革命队伍。比如，宁都起义。宁都起义部队，原属于国民党的第26军，被蒋介石调往苏区围剿中央红军，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失败且损失惨重，又遭到蒋介石的排挤，后在中共中央苏区局的暗中指导和在该军开展秘密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组织下，该军1.7万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相对而言，“革命”比“起义”更宏大，常是多次武装“起义”合力的结果，并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比如，辛亥革命，就是“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等多次“起义”的总和。又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就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起义，以及其他一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三）中国革命精神

本课题所指的中国革命精神，是依据“革命”的现代性政治含义，探讨在20世纪前半期（1900—1949）的新旧民主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实现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程中，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领导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国体和政体，探讨在这一过程中所凝聚并体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精神世界。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发扬光大，既包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中形成的辛亥革命精神，也包括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实践的红岩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更有国共两次合作进行大革命和抗日战争革命斗争中所培育的黄埔精神和抗战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先进分子不断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造就各种崇高精神的文明史。其中，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大资产阶级革命者，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在艰苦复杂和危险的斗争环境中，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和武装斗争，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培育和实践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精神，是无数辛亥革命志士用鲜血浇灌的精神文明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艰苦的奋斗，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争取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培育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

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升华，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古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饱含进取精神的格言，至今为中国人民所传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正是在这些优良传统精神的熏陶和影响下，并把卢梭的三权分立学说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三民主义”，走上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救亡道路的。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0]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反对封建清王朝的斗争中，许多人甚至为之付出了宝贵的年轻的生命。最为典型的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许多烈士的家庭条件非常富裕，并远渡东洋留学寻求革命真理。当国家需要他们，人民需要他们进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只有18—20岁的他们纷纷回到中国参加革命，即使面对数十倍于自己、武器装备非常好的清朝军队，他们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敌作坚决斗争，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唤起了众多民众参加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并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也是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和影响下，走上民族救亡之路的，并通过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别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并经过28年的不懈奋斗，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亘古未有的革命，体现出中国历史上最恢弘、最壮丽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民族精神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革命精神也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合乎时代进步的世界观。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一开始就以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思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为指导（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大量传入中国，信仰的人较少，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出现了很多信仰者。而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的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理论，是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最彻底的革命理论，尤其是与君主立宪改良相比），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艰苦奋斗、敢于斗争、为真理献身等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结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以后的革命历程，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的基础上，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境界、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

（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及与中国革命精神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政党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政党精神，是指一个政党长期精心培育的，由政党群体共同体现的一种对待政党所开创的事业和具体工作的根本态度和精神风貌，表达了政党成员的共同理想追求、价值奉献和政党的目标宗旨。^[11]常包括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理想信念与价值观、政党作风、政党形象四个层次。根据政党精神的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就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的精神结晶和价值体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的精神文明的硕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政治优势和传家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结晶。^[12]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支撑，是共产党人整体和个体在革命斗争时期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精神境界、信仰追求、品格意志、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魂。^[13]它具有先进性、革命性、坚韧性、民族性、包容性的特点。首先是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面目出现和存在的，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战斗组织的同时，更强调代表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最优秀品质和光荣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坚决，战斗勇敢，不怕吃苦、流血牺牲等，善于打破旧世界，同旧世界决裂。坚韧性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所面临的严峻环境决定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异常强大，并实现残暴的统治和进攻，革命环境极端艰苦和恶劣，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的精神，并持续长达28年的长期艰苦斗争。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14]在民族性上，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并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学习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作为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15]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包容性体现在其开放方面和宽容方面。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人类其他一切优秀文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具有无比宽容的精神，对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只要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即使再大的个人仇恨都能放得下，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充分体现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与国民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主体，但它不等同于中国革命精神。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指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和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这在前面“革命”一词中进行了探讨）上讲，中国革命精神（1900—1949）是指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这首先包括20世纪第一次历史巨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辈、革命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举行的辛亥革命，在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所体现的精神风貌。这种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更主要的是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次，还包括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时期的黄埔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主体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