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博士的风范——缅怀永远的老师
胡先骕教授系原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0年10月至1944年4月在任），为纪念江西农业大学校庆70周年特撰此文以缅怀尊敬的胡先骕校长。1940年6月，国民江西省政府决定在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县创设国立中正大学，省府主席熊式辉先生和诸多乡贤应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博士的推荐，邀请江西籍的著名学者胡先骕博士来主持校政。吴有训教授在推荐信中说：“胡先骕博士不仅是知名的自然科学家，而且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也有精深的素养，可谓文理兼通，门生故旧遍及全国，中正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他出任最合适。”经熊主席与乡贤再三恳邀，同时他又有为家乡办大学的心愿，终于接受了征召。1940年8月，中央行政院第478次会议决定任命胡先骕为国立中正大学校长。
胡先骕，江西新建人，1912年留学美国，于1916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于1923年又出国深造，192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他对中正大学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目标很明确。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本人治校，‘教’与‘学’并重，希望造就多数专家”，在教学方法上，“不竞务新奇，亦不拘守陈说”。他要求：“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所最好的大学。”他精心擘画、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凭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请到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这在“开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的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胡先骕志存高远，一心想把中正大学办成全国名校。名校就要有名师，学校创建和胡先骕的知人善任、兼容并蓄使赴中正大学的知名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为一时之盛。在他任校长的4年里，学校在教学、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师资构建、教材建设、图书馆藏书、实验室设置、兴办实习工厂农场、期刊出版、丛书出版，以及其他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较快的发展，成绩斐然。又把他视之为生命的在昆明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迁到泰和，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最完整的标本馆。中正大学已初步实现“名校名师”。1944年4月，胡先骕因学潮不愿开除学生而自动辞职离任时，校本部拥有专职教师165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8人。学院及系科设置增加至三院十四个系，在校生人数达1386人。
一 植物学界的一代宗师
胡先骕是蜚声遐迩的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经济植物学家，又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代宗师。经他发现和命名的植物有6个新科，1个新属，151个新种。这在植物分类学界也是少有的，特别是有“珍奇活化石”之称的水杉的发现与命名，更是震惊世界。他与郑万钧教授联名发表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引起了世界各国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瞩目。他的诗作《水杉歌》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读后题识：“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明日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具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胡先骕青少年时对森林就有浓厚的兴趣，1912年，时年19岁，便立志“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远赴重洋留学。在留学期间即与留学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以便团结各方学者，发展科学，振兴祖国；并捐资刊行《科学》杂志，明确提出要科学救国，必先具备科学知识。回国后，面对当时国内实际情况，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高瞻远瞩，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4]
1.编写我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1918—1922年，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胡先骕任农科教授。当时所有教材多取自日本，术语、概念翻译多有谬误，遂与邹秉文、钱崇澍共同编著《高等植物学》，此为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现代植物学教科书。书中不仅内容新颖，还基于对中、西双方语言、文字的准确理解，修改了此前移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更正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更正后的术语沿用至今。
2.在我国大学中设置第一个生物系。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认为生物学将是一个引领学科，提议设立生物系，校方研究后同意增设生物系。此为我国大学中第一个生物系。胡先骕任系主任，增加基础建设，延揽一流人才，当时成为国内生物学力量最强的学府，盛况空前。1924年北京大学设置生物系，1926年清华大学设置生物系，1941年中正大学设置生物系。
3.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1922年，胡先骕与秉志、钱崇澍于南京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又与秉志在北平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任植物部主任，1932年后任所长。1933年于重庆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翌年，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担任该学会的首届会长。1934年倡议并亲自督办，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以裸子植物为主的亚热带山地植物园，占地600公顷（为我国用于科学研究现存植物园中历史最悠久）。1938年又于云南昆明创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长。这些机构的建立为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静生生物调查所，被国际誉为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著名动物学家秉志教授、著名昆虫学家杨惟义教授、著名植物学家张肇骞教授等都曾在静生生物所工作过。
4.大规模开展考察与采集，建立了东亚最大的植物标本馆。1916年，胡先骕第一次留学归来即开始大量采集植物标本。足迹遍及东南各省深山远谷：如浙江天台山、雁荡山、小九华山、仙霞岭、天目山，江西武功山、武夷山等地。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后他派人去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吉林、云南等地进行分工缜密、规模较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采集，十余年不间断，所得颇丰，使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标本馆成为东亚最大的标本馆，受到国际植物学界的高度关注。胡先骕首先提出要组织编纂《中国植物志》，静生标本馆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胡先骕通过深山考察采集，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益加热爱，见到森林遭受破坏，则宣传加强护林之重要性。不仅将整理采集标本和考察结果撰写成学术论文，且将所见所闻吟赋诗词，称赞山林之秀美，以激发人们振兴林业，保护生态。
5.收集资料，建立中国最完善的植物学图书、资料库。我国丰富的植物种类有70％系由外国人定名，用不同的文字发表于不同国家的期刊中，模式标本也都保存在各国的标本馆中，给我们中国人自己进行分类学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一难题，胡先骕与有关部门达成协议，即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图书使用方面依托国立北平图书馆，静生所所需图书、期刊，需由图书馆订购，图书产权属图书馆，静生所只有优先使用权，并负保管之责。北平图书馆特提出一部分购书费，专购生物学书籍，借供研究之用。又让人将欧洲各大标本馆所藏中国植物模式标本拍成照片带回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无模式标本的缺陷，使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为国内最有条件从事分类研究的机构。
6.在东南大学、中正大学执教时，胡先骕明确指出“植物学研究需要一批人，不是少数几个能成功的”。倡议开办生物系，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领导静生生物调查所期间，就更加强培养人才，注意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开拓和发展有关学科。在中国植物学界，经他教导和提携的有30余人成为高级研究员或大学名教授，其中5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胡先骕个人研究成果颇丰，在植物学领域涉猎极广，从菌类、蕨类、裸子植物到被子植物，从植物资源利用到植物区系地理，从现代植物到古植物，从专科专属研究到整个被子植物的深化系统都有独特的见解和研究成果[6]。他是研究现代植物并结合古植物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并首次提出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被众多植物学家所公认，并沿用至今。胡先骕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胡先骕和陈焕镛当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这是我国植物学界第一次获得殊荣。后任第七届国际植物学会副会长和国际科学教授学会副会长。1935年开始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二、三届评议会评议员。1948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称胡先骕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一生出版了20多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140多篇。
二 卓越的教育家
胡先骕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其鲜明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
1.胡先骕的教育观念主张“术德兼修”，而且认为德比术更为重要。因此，他常常强调：做师长的必须言教、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而做学生的也应该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忘修养品德。他不但随时注意将人格道德的价值观念结合在课堂设计和课外教学活动之中，而他本人的立身行事，更是随时表现出不愧为人师表。他说：“教育之目的在于改进人民生活”，“民生与生存即人民之生活，教育必须求能改进人民之生活。必须‘教’与‘育’并重。”胡先骕要求学生：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的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的习惯必须摘除；分歧错杂的思想必须纠正[7]。他要求大学生应该有远大的志向，要乐于过简朴的生活。
2.他强调“既贵专精，尤贵宏通”，“因才而教，各尽其性”。多种学问是互相关联的，学自然科学的也要学点社会科学，学社会科学的也要学点自然科学。中正大学规定，学生可跨学院、跨系科选课。选修学分占总学分的20％。他认为：“文史科学有陶冶人格之功效。”一般说来，人文素养的外在因素，则要在拥有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等人文知识之后，真正内化为对人的关怀，对人之价值的尊重，对人之生命的敬畏，对人之尊严的珍视。在于对学校管理言行中自然地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这是一个卓越的教育家的风范[8]
3.延揽一流专才，尊师爱生。胡先骕一贯做法是开放、包容、不拘一格广纳贤士，无门户之见，竭尽全力和尽一切可能聘请大批名流学者来中正大学执教，先后有120余人（含来校讲学和兼职教授），其中清华大学毕业的学人就有20余人；从美、英、法、日、德等国留学归来的近半数；胡先骕亲自去恳邀或致函来执教的就有60余人；中、青年教授较多。名师云集，素质很高，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给中正大学一个很高的起点。胡先骕虽不善行政，但对教师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他对人之价值的尊重。许多老师在杏岭过着清苦的生活，且能甘之如饴，恬淡心境。当年文学院教授姚名达本其爱国热忱，发起组织“大学生暑期战地服务团”，赴赣北前线作劳军服务活动，计有男女团员37人参加。胡先骕热心赞助，出面担任名誉团长，除学校拨款10000元外，并各方奔走，向有关机关募捐18000元，他个人捐款300元，并撰文“中正大学组织战地服务团之意义”，文中称颂我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精神，赞颂这种精神可惊天地而泣鬼神，号召我后方民众应激励爱国爱乡之精神，为前方将士服务，略尽绵薄之力。姚教授和学生吴昌达牺牲后，胡先骕亲率暑期中全体留校师生，在学校大礼堂前恭迎姚、吴两烈士灵柩，当灵车抵达时，他踉跄奔前，痛哭失声，所有在场师生，无不同感悲愤。公祭之日，胡先骕亲撰挽联，致吊姚、吴两位烈士。1943年秋季，伤寒病在杏岭猖獗，数十名学生染病，其中13位病殁，学校不得不因此而宣布临时停课。他恳请在泰和县的省立医院收留患病学生，集中当时最好医生，购买最好药物，积极治疗。当病殁同学安葬时，许多教师、干部多次劝他因体弱不宜去参加，胡先骕坚决不依，每次必去，抚棺大恸。每次去医院探望病者，他请求医生要为病危的学生输血，被拦阻。师生情深，有如是者，充分体现他对人之生命的敬畏。这种校长对学生爱护的感激之情，一直持续至今，海内外受业弟子仍不时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表达怀念之情。
4.注重理论结合实践。胡先骕认为办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充足的图书资料，先进、精密的仪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先进的工厂、农场。中正大学创办不到两年，学校就有图书两万余册，报刊500余种（不含学校研究部的书刊）。工学院建立了粗具规模的物理、机电、化工、水工、动力等实验室，还设有锻、模、铸、金4个实习工厂。农学院创办了农场、牧场、林场、动植物培育园，陆续建立了昆虫、植物病理、果树、农作物、造林、森林利用、寄生虫等研究室和实验室，拥有高倍显微镜20多架，搜集了珍贵标本与切片数千种，广西植物腊叶标本万余种。学校和有关院系编辑、出版期刊，颇具影响的期刊有14种。胡先骕勉励教师既要注重教学，又要注重研究，还要常带学生去工厂、农场、农村，鼓励学生到学校附近的村庄教农民、儿童识字、认字，去了解人民，去拥抱大自然。当他听到中正大学农学院部分贫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四教村”附近开荒种菜弥补不足时，高兴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早就赶到“四教村”，一面看望住在“四教村”的张肇骞、李静涵教授，一面参观同学们种的蔬菜、瓜果，连声说：好！好！
5.要实施教育职业化，注重道德修养教育。江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李佛铨说：“令人感到高兴和鼓舞的是，胡老对我国教育文化改革与创新的许多期待和预言，今天都在逐步得到实现或正在实施。例如，胡老在《教育之改造》和《思想之改造》两文中提出要实施教育职业化问题和注重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的问题，我们今天都在开展改革试验。”
6.遵循教育规律，教育不可以过分标准化。胡先骕认为“教育标准化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譬如讲“植物学”这门课，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规律，要遵循先一般后特殊、先基础后专一的规律，要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普遍规律。在南方讲植物学就应多讲些南方的植物，在北方讲植物学就应多讲些北方的植物，不可以千篇一律。学自然科学的同学只要不违反校纪可以跑到讲文学、历史、哲学的课堂上去听课。他强调在教学中，要发掘哲学、数学知识的应用，了解它的发生、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向各专业学生有机渗透，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指出过分标准化会造成失误，限制了个性的发展，限制了师生的创新。郑师渠指出：“胡先骕成为学衡派中思考中国教育改革最具系统思想的人。”[9]胡先骕于1926年至1946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造的文章，其中有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铮铮风骨——一位大学校长的风范
1.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是国立中正大学的筹建人，于中正大学出力甚多，熊式辉自办天翼中学。有一次，熊式辉向胡先骕提出，希望该校高中毕业生能免试进入中正大学。胡先骕婉言谢绝，要求他勉励学生好好学习，通过入学考试进中正大学。胡先骕向熊式辉主动询问天翼中学办学情况，并答应可派基础课教授去指导，但不徇私情降低学生入学标准。
2.1941年4月，蒋经国先生应邀前来中正大学演讲，他认为泰和环境欠佳，建议迁校到赣南的龙岭，经费上可予以更多资助。而胡先骕唯恐这样做有违当初在省会创校的初衷，而予婉拒，其后蒋经国曾多次劝说，并允诺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而胡先骕也仅只同意在赣县龙岭设一分校。这件事很使蒋经国耿耿于怀。同年5月，胡先骕奉召飞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委员会会议，凑巧与蒋经国同机，再一次话不投机，胡先骕便在途经桂林时，借故停留。
3.1944年，胡先骕赴重庆开会期间，不幸发生了学生捣毁民国日报社事件，中央党政当局严令追究，指示学校当局开除为首学生。而胡先骕认为学生事出有因，并非无理取闹，加上学生年轻气盛，不能因偶一犯错而断送其前途，因而曲予维护，并决定给为首学生以“记过”处分。当局对胡先骕如此从轻发落大为不满。当年继任江西省府主席的曹浩森曾对胡先骕公开指责，胡先骕通过亲自调查，告之实情，坚持不开除学生，并请求辞去校长一职，中央教育部几次劝说未果，终获同意，校长一职改聘肖蘧博士继任。6月，胡先骕忍痛离开了他所惨淡开创的学校以及他所关爱的全体学生，临别之时，全体师生在大礼堂举行盛大欢送会，令中正大学全体师生怅然若失，无不热泪盈眶。当胡先骕作临别赠言时，胡先骕坚持自己对学生的“严教”“严学”，但不“严惩”“苛刻”的想法做法是对的，虽请辞离校而不后悔，全体师生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含泪表达大家对校长的真诚爱戴。
4.1940年胡先骕由北平经上海、香港至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并在重庆发表抗日演说。从拒绝出任北平伪临时政府的伪职，到重庆公开发表抗日演说，作为一名学者，胡先骕抗日爱国的立场何其鲜明。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傅作义将军曾经在中南海邀集当时在北平的知名学者、名流，征询对北平和平解放的意见，胡先骕是受邀人之一。在会上，他和画家徐悲鸿、历史学家杨人楩教授以及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等人，向傅作义热烈进言，支持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全军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终使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战祸，使生命、财产、文物免受损失，应该说胡先骕等一批学者都是有功之臣[10]。
5.留在大陆搞研究，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至台湾，之前，蒋介石曾派人说服胡先骕去台湾，被胡先骕拒绝。据胡先骕女儿胡昭静回忆说她父亲不去台湾或美国的原因主要是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不想放弃，想继续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时，他的一位学生解沛基（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也劝他不要走[11]。
四 著名文学家和诗人
胡先骕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著名诗人，他在文学领域、诗词领域有极深的造诣。胡先骕一生赋诗不辍，著名诗人陈三立对胡作评价颇高，谓之“意、理、气、格俱胜”，“纪游诸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钱锺书曾为胡先骕代为选定《忏庵诗稿》，并作短跋，评价很高。[12]在他的知识结构里既包含自然科学，又包含人文科学。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则涵养了他的人文科学精神，其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则涵养了他的自然科学精神。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陈文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杏岭，记得每周一都举行周会，由校长亲自主持，常邀校外人士来作专题讲演，每次讲完，他老人家都要提纲挈领地作结论，有时还补充他个人的高见。我们最喜欢听他的结论，因为言简意赅、严谨治学，所有讲演的精华尽在于此！而其学识渊博精深真是难以想像！不仅此也，毕业后我暂居南昌，那时校长应邀从北平返省垣作了四场专题讲演，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我有幸均曾参加，但见他不用讲稿，也无提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畅所欲言，每场大致要历时2小时，而听众毫无倦意。至此，我才领教到一位生物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竟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和高超的见解。”[13]
胡先骕是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是我们广大学子引为自豪的校长，是我们永远的老师！他是一位鲁迅先生所说的是让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人”。他的一幕幕鲜活的情景、对科学的贡献、对文化的贡献、对教育的贡献，却仍在时间的长河中涌动，其痕迹牢牢地拓在了文字的脊背上。[14]智效民把胡先骕列为“民国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八位大学校长之一。”[15]他和与他命运相似的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都安葬在庐山植物园，一代宗师，都回归了自然。
致谢：感谢傅修延、胡启明、李佛铨等老师提供宝贵资料！
（原文载于《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63—168页）
[1]柳志慎，就职于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2]胡启鹏，就职于胡先骕文史研究室。
[3]李红，就职于江西农业大学档案馆。
[4]胡启明：《胡先骕对中国现代植物学之贡献》，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13—19页。
[5]胡启明：《胡先骕对中国现代植物学之贡献》，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13—19页。
[6]胡启明：《胡先骕对中国现代植物学之贡献》，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13—19页。
[7]陶江：《胡先骕的严学与严教》，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86页。
[8]程斯辉：《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精神风骨》，《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15日。
[9]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李佛铨：《对胡先骕教育思想及今天两项相关改革的探析》，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78页。
[11]苗青、韩宁、李敏：《三十年前东方学术界一颗闪亮巨星的陨落》，中正大学《校友通讯》1999年第113期，第9页。
[12]叶青：《凌霄有巨木 千载留葱茏——植物学家胡先骕》，载《江西英华》，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13]陈文龙：《缅怀永恒的老师——步公校长》，中正大学《校友通讯》1996年第110期，第7页。
[14]胡启鹏：《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博士》，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145—153页。
[15]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