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体系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学转向”兴起，到温特所创建的体系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一，建构主义为国际关系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理念并开创了新的研究议程，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科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范式转向。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来看，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将社会性因素明确地带入了国际关系研究，而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由于其在本体论批评、社会理论建构方面最为系统，不仅成为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后来学者批判性继承和发展的对象和基础。
体系建构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社会性概念就是行为体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是“联结环境结构和国家利益的一个关键点”[1]。正是引入了身份的概念，才打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概念的黑匣子，提出行为体的身份界定行为体利益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建构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点。不过，从整体上看，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问题上，建构主义研究缺乏有说服力的系统研究。至今，建构主义学者对于身份概念、其构成要素以及社会身份的形成和转变等基本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化程度颇低。尤其是反观以规范及其社会化为主要内容的另一支建构主义研究队伍，建构主义学者对身份研究的忽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本章将首先以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为蓝本，分析建构主义的身份概念以及身份习得和进化等核心理论问题，提出本书的核心批判：体系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在概念与逻辑上存在重要缺失，不能解释微观层次上行为体身份的建构与变化。最后，本章还将分析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本体性原因。
第一节 体系建构主义的身份概念
不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在整个相关的社会科学范畴之内，学者们都是根据自身的学科需要和理论偏好来界定身份。身份概念的争议之大，模糊性之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身份完全是一个没用的概念，应该完全放弃并予以超越。[2]对于身份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也相当坦诚地予以承认。比如，在对身份进行了简单分类之后，温特表示，“乍看上去，这些概念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但是，“越是仔细地考虑，越是发现他们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3]对于理论中核心概念如此拿捏不准，确实令人惊异。除了对身份概念存在诸多争议之外，学者们对身份的构成要素也少有探讨。迟至2009年，江伊恩（Iain Johnston）联合哈佛大学的一些社会学家编写了《测量身份》（Measuring Identity）一书，尝试对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学科中出现的身份概念进行总结和综合，最后将身份的内涵分为四个方面，包括构成性规范、社会目标、关系比较以及认知模式。[4]这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身份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总结和推动，但是，这些总结出来的内涵仍然是描述性的，并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身份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身份概念界定及其根本构成要素探讨上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建构主义理论对身份建构逻辑的阐释，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如前所述，温特所提出的身份理论可以认为是建构主义阵营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身份理论。但是，笔者将要论证的是，虽然在不断修正和完善，但温特并没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身份建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温特所依赖的两个主要身份概念的内涵缺乏一致性，温特在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之间的机械转换带来了严重的逻辑自洽问题。
一 团体身份与社会身份
在建构主义的研究文献中，关于身份，不同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表述，比如“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乃至“认同”（identification）。有的学者在不同的概念之间转换，比如将集体身份定义为行为体所感知到的与他者相似程度的大小，即与他者认同程度的强弱，或称为“集体认同感”。[5]也有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倾向于使用不同的概念，温特本人就在不同的写作时期着重使用过不同的概念。温特身份概念的表述集中于《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国际国家》一文以及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
温特一直避免在社会性上走极端，希望在维持国际政治物质性的基础上，温和地恢复国际政治的社会性，这也反映在温特对身份概念的处理上。温特将国家的身份区分为团体身份和社会身份，这相当于符号互动论中“主我”和“宾我”的区别，即一个是非社会性的，一个是社会性的。这两种身份所涉及的因果机制也不一样，一个是动机性的，一个是认知和结构的，两者在解释行为体行为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温特在1994年的《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国际国家》一文中对行为体的这两个身份概念及其对行为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6]
团体身份指的是构成行为体个体性的内在的、自组织的性质。对于人类来说，团体身份指的就是身体和意识体验；对于组织来说，指的是构成组织的个人、物质资源以及个体得以“我们”来行事的共享信念和制度。团体身份产生四种基本的利益，即物质安全、本体安全、被他者承认以及发展，这些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先于互动而存在的。但是行为体如何满足其团体需求有赖于他如何界定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这就是社会身份的功能了。社会身份是行为体从他者的视角出发赋予自身的一组意义，也就是将自己当作一个社会性客体。行为体通常有多个凸显性（salience）不同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同时还可以有个体特性和社会结构特性，首先社会身份是个体关于“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认知图式；其次这个认知图式是决定于并承担着共有理解和期望的社会角色结构。简单地说，社会身份就是行为体关于自身在社会角色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认知。
根据温特的理论，社会身份的主体间基础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冲突性的。是合作还是冲突，也就是社会身份产生自我利益还是集体利益，要看社会身份包含与他者命运认同（identification）的程度和方式。这里就涉及认同的概念。认同被温特定义为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连续统一体，即对他人深恶痛绝到将他人看作自我的延伸。认同的性质决定了如何划定自我的边界。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指的是与他者福利的正向认同关系，在集体身份中，他者被看作自身的认知延伸。因为行为体的团体身份要求分异，所以，正向认同很少是完全的。但是只要这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就会存在一种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ce），而不是工具性（instrumental）或情境性（situational）相互依赖。
从温特对行为体身份尤其是社会身份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社会身份与集体身份（认同）概念的联系。从广义上来看，社会身份依赖于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界定，由于受到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温特将社会身份局限于对自我和他者角色位置关系的认知。不过，为了说明社会身份对集体行为的影响，同时表明社会身份变化的范畴，温特又借助于认同的概念，即社会身份包含了对他者利益的包容程度。这样，角色关系和认同这两个虽然都属于社会身份范畴但是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被联系起来，成为温特理论中连接社会与社会行为、互动与身份变化的重要逻辑连接点。但是，正如我们发现的，温特并没有说明角色关系与认同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又为什么能够联系在一起，即对角色位置关系的认知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使得“将他人看成是自我的延伸”。温特必须要进一步说明根据角色关系界定的社会身份与以正向认同界定的集体身份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关系，否则温特的整个理论假设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问题在于，角色身份建立在社会功能分异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拒绝统一的可能性。这就成为温特身份概念运用上的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其次，温特指出了认同是一个连续体，从仇视到将他者看成是自我的延伸；同时，一旦形成正向认同，即集体身份一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就会产生一种移情性相互依赖，并区别于工具性和情境性相互依赖。虽然这些相互依赖的概念来自于基欧汉[7]，但是充分说明温特关于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定义考虑到情感因素的作用。遗憾的是，这只是在温特早期的这篇文章中有所反映，随着温特结构主义和认知主义思想的发展，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成书之时，这个思想的火花被完全剔除了。
二 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
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对身份概念做了修正和进一步发展。行为体的身份被进一步区分为“不完全可比”的四类：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后两种身份属于温特所界定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范畴，社会身份被明确区分为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本书所讨论的身份，在范畴上是与社会身份概念一致。
温特指出，角色身份“只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他们只有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8]可见，角色身份所标识的首先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被认定是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间区分的原则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
集体身份被温特界定为“把自我和他者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完全地超越”。[9]这里，认同已经等同于集体身份，而不再是一个双向的概念。与此同时，为了在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之间建立联系，温特引入了类属身份的概念。类属身份用来指一种社会类别，这样的类别具有各种相同的特征，当然，这些相同的特征是具有社会内容或意义的。[10]认同过程“利用角色和类属身份，但又超越了角色和类属身份”。它依赖角色身份，“因为它同样依赖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把他者融入以社会建构的宾我形式出现的自我”，但是，“角色身份依赖这种机制是为了使自我和他者担任不同的角色，而集体身份这样做则是为了把自我和他者合为同一种身份”；“它依赖类属身份，因为集体身份涉及共有特征”，所以，“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11]
但是，笔者认为，温特并没有很好地解释集体身份是如何成为“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的。如前所述，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都涉及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区分，但是区分的基础是不同的。角色身份区分的基础是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而类属身份所区分的基础是类别差异性。[12]集体身份即认同涉及的是自我和他者类别差异性的模糊，他可能涉及功能和角色的统一，但是反过来情况却不是如此。功能和角色的统一并不能导致类别差异性的模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功能和角色可能都是相同的，但是并不能认为在集体身份的意义上差别模糊化了，所以这两种分类方式不是完全兼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集体身份充其量是类属身份逻辑的延伸，而与角色身份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总之，无论是早期的社会身份与认同，还是理论成熟之时的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温特在两者之间所做的沟通努力都不能说是成功的。角色身份反映的是行为体在国际社会角色结构中的位置关系，不同角色之间区分的原则是角色和功能；集体身份或认同反映行为体所处的不同的群体间关系，即自我与他者是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差别，其分异的标准是“共有特征”。在这样两个分异基础和社会功能完全不同的概念间建立逻辑关系，温特注定不会成功。接下来的问题是，温特为什么要选取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其理论的主要概念？并且为什么硬要在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之间建立逻辑联系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考察一下温特身份理论的核心环节，即身份的形成与进化逻辑。
第二节 身份的形成和进化
温特对身份形成与进化的理论探讨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修正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温特试图以理性战略互动理论为起点，运用符号互动论的主要观点和机制来说明集体身份的形成。到了其社会理论成熟之际，温特借鉴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身份形成理论，分别阐述了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不过，尽管其身份理论得到改进，但是其逻辑始终存在着方向性困境，而方向性困境产生的根源是身份理论建构缺乏动力机制。
一 理性战略互动与集体身份的形成
在《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国际国家》一文中，温特重点分析了集体身份作为一个正向认同形成的机制。在论述了结构背景和体系进程的间接因果作用之后，温特指出，形成集体身份的关键还是在于“不断变化的互动情境中行为体如何对待他者”[13]。因此，温特重点对互动进程即战略实践对身份形成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温特集体身份理论的起点是理性战略互动理论，在承认战略互动影响了行为体对对方行为的预期，从而导致合作行为的基础上，温特进一步论证了合作行为如何影响了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界定。这里主要有两个机制，一是符号互动论的“反射评价”。互动论的基本假定是身份及其相应的利益是习得的。“反射评价”的含义是，行为体在互动中通过习得他者眼中的自己来形成身份，也就是说，行为体对自己的看法是他们所认为的他者对自己评价的反映，是以他者为镜再现自我，所以又称作“镜中我”。“通过合作行为向他者传达出对他者成为一个合作者的期望，行为体就改变了界定他们身份的主体间知识。”[14]第二个机制是通过互动，行为体试图投射和维持关于自我的再现。因此通过从事合作行为，行为体会逐渐改变其关于自身的信念，从而有助于内化自我身份。
但是，温特以合作进化论的研究成果为起点的论证方式为身份理论的效用带来了问题。温特借用合作进化论的研究成果，将分析起点假定为行为体已经开始从事合作互动。但是理性的合作进化理论本身是没有身份的理论，进入互动情境的行为体的总体特征就是私利和从事理性计算。如果建构主义将自私行为体作为起点的话，就忽略了进入互动情境的行为体的身份属性。这样，他所论证的完整的集体身份逻辑就是：自私行为体通过理性博弈实现合作，合作互动又进一步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这样，合作行为本身是行为体根据自我利益通过理性计算而形成的，而这个过程中身份并没有发挥作用。如果不需要身份的介入，行为体自身就可以实现行为偏好的改变，那么论证集体身份对行为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以，为了要证明集体身份的形成对行为体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研究者必须证明互动如何首先改变自私行为体的身份界定，从而产生新的利益界定并带来合作的行为，而不是预先认定行为体已经从事合作行为。
必须首先假定行为体已经采取了合作行为才能论证集体身份的形成机制，实际上反映的是身份构建的方向性问题，而方向性困境的背后则是动力缺乏。温特依赖微观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机制来解释集体身份的形成，而符合互动论的“投射评价”是微观社会学特定情境中角色身份形成的机制，解释的是一种没有方向性的角色身份获取过程。在这个微观互动过程中，没有一种动力指引着这种互动进程发展的方向，这在微观社会学情境中也许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温特用来解释具有正向认同性质的集体身份形成时，尤其是集体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移情性相互依赖”的特性，方向性和动力问题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
二 角色身份、亲社会行为与集体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身份形成理论。温特认为身份形成具有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机制，其中文化选择机制包括模仿和习得。习得机制（复杂习得）对于温特身份形成理论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复杂习得的理论基石仍然是符号互动论的“投射评价”机制。这次，温特首先运用符号互动论论述角色身份的形成，然后运用体系进程的发展为集体身份的形成提供方向和动力。
温特将符号互动论的“投射评价”机制分解为两项内容，即行为体在开始互动的时候具有什么特征以及一旦开始互动行为体又是怎样习得身份的。所以，温特互动的起点不再是合作性互动，而是一个“没有共有观念的世界”。[15]其基本的逻辑过程可以表述为：行为体带着关于自我身份的预设和相应的对他者角色的预设（暂时的角色身份）开始第一次相遇，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行为体双方对自己和他者的角色预设出现吻合的可能性不大。行为体双方对自我和他者关系再现的吻合基于双方对互动情境的一致理解，这就需要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一方由于他者的行为而修正了原先的观念，这就出现了习得现象。但是，决定哪一方要放弃自己原先的假设而习得他者的再现，却要取决于互动双方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在决定进化发展方向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6]；习得的一方会根据对情境的重新定义来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也向另一方发出了角色设定的信号；被习得的一方解读习得一方的行为，并据此作出回应。这样，互动双方就相互认知，把原先各自单独占有的知识分配状态变为一种共有的知识分配状态，于是行为体就在互动过程中习得了新的身份。温特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这个看上去很复杂的身份习得过程：在哥伦布与印第安人初次相遇的时候，哥伦布对印第安人的定位是“野蛮人”，哥伦布自己则是“基督教拯救者”。哥伦布这种暂时的角色定位与印第安人关于双方的自我再现方式是相冲突的。但是，哥伦布采取暴力胁迫，即运用权力关系迫使印第安人采用哥伦布的再现方式，从而确定了双方各自的身份。
在运用符号互动论解释角色身份习得的过程中，温特遇到的最大难题仍然是方向性和动力问题，也就是当相互的预设身份发生冲突后，习得过程如何得以继续并向什么方向继续的问题。显然，温特求助于权力因素。从这一点来看，认为温特的理论完全忽略权力因素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只是，这样一来，符号互动论对身份形成的解释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另外，在温特关于身份内化的三个层次中，武力胁迫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内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层次。因此，依靠权力因素为身份习得提供动力和方向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
在温特的身份形成理论体系中，角色身份的形成过程并不足以解释身份的转化或进化。对于温特来说，身份的进化就是行为体之间集体身份的形成。正如温特自己所言，角色身份涉及的是采用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而“采用敌人的视角和采用朋友的视角都属于采用他者视角之列”[17]。那么，结构变化，即角色身份的转化（比如从敌人到朋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从逻辑上说，解释身份形成的过程也应该能够解释身份变化。
鉴于温特的观念结构是以角色结构为核心的，于是，关于文化变化（温特主要探讨了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化）的讨论就可以变为“体系中的主导角色是怎么样从竞争对手转化为朋友的”[18]。不过，温特对身份进化的解释并没有基于角色身份的这种转化，而是转向集体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温特论证道：如果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施行“亲社会”的政策，互动中的行为体通过“反射评价”的作用就会将彼此的角色身份确定为朋友，一旦确定为朋友，集体身份就形成了。“亲社会”活动指的是“造就朋友的再现活动”[19]，包括在对待他者的方式上不仅仅考虑到他们的个人安全，而且还关心他们，即便在没有狭隘私利的情况下也愿意帮助他们。至于行为体为什么会愿意采取亲社会的活动，温特给出了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前三个变量为行为体采取亲社会行为提供了动力，而“自我约束”则由于解决了互动过程中的“信任”困境而成为亲社会活动成功促成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20]
仅仅依靠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同质性三个变量，无法保证亲社会行为的出现和维持。比如，现实主义学者就论证了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行为体的脆弱性提高，反而更加有可能加剧国家的不安全感，从而决心采取措施减少对他国的依赖。[21]与相互依存一样，具有共同命运和同质性的行为体也不一定能实现合作。中外历史上，面对共同敌人的行为体，由于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和不信任而无法合作，最终被消灭或侵略的例子不胜枚举；同质性的国家比如民主国家之间也会成为竞争对手，难以开展合作；等等。所以，这三个变量本身要促进集体身份的产生，还必须要消除国家间的恐惧和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温特借助于“自我约束”的概念。
在温特看来，通过自我约束可以“克服被他者所吞没的恐惧”[22]，从而建立信任。与另外三个主变量或其中一个共同作用下，集体身份就得以形成。根据温特的理解，自我约束是一种信念，即相信他者会在自我要求方面施行自制。自我约束是如何消除恐惧感并建立信任的呢？温特诉诸习惯性逻辑。其论证过程可以表述为：A国不断地服从规范，使得服从成为一种习惯，而B国通过观察A国的习惯性服从行为，发现A国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抱怨，这样就可以相信A国会自我约束，尊重B国的需求。[23]但是在笔者看来，习惯性逻辑更像是对信任存在现象进行描述，并没有为其提供有效解释。问题在于，B国对A国行为的观察仍然是在恐惧或者信任的心理条件下进行的，观察是否能沿着温特所描述的这种习惯性逻辑进行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首先要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如现实主义所论证的，在恐惧的心理状态下，防御性的行动也会被解读为进攻性行为，因此，恐惧才是安全困境产生的真正原因。[24]所以，如何消除恐惧心理应该是一个需要事先解决的问题，仅仅依靠习惯性逻辑并不足以消除恐惧、建立信任等情感信念。[25]要消除恐惧，建立信任，仅仅具有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影响行为体心理认知的要素是困难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是要在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中寻求行为体情感心理转变的原因。
从温特对身份形成与进化的理论解释，我们已经看出，温特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身份形成与转化的方向性问题，而同时又不削弱身份理论对行为的解释力。方向性困境反映的是动力机制的缺乏。无论是借助于理性战略合作理论，还是权力，或者是体系进程因素对心理认知的影响，都不足以最终解决这个方向性和动力的问题。
出现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就是温特试图用角色身份的概念来解释身份建构，而用集体身份来表示身份的进化，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棘手的概念不相容和逻辑动力缺乏的问题。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温特为何要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解释应该具有相同逻辑的同一进程呢？如何才能避免这些困境，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身份建构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为回答上面这些问题，下一节将从温特体系建构主义的本体性假定入手，探讨出现这些概念和逻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节 本体性批判与身份理论的困境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发现温特的身份理论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核心概念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之间的机械联系，以及身份形成和进化的逻辑缺陷。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身份研究的跨学科性、多样性和争议性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温特在建构理论时所持有的一些重要本体论假定。这些假定常常不被质疑，使得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变得尤其困难。本节着重探讨体系建构主义的这些重要本体性假定，并分析这些假定是如何导致温特身份理论中的概念和逻辑问题的。
一 理论的本体性假定
本体论（ontology）是一个哲学概念，最初由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Goclenius，1547—1628）在其著作中首先使用的。它是关于存在（on）和存在物（ontos）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是研究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本质和基础的学问。[26]针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说，本体论就是指研究国际社会的本质和存在基础的学说。
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不会开展专门和直接的本体论研究，因为这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任务，而是哲学家的任务。不过虽然如此，但是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本体论（ontology）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论哪种理论，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如何存在这样的本体性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学者们的理论所要解决的，但却是建立理论的基础。这些关于国际社会存在和性质的本体性假定都是或明示或暗含于每个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理论来说，这些重要假定都是其研究的起点，没有这样的假定，研究者甚至无法确认研究的中心问题，无论研究者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意识到这种本体性假定的存在。“即便是最具经验主义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做一下’本体论，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他们必须作出一些关于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怎样形成结构等形而上的假定。”[27]所以，国际关系学者可以不从哲学高度研究国际关系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却不能无视理论的本体性假定。
那么，所谓理论的本体性假定到底指什么？什么样的假定可以称之为“本体性假定”呢？戴斯勒（David Dessler）阐述了理论的本体论（ontology of theories）的含义及本体论对理论解释力的重要影响。戴斯勒从科学实在论原则出发，认为理论的本体论指一个解释性话语（即理论——笔者注）的具体指涉对象。理论的本体论“不仅仅包括一些指定的事物，还包括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28]。根据科学实在论的观点，理论就是通过显示现象是如何作为某一个潜在本体的结果或方面的存在来解释事物的。[29]换句话说，就是理论的解释力来源于显示一些表面看来互不相关的现象，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本体的产物。所以，不难理解，在戴斯勒看来，潜在的本体论不仅决定了理论的解释力，也决定了该理论的研究议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讨论建构主义理论本体论假定的原因。
根据上述关于本体论的讨论，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理论本体论就包括两大类相互联系的假定：一类假定是关于国际关系现实的组成要素是什么，以及这些要素分别是如何界定的；另一类涉及这些要素间的关系，也即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国际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对这些本体性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论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选择的研究议程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本体论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假设得以成立所隐含的无须证明的假定。下面就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体系建构主义的相关本体论假定。笔者将从体系建构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本体性假定的批判入手，进而分析体系建构主义在本体性批评上对结构现实主义所做的妥协。因为，正是这些重要的妥协造成了建构主义在研究身份相关问题上的困难局面。[30]
二 体系建构主义的本体性假定
关于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温特基本接受了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华尔兹认为：“一个体系是由结构和互动着的单位构成的。”[31]不过，结构现实主义眼中的“互动”在国际体系中不具有本体性地位，只是表示单位的一种存在状态而已。而温特则将“互动”这一要素提到微观结构的层次，并对结构和单位这两个基本构成要素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新的假定，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本体论提出了挑战。温特宣称要“从概念上重组国际体系研究工程”[32]，为此，温特要做三件事情：一是重新概念化国际结构的构成；二是阐明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国际体系建构而成的；三是将互动带入体系研究的范畴。这三件事情概括了温特在本体性假定方面向结构现实主义发起挑战的主要内容。正是基于这些本体性批判，温特发展出了与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理论分庭抗礼的建构主义理论假设。不过，同样是在这三个方面，温特对结构现实主义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妥协，这些重要妥协最终使得温特的建构主义成为结构主义与认知主义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彻底的改革者，也使得温特缺少了深入研究身份问题的必要工具。
（一）互动进程与结构的物化
华尔兹对结构的界定是以让结构成为一个理论上有意义的概念为目标的，也就是让结构成为一个独立、自在的要素。因此，华尔兹不仅将单位特性、单位行为等单位层次的内容彻底剥离出去，还不能让结构依赖互动进程。华尔兹指出，普通语言模糊了“关系”（relation）一词的双重含义，“关系”不仅指单位之间的互动，还指他们相对于彼此所处的位置。根据华尔兹对“关系”的理解，单位相对于彼此所处的位置是属于体系层面的内容，而单位之间的互动则属于单位层次。为了要定义结构，“要求忽略单位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他们如何互动），而要集中于他们相对于彼此所处的位置（他们是如何排列和安置的）”。[33]这样，华尔兹的结构就成为一个高高在上、脱离行为体和互动进程的物化存在。
温特对华尔兹结构观的主要批评有两个方面，分别涉及结构的本质和结构与互动进程的关系。首先，温特认为国际结构在本质上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关系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造就的”[34]。这种观念现象也是一种结构，即观念结构。观念结构是一种社会共有知识，即文化。“知识”是指施动者认为属真的信念。社会共有知识则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35]这样，温特否定了结构的物质主义本体性，重构了结构的理念主义本体。不过，温特的理念主义仍然维护一种弱势的物质主义，观念结构的重要性并没有代替物质因素的重要性，物质因素仍然重要，只是要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具有意义，才能对国际行为发挥作用。因此，在结构的内涵上，温特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适度的。
其次，温特努力将互动进程带进结构概念，试图在结构与单位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温特首先阐明互动理论关心的也是体系的逻辑，是参照体系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结果的，不同于参照单位内部因素来解释结果的单位层次理论，因而也是体系层次的理论；但是互动层次又不同于宏观结构上的理论，因为互动层次理论是从施动者的角度来描述世界的，具有主观性质，并且它解释的目标是具体施动者的行为，所以这种结构又不同于客观的宏观结构。这样，施动者之间的互动是介于宏观结构和单位属性之间的一个分析层次，因为它对于宏观结构建构的意义，应该包含在体系层次的理论之中。
因此，温特的观念结构即文化有着两个层次的含义，即“社会共有知识”存在于两个层次之上，一个是被定义为“共同知识”的微观结构，另一个是被定义为“集体知识”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即行为体的互动进程，具体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信念以及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36]。这种共同知识具有主体间性，因此不是单位层次上的现象，但是共同知识与行为体个体信念之间的关系又具有可还原性质，是主观的，所以又不同于以“集体知识”为内容的宏观结构。“集体知识”具有客观性质，它附着于共同知识之上，但是它的作用不可以还原为共同知识和个体信念，也不会因为个体信念的不同而改变。这种附着关系就像思维附着于大脑一样。这样，通过引进微观结构的概念，温特在宏观结构和施动者之间建立起联系。微观结构具有多样性、动态性，与行为体互动实践密切相连。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温特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克服了华尔兹结构观的物化特征。
温特将互动进程带进体系研究的任务正是为了纠正华尔兹“物化结构”的错误。温特批评华尔兹在处理结构的概念时犯了“物化结构”的错误，使结构脱离了造就和再造结构的施动者和实践活动。[37]物化就是“把人活动的产品理解为似乎不是人生产的物体，比如理解为自然因素、宇宙规律的结果或是天意的表现等。物化的世界……被人经历为陌生的实在物体，成为他无法控制的外生事物（opus alienum），而不是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的内生事物（opus proprium）”[38]。对于物化概念进行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概念有两个根本观点，一个是将人的活动的产品理解为某种客观规律的产物；另一个是将人活动的产品看作是人无法控制的外生事物。根据这两个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温特自己的解决方案在何种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物化现象”。
温特将微观结构带入其理论研究的范畴，的确避免了“物化”的第一个标准，即将人活动的产品理解为某种客观规律的表现，明确指出了观念结构是互动实践的结果。但是他为了让宏观结构呈现出独立性与自在性，让宏观结构能够相对脱离动态的互动进程的做法仍然没能避免“物化”结构的第二项标准：温特依旧将宏观结构这个“人活动的产品”假定为不受人自己的生产活动控制的存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互动进程并不随着互动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宏观结构也不是不可变的，但是其变化相对独立于行为体的具体互动活动。所以，温特的宏观结构并没有完全避免物化主义的错误。接下来的问题是，温特为什么要坚持为宏观结构保留自在性与独立性，让它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行为体的互动进程呢？这与温特在结构—单位二元分立的本体性假定上对结构主义所做的妥协有关。
（二）结构—单位本体性关系与二元分立
1.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与单位的本体性关系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关于结构和单位之间关系的本体性假定体现在结构的形成和结构的作用这两个问题论述中。一方面，国际政治结构的形成类似于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的形成。“市场在其起源上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形成的，是无意识的结果。”[39]相互分离的单位行为体通过各自的行动导致了市场的产生，但是这些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追逐各自的利益而不是有意识地要建立某种秩序。同时，这些利益只是在各行为体内部形成的，并不与任何其他外部因素有关。市场一旦产生，就拥有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单独的或少量的单位行为体所不能控制的。这个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市场或国际关系结构是行为体行为的无意识产物。这种无意识的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因为无意识性，市场或结构的形成过程就独立于个体行为体的意愿，超出行为体的认知能力之外，从而也就不随行为体的有意图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其次，无意识性进一步限制了行为体的施动能力。也就是说，虽然结构是行为体创造出来，但是并不意味着行为体就“拥有”创造和再造结构的施动能力。另一方面，华尔兹认为“结构影响他们（行为体）的计算、行为和互动”[40]，结构像市场一样，根据是否符合其要求来奖励和惩罚行为体的某些行为，从而达到限制某些行为和鼓励另外一些行为的作用。对于行为体来说，结构是一种已设定的范围、条件，其作用可以概括为对行为体行为进行“限制和预设”（constraint and dispose），以使得结构本身得以维持。[41]这就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这种结构选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结构本身的自我维持，对变化表现出一种排斥和惰性。
从华尔兹对结构的形成和作用论述可以回答两个有关结构与行为体本体性关系的问题。其一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单位和结构是互为前提还是一方具有本体优先性？答案是明显的。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个体具有本体优先性。个体先于结构而存在，结构是在个体存在的前提下，由个体互动产生的。个体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个体的属性、利益都是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其二，结构和施动者的相互作用是相互“建构”吗？一方面，行为体的行为创造了结构，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是一种建构作用，即单位互动建构了结构本身，虽然只是无意识的建构。另一方面，结构对行为体的作用是制约、限制，虽然其途径是社会化，可是这种社会化的对象并不是行为体的属性、特征或者功能，而仅仅是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所以，个体的本体优先性不仅反映在其属性、利益先于结构而存在，而且其属性和利益在结构形成之后也不会被结构重新建构。总之，虽然结构与个体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作用，但是由于单位具有本体优先性，而结构又是独立自在的，因此，从本体上看，结构与单位是二元分立的存在。
2.体系建构主义的结构与单位
温特1987年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一文专门对施动者（单位）—结构的本体性关系做了探讨。在这篇文章中，温特批判了结构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关于施动者—结构之间关系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倾向，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道路，来避免两者各自的缺陷，温特的理论工具就是吉登斯的“结构的二元性”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温特提出处理结构与单位本体论关系的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即施动者在本体上先于结构；第二种是结构主义，或方法论整体主义，即结构在本体上先于单位，单位只是结构繁衍的副产品；第三种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提供的，即“结构的二元性”，结构和单位同时具有本体性，双方都是不可以还原到对方的，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建构，互为前提的。
在温特看来，华尔兹确实避免了解释性还原主义（这是华尔兹主要的批评对象），但在结构与施动者的本体性关系问题上却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他将结构定义为单位行为体的特性（物质特性）和互动。[42]世界体系理论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否认行为体——国家的能动性，将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组织原则的生成品。就本体立场来说，对结构的这两种处理方法要么认为行为体个体是本源，要么认为体系是本源，而理论本身则无法解释这些本源性要素的属性、形成过程及其解释力，从而削弱了这两种理论解释国家行为的能力。建立在吉登斯二元性“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之上，温特认为结构和行为体虽然相互区别，但却是相互依存的实体，他们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建构的关系，没有先后之分。社会结构是行为体行为有意或者无意的结果，结构不仅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也建构行为体本身并协调其行为。总之，结构和施动者具有同等的本体性地位，都是不可以还原到对方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释一个国际行为，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这两个要素的根本特性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构与单位的这种二元性关系实际上要求打破二元分立的物化结构的传统，将结构从高高在上的物化静态存在重新纳入到单位的互动实践中去，转变为一种不能离开互动实践的动态进程。
不过，出于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关于施动者—结构本体性关系的立场较之二元性理论有所后退。在某种程度上，温特承认了单位行为体具有一定的本体优先地位，即国家是自行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内部因素建构而成。温特所坚持的是，国际结构对国家的社会属性仍然具有重要的建构性作用，即国际结构建构国家的社会身份，也从而建构了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与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分水岭。实际上，温特所坚持的仍然是一种介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本体性关系，“个体主义要使我们相信，国家的任何属性都不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整体主义则要使我们相信，国家的一切属性都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一点才是真实的表述”。[43]只是这个“某一点”之前是两者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而现在两者的主体地位虽然是不平等的，但又不是完全一边倒的。
在处理结构与行为体的本体地位时，温特极力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个体主义方法论预设了个体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导致个体自身的属性和解释力得到忽略，为了构建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必须要坚持个体和结构的相互建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温特在构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时，从这个立场上有所退却，承认了个体在本体地位上的优先性，同时又强调了结构的本体地位及其高于单位互动的特性，这就等于承认了个体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分立、彼此独立的本体地位。
结构和行为体具有二元分立的本体地位，使得温特和华尔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原则与方法去描述结构和行为的生成性关系。因为二元分立的立场要求在对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进行描述的同时，还要保证结构独立于创造出它的互动进程。为了解决这个有点矛盾的任务，两大主流理论都运用了社会学中“本体性依赖不等于本体性还原”的原理[44]，即结构的产生依赖于单位的互动实践，但是结构一旦产生后，就不能还原到单位。实际上，这种本体性依赖不同于本体性还原的逻辑等于在单位和结构之间设立一个认知“黑匣子”。华尔兹的结构形成假定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华尔兹借用市场形成的比喻，说明结构是被个体的行为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温特则在共有知识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微观结构扩散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跨过这个临界点，共有知识就变成了具有自在独立性的集体知识。温特引入微观结构的概念，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可是囿于结构与单位的相互独立的二元分立本体假定，他必须要让宏观结构独立于其产生的互动进程，所以他不能真正打开这个黑匣子。
（三）单位行为体与认知能动性
1.结构现实主义与行为体的工具理性认知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假定：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是国家；国家是单一的；国家是理性的。这三个假定中，前两个得到主流建构主义理论的认可和继承。对于本书来说，关于行为体最为关键的假定是理性人假定，即假定国家行为体在某一给定环境中，能够根据手段—目标的理性计算，考虑和比较多种政策方案，然后选择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45]这个过程是在工具理性的原则下，行为体动用感知、信息处理和判断等认知手段实现的，因此反映的是行为体工具理性的认知施动性。
行为体的认知施动性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家是理性人，能够根据环境设定目标，并选取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国家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持生存。表面上看，国家的利益似乎是“结构选择”的结果，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结构原则所决定的。但是实际上，生存是外生于国际体系的国家固有利益，必须通过行为体的这种认知施动，才能将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与国家行为联系起来。这种理性认知能力，使得行为体对环境（无政府状态）按照工具理性原则进行评估，并将生存确立为国家利益的最根本和最紧迫的利益，才能选择通过自助政策来实现这一利益。
2.体系建构主义与行为体的社会理性认知
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温特也假定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最主要的行为体，也假定国家为“单一行为体”，具有团体施动性。但是，温特认为国家单位不再是具有既定利益的工具理性人，而是具有社会身份的社会理性人。温特认为，国家是社会人，它的利益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是根据其社会建构的身份来界定的。身份指的是“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内容，表示社会类别或存在状态。利益指的是行为体的需求，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46]。国家行为体具有多种类型的身份，每种身份都有与之相关的需求和客观利益。但是真正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这些需求或客观利益，如物质结构一样，“身份本身并不能解释行动，因为存在和需要毕竟不是一回事”，这些客观需求只是“间接地解释行动”，直接解释行动的是主观利益，是“行为体对于怎样实现自我身份需求（即客观利益）所实际持有的信念”[47]。这些信念不仅包括关于目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信念，还包括建构国家身份和相关需求的信念（即意愿也是信念建构的）以及关于有助于实现这些需求的目标的信念。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不再只是追求既定利益的工具理性行为体，而是根据社会身份的不同追求从独立、经济财富到集体自尊等多种利益的社会行为体。
这些信念是如何获得的呢？换句话说，国家是如何获得承载着这些信念的身份的呢？温特指出了“三个等级的内化”及其形成基石，即武力、代价和合法性。前两者所依靠的自然是行为体的理性认知能力。至于合法性是如何产生的，温特并没有清楚地予以解释。温特之后的一些建构主义学者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比如切克尔（Jeffrey T.Checkle）提出了理性计算、角色扮演和规范劝服三种社会化机制。但他的“规范说服”机制得以运行的机制还是行为体的包括感知、判断、理智等在内的理性认知能力。[48]所以，说到底，体系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石仍然是行为体的理性认知施动能力，其区别仅在于其理智是基于“工具性理由”（instrumental reasons）还是“规范性理由”（normative reasons）。[49]对于这一倾向，秦亚青教授作出了精辟的总结，“西方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考虑过程如何通过理性使行为体内化体系规范并在利益和规范趋同的情况下产生集体认同”[50]。
三 本体性假定与身份理论的困境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温特在关于国际社会的本体性假定上并没能彻底摆脱华尔兹结构主义所限定的大方向。在二元分立的物化结构观和单位行为体的理性认知施动这两个方面，温特虽然都对华尔兹做出了有力的批判和修正，但是这些批判和修正又不是很彻底，处处体现了对结构现实主义本体性假定的妥协。正是这些妥协制约了体系建构主义进一步探索并发现身份问题的本质及其发展动力的可能性。
（一）物化的结构与身份理论的概念困境
温特批判了结构现实主义将结构的形成过程置于一个无意识的黑箱中，从而对结构予以“物化”的本体性假定。不过虽然温特承认宏观结构离不开具体实践，是微观互动的结果，但是温特依旧认为宏观观念结构不同于微观观念结构，一旦形成就可以脱离具体生产实践而存在，也就是将宏观观念结构这个“人活动的产品”假定为不受人自己的生产活动控制的存在。虽然宏观结构可以变化，其变化可以通过微观结构上的“多种可实现性”路径而产生，其变化却相对独立于行为体的具体互动活动。
与这种物化的结构观相对应的是，温特将国际社会结构看成是由各种角色位置及其承载的观念所构成。如上所述，这种角色位置一旦建立，似乎就获得了一定的自我实现性和稳定性，因为行为体就会按照各自在位置结构中所占据的角色期望来采取行动，成为国际政治中角色位置结构或观念结构的自觉维护者。这种物化的结构观一开始就使得观念结构或角色位置结构处于一种缺乏活力的状态下，对变化有着自发的抗拒力量，表现出拒绝变化的特性，即变化惰性。这种关于国际社会物化结构的本体性假定以及由此催生的相关概念界定（比如权力结构、角色结构）已经不能充分描述当前国际政治快速发展而又复杂多变的现实。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在多个维度、多种层次上开展全面的互动，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物质性或观念性的呈物化状态的宏观结构，国际政治现实呈现出多种微观互动进程复杂交错的局面。微观互动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可以说是当前国际政治最重要的特征和趋势之一。而温特囿于物化的结构主义本体性假定，必须要将国际社会界定为一种角色结构，行为体的身份界定为表现和组成这种角色结构的角色身份。但是，物化的角色结构却具有不可避免的变化惰性，为了解释国际政治中微观结构上的多变性和流动性，温特不得不去寻找其他概念来解释身份的变化。这就是造成温特在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两个概念之间机械转换的本体性原因。
（二）二元分立与集体身份形成的逻辑困境
对二元分立结构主义本体假定超越的不彻底，是温特对微观互动在身份形成/转变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认识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如果结构与行为体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互动实践，具有本体上的自在性与优先性，互动实践对行为体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必然会受到限制。
首先，角色身份作为宏观结构在行为体属性上的反映，一旦形成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的实践互动相脱节，具有自我实现性和变化惰性。所以当温特要对微观层次上的对身份进化提供解释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另一个概念即集体身份，这是由于结构具有相对于互动进程的本体自在性所决定的。
其次，集体身份反映的是行为体之间对于自我与他者边界的认知，当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变得模糊，自我表现出对他者和他者利益的关心的时候，集体身份就形成了。集体身份能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是“亲社会行为”的出现。在解释亲社会行为出现的过程中，温特依赖的几个主变量影响的都是行为体的心理认知，比如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都是如此。由于个体心理认知独立于互动进程的本体自在性，温特不能通过微观互动对行为体心理进程的影响来解释行为体克服恐惧等心理问题并采取“亲社会行为”的原因。所以，结构与单位的二元分立本体性假定是温特不能在逻辑上解释身份变化的根本原因。
（三）理性认知施动性与集体身份形成的逻辑困境
温特坚持行为体的认知施动性，是他将身份界定为行为体的认知，并且用理性认知过程来演绎身份的形成和进化的根本原因。角色身份被界定为行为体关于自身在国际政治角色结构中所占据的角色位置的认知，将集体身份/认同也定义为一个认知过程，一个关于自我和他者边界的心理认知过程。但是，在集体身份形成即从敌人到朋友的角色身份转变过程中，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性变量就是恐惧的消除和信任的建立。如果行为体不具备情感特性，恐惧或信任等情感信念就不会发生作用；相反，如果承认在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恐惧和信任等情感信念发生作用，那么要消除和改变这些情感心理状态，就不能不承认行为体具有情感感受和施动的特征，也就不能不涉及情感性进程及其与身份的关系。实际上，在其早期的思想中，温特也注意到集体身份中的情感性因素，所以借用了基欧汉的移情性相互依赖的概念。只是，在认知施动性的整体框架下，温特不得不放弃对身份现象中情感因素的探究。
人类的认知施动性在哲学上与对“表象知识” （representative knowledge）的追求相联系，而“表象知识”压倒“实践知识”成为社会科学主导知识体系也只是在近代才开始的。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理性被认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坚信通过理性追求和积累“表象知识”，人类可以揭示世界的真实存在。[51]这种观念使得人类的知识体系离行为实践越来越远，这种高高在上的、脱离具体实践的知识观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就是试图依靠行为体的认知能力来理解复杂的行为互动过程和行为体的心理进程。不过，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神经生物科学中掀起了情绪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人类不存在纯粹的认知施动性。相反，人类的认知能力不仅不与情感格格不入，而且还要受到情感因素的支持和影响。
本章小结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经济进入变化发展的快速轨道。国际政治在微观互动层次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运行态势，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致力于研究的宏观结构，不论是物质结构还是观念结构却日益消散和模糊。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从多种角度抓住这些微妙却迅速发展的变化，行为体的多样化、国际政治的多层化、国际政治的复杂性等等，这些研究都是在结构话语之外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现实的结果。从本体论上来讲，结构主义内部兴起的后结构主义也对结构的中心地位进行了解构，认为结构“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是关系的产物，是无限结构网中的一项”[52]。国际关系中的后结构主义学者也开始将语言当作国际关系的本体存在，认为身份的形成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建构过程；身份又通过话语表达建构了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使得对外政策得以可能。[53]这种语言本体最大功能是对结构，尤其是二元分立的结构观进行了消解，为进一步思考国际政治中发生在微观互动层次上日益复杂的事件提供了启示。
微观互动层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之际，国际政治也进入了后“9·11”时代，随着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成为主要的国际冲突来源，灾害频发及人道主义援助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主题，仇恨、羞辱以及同情等词汇成为国际关系事件的重要检索词，这些情感性词汇背后，都深藏着行为体的身份及附着于其上的情感关系问题。这些情感问题的突出为国际政治研究者提出了更具有冲击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看待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影响下的人类认知施动性问题。
温特所难以突破的二元分立物化结构观以及行为体的认知施动性已经不足以把握并解释微观互动层次上情感充予的复杂国际关系现象。下一章，笔者将吸收和借鉴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身份研究的成果，并在关系本体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关系导向身份的概念，恢复行为体的情感性施动，为解决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中的概念与逻辑难题做出努力。
[1]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载［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2]Rogers Brubaker and Frederick Cooper，“Beyond Identity”，Theory and Society，Vol.29，No.1，February 2000，pp.1-47.
[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4]Rawi Abdelal，Yoshiko M.Herrera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eds.），Measuring Identity：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5]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Summer 2002，pp.575-607；David Rousseau and A.Maurits Van Der Veen，“The Emergence of a Shared Identity：An Agent-based Computer Simulation of Idea Diffusion”，Journal of Confict Resolution，Vol.49，No.5，October 2005，pp.686-712.前者是分析集体身份（笔者有时也称集体身份感）的强弱对行为体政策的影响，后者是说明行为体特质以及环境对行为体感知与他者相似性程度——共有身份（即集体身份）形成——的关系。
[6]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385.
[7]Robert Keohane，“Empathy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Jane J.Mansbridge（ed.），Beyond Self-Interest，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27-236.
[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9]同上书，第287页。
[10]同上书，第283页。
[11]同上书，第287页。
[12]K.Deaux，“Social Identification”，in E.T.Higgins ＆ A.Kruglanski（eds.），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New York：Guilford，1996，pp.777-798.
[13]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t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390.
[14]Ibid..
[1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17]同上书，第419页。
[1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19]同上书，第428页。
[20]同上书，第429—454页。
[21]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1988，pp.485-508.
[2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23]同上。
[24]Neta C.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Spring 2000，p.116.
[25]默瑟将信任界定为一种情绪性信念（emotional belief），有着不同于理性认知进程的逻辑。参见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1，January 2010，pp.1-31.
[2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2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28]David Dessler，“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Summer 1989，p.445.
[29]原文为：“theories explain by showing how phenomena are products or aspects of an underlying ontology，”David Dessler，“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Summer 1989，p.445.
[30]罗斯也批判了温特建构主义认知主义施动性，认为正是由于局限于认知主义的施动性，才使得建构主义无法开展对情感问题的研究。Andrew A.G.Ross，“Coming in from the Cold：Constructivism and Emo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2，2006，pp.197-222.
[3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3]英文原文为：“To define a structure requires ignoring how units relate with one another（how they interact）and concentrating on how they stand in relation to one another（how they are arranged or positioned）.”
[3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35]同上书，第157—181页。
[3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37]Douglas Maynard and Thomas Wilson，“On the reific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in S.Mc-Nall and G.Howe（eds.），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Vol.I，Greenwich：JAI Press，1980，pp.287-322.转引自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38]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Anchor Books，1966，p.89.转引自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3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ass.：Addison-Wesly，1979，p.90.
[40]Ibid..
[41]David Dessler，“What's at the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Summer 1989，pp.460-461.
[42]David Dessler，“What's at the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Summer 1989，p.342.
[4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306页。
[44]Karsten R.Stueber，“How to structure a social theor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36，No.1，March 2006，p.100.
[45]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42页。
[4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4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48]Jeffrey T.Checkl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2005，pp.801-826.
[49]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Spring 2008，p.271.
[50]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0页。
[51]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Spring 2008，pp.257-264.
[52]马海良：《后结构主义》，《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第60页。
[53]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4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