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育思想考察

兼评鲍克校长《超越象牙塔》

鲍克的《超越象牙塔》一书，主要功绩是对美国教育思想中著名的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一一做出重新肯定与修正，巩固了哈佛在美国高校中的思想领先地位。

1986年9月，时逢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庆典期间，布满常青藤的赭红色古老校园里，鸽哨与教堂钟声齐鸣，彩幡同黑袍方帽交辉。虽然里根总统并未到场作传统的祝贺讲演，鲍克（Derek Bok）校长的贵宾席上云集各国各界显要，倒也不觉冷落。

那一年的哈佛校庆，曾引起一场轰动新闻的“两个总统之战”。原来在英文里，哈佛校长与美国总统都称President。所以在里根总统的办公室发出暗示、要求获得哈佛荣誉方帽之后，鲍克校长毫不客气地向报界宣布，他无意奉承“另一位总统”的虚荣，一时竟演成知识界领袖同政府首脑的对垒局面。暗斗结果，居然以堂堂美国总统铩羽告终，社会舆论难免沸沸扬扬。

从时事政治角度看，此事象征性地反映出哈佛作为民主党堡垒、美国政治传统发祥地，同里根共和党政府的强大抗衡力量。哈佛毕竟养育过亚当斯、罗斯福、肯尼迪家族六位总统外加一个基辛格博士，还有数以百计的参众议员、大法官，以及当代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总经理（CEO）。

若向文化思想层追究，贤仁之士便会指出：鲍克举动虽属空前未有，却不怪诞离谱。哈佛传统的形象地位，以及它自认对于社会民族负有的责任感，都会驱使任何一个哈佛校长作出类似决定，以便坚持既有的思想原则。

那么，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哈佛原则，到底是些什么名堂呢？从市井议论、公众印象入手，很难说清其中内容。它既不是电影《追逐功名》（Paper Chase）中各路神童大战考试地狱、拼抢优等生名次的残酷竞争法则，也不是小说《爱情故事》中纨绔子同大亨父亲决裂，继而自谋生路、磨砺人格的典型美国成功模式。时尚男女半嘲半羡的“哈佛风度”，概括不了它的思想实质。70国首脑调查，首推哈佛为全球性精英摇篮（自然也包括宋子文、赵元任、林语堂、王安这批中国名流）的褒奖，也很难说明它的精神目标。

靠读书解疑，也颇为不易。因为几百年的哈佛校史档案、教育研究资料，历届权贵校友的评价、回忆，足足可以堆满一座图书馆。不少学者（出名的如S. E．莫里逊教授）甚至把“哈佛研究”当作毕业事业，以“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虔诚信念著书立说，反复阐发教育立国、大学乃文明基石的论点。虽然杀鸡错用了牛刀，倒也提醒我们注意人家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建树和积累。

偷懒省心的办法，是选读哈佛校长们的教育论著。这帮人身兼一流学者、治校大师，往往渡人过迷津，轻舟熟路。我在校读书时翻过两本，一是普西校长的《学者的世纪》，再就是鲍克1982年新作《超越象牙塔：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这里以学生之见妄评校长的书，让海内外学长和在校的中国同学见笑了。

鲍克是美国有名的劳工法专家、哈佛法学院院长。1971年他接替老普西升任第25届校长。上台十五年，他在增加女生、少数民族和外国学生比例，强化公共关系，筹集巨资养校方面政绩斐然。1983年他率众校长抵制政府有关限制共产党国家留学生就读保密技术专业的规定，维护了炎黄子孙的求学权利，尤其令我们这一拨中国学生感慨。

哈佛立校之路

鲍克的《超越象牙塔》一书，主要功绩是对美国教育思想中著名的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一一做出重新肯定与修正，巩固了哈佛在美国高校中的思想领先地位。

经鲍克精心锤炼的三A原则，环环相扣、互为依存。很多人认为这不仅是今后哈佛的立校治学之本，也是它捍卫自身权益、履行社会义务的不二准则。可叹里根英雄一世，在好莱坞和国会山见多识广，却不晓得鲍克夹袋中这柄三棱宝剑的厉害。我乱写至此，觉出自己又被阿Q魂灵缠身：刚去了一趟城里，也敢回未庄茶馆来吹嘘外界玄妙，还忍不住要挥掌代刀，口作“咔嚓”之音。惭愧。

其实，这三A原则与我国科举，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无稀罕。不同的是，我们自辛亥革命后几番砸烂传统、另起新庙（先废科举、兴西学，继而照搬苏制、院校调整，最后统统打翻、斯文扫地），一度元气大伤，国脉沉微，至今还面临艰巨的重建改革任务。而美国学校由简陋落后到兴旺发达，注意择优而谋、代代加固。如今不仅有哈佛国宝炫耀于世，而且还有兴致来琢磨中国的孔夫子和“文化大革命”。

若要破除外邦神话，我们当对哈佛教育思想及三A原则的形成经过有所把握。说到底，哈佛和美国现代教育，原有三大思想来源。

第一是从英国带去的牛津剑桥贵族模式。它讲究针对少数优秀青年，施行道德、情感、心智三方综合训练，以期造就具有精英素质、特权意识的绅士阶级，并依靠他们领导社会、监护文明。

1636年10月，“五月花”号登陆刚满十六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当局眼见数千移民住进了茅屋，村上马马虎虎立了教堂，便发狠心拨出400镑（全年税收的四分之一），立法建造哈佛。办学地点被称为“剑桥镇”。镇上一条破街，则起名“牛津”。接着又请来几位牛津、剑桥出身的神职公仆执教鞭，实指望这座比武训义学还不如的可怜学堂，能为北美蛮荒大陆培养“饱学的神父、识字的人民”。

物换星移，沧桑几度。哈佛创业艰难，却一直坚持仿效英制标准，陆续设立导师制、学舍制、讲座基金和排外性学生联谊团体，逐渐造成浓郁的贵族学校气氛。在柯南特校长任期内，它同耶鲁、普林斯顿等传统名校结成“常青藤联盟”，雄踞美国精英教育之首。

英制贵族教育虽有利于延续传统、稳定统治，却难摆脱思想保守、教材陈腐的弊端。19世纪下半叶，艾略特校长大力引进德国试验模式，令哈佛焕发了科学与思想朝气。德式教育（此乃第二思想源泉，也是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发端）以实验室和研究班为中心，师生互利、教学相长。它强调大学的首要职能，是以示范性思想与科学发明服务于民族和社会。

艾略特校长当政四十年，发誓要“创建有史以来最高水准、最大规模的新型大学”。哈佛奋力图新，大举改革系科与课程设置，努力集优秀学者和出色学生于一堂，坚持走研究与教学合一道路，终于在本世纪初，建成了拥有十所研究生院、众多领域超一流学者的研究型结合大学。

第三来源，是植根于美国革命和人权法案的民主化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老杰弗逊总统曾经扬言：“要将最大量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向民众普及。”他还认定：公众教育实为美国民主之基础，因为“唯有有文化的国民，才能理解、享有，并以生命捍卫民主制”。

到了杰克逊总统时代，杰弗逊的民主教育思想深入民心，逐一具体化为联邦法案。例如1862年通过的《莫利尔法案》，便规定各州无一例外，均须划拨相当比例的专用地皮，继而以卖地筹款方式，陆续创办州立大学。不仅如此，该法案一举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体系。截至1880年，美国各州，各县市的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以及大量廉价出版物的发行，迅速将全国文盲比例降至百分之九，史称扫盲奇迹、普及教育之典范。

杰弗逊、杰克逊总统大力提倡的公众教育，一反英式特权偏见，强调平均施教、实际技能传授，以满足开发西部、同化移民、训练从业人员之急需。然而在他们注重经济与政治效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心智发展和学术尊严。对此，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考察杰克逊时期的美国民主之后，曾经深谋远虑地指出：美式民主化教育具有危险的“削平力量”，它能以压倒一切（包括独创性学术思想）的垄断型公众舆论，造成一种危险的“民主暴政”。

为克服上述可怕的削平力量（Leveling Power），维持精英教育与公众教育的平衡均势，哈佛一方面兼容英、德两种模式，另一方面又有保留地吸取本土民主化教育思想，精心设置一种既适应美国国情，又有别于平庸单调的政策，逐渐形成了高压与自由并重、热烈理想和冷酷世故共存的特殊校风。

例如在接纳女性、贫寒子弟、有色人种上持通达态度的同时，它不肯降低智商与操行标准。为了顺应学生的民主要求，传授社会急需技能，它首创自选学分制（Elective System）。改革之后，它仍然坚持通才教育与全面训练，要求本科生必须兼修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三大主课。

面对滚滚而来的年轻学子，哈佛一再鼓励本科生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并且特许杰出的青年教师提前享受高级科研待遇。坐拥大批资深教授的同时，它又创设了校级终身教授制（University Professorship）、校长长期连任制（一般要超过美国总统任期二到三倍），以保证八大校级导师（不必亲躬执教）对几代青年高高在上的精神熏陶，进而确立德高望重的哈佛校长面对民族和社会的权威发言权。

若要说起革命传统、民主理想，哈佛可以骄傲地历数它从独立战争到“二战”出兵员、献武器的丰功伟绩（仅“二战”从军师生就达两万多人）。面对现实，它深为“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舞弊所激怒、所震动。所以十多年来，哈佛一面呼吁重建社会道德，声讨礼崩乐坏，一面拒不信任共和党政治家，甚至以教训里根总统来昭示天下，申扬清明政治。

然而，这些苦心竭虑的立校谋略，仍不足以抵挡外界（在美国历史上，它包括宗教裁判、经济寡头、大众舆论、左右派激进势力）对于教育和学术的不断干扰与反复冲击。美国教育思想家既把教育看作民主基础、国脉所系，他们自然免不了也像美国革命导师设计永固江山、最佳政体那样，死死追寻一种超稳定教育结构，以期维护大学自身权益。这便有了三A原则。

三A原则的演变

1915年全美大学教授协会（AAUP）宣告成立并发出宣言，首次阐明学术自由原则的三项要点：一、教授作为学者、知识传授人享有言论自由；二、教授生计应有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保障；三、教授受校纪制裁时有权申诉，并要求校方说明理由（仅限于道德败坏与不胜职守）。

话说回来，此时的学术自由原则，仅仅具备保护教授基本权利的功能，其目的是限制校董会中的宗教狂热分子和百万富翁——他们往往心血来潮，随便撵走教师、干扰教学。

我们如果指责这一草创的学术自由原则，判定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那可就错大发了。因为当时提出学术自由的要求，显然受到了工人运动影响：教授们争取的雇佣合同制，与工人阶级为之奋斗的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具有类似的进步性质。

不过，由于惹不起资助大学的诸多老板，哲学家杜威和洛夫乔尔等学界名流，不得不在学术自由宣言之后，又追加了一节学术中立妥协条款，并以明文担保：教授的自由将以校园和学术圈为界，对外则严守中立，绝不过问政治与社会的敏感问题。

这种端人碗、受人管的被动局面，迫使教育界领袖进一步思索根治方案，力求解决经济独立、校政自理的核心问题。有关学术自治的原则，最终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由弗兰克福特教授做出了法律界定：

“为社会公益着想，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大学事务（紧急非常情况除外）。大学有权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

与众多美国公立大学相比，哈佛在学术自治方面觉悟较早、成效较大，这同它自身的特殊经历有关。建校之始，哈佛曾经是法定公立学校，由殖民当局提供津贴、任免校长。由于津贴太少，它不得不两条腿走路，努力搜罗民间资助。开学没几天，首届12名学生中，便死去一个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小牧师。死者父母悲痛之余，便把原本要留给儿子的一笔遗产，捐给了这所新建大学。学校得了他的遗产，就定名哈佛。

如今再没有这等便宜事！就算王安博士捐出千百万，也难买下哈佛一幢实验楼的名字。随着募捐超过公助，学校逐步趋向独立自治。1883年州政府停止给钱，哈佛也顺坡下驴，变成了一所私立大学。1708年洛瓦瑞特教授成为第一位非神职校长。1865年州政府不再任命校长、校监，改由校友会民主选举。

待到“二战”结束，哈佛的教授讲座基金已达两百多种。亿万校产之外，还有滚滚而来的巨额捐助。清水衙门般的庄严学府，竟然演变成一家善于理财、盈利丰厚，而且满世界投资放债的超级企业！说穿了也不奇怪：哈佛现成养着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经济、政治、法律、管理顾问，岂有不富之理？这才在招生、聘教、教学科研、校政决策各方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治。

三A原则在逆境中挣扎而出，但这并不说明：天下从此太平了。60年代狂飙突进、学生造反，使得美国教育思想受到巨大考验。三A原则也因此成为美国教育界大辩论的中心话题。

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凯尔（Clark Kerr）专程来到哈佛校园，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宣言。凯尔宣言的核心，是要打破三A原则（尤其是学术中立）的保守性。他呼吁师生走出知识飞地、面向大众、参加改革（指肯尼迪总统雄心勃勃的“新边疆”政纲），更要以社会需要以己任，充分发挥现代大学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

战后美国政府重视军备、急于争霸，不惜大幅度增加对高教科研拨款，1965年达每年30亿美元之巨。各大财团和基金会着眼于扩大国际影响、输出美国经济文化产品，也纷纷慷慨解囊，赞助教育。所谓“巨型大学”主张，正是这种乐观局面下冲昏了头脑的书生之见。也怪参战一代的年轻父母，死命生下太多的战后婴儿，孩子们长大又蜂拥进了大学，逼得许多州立大学在60年代迅速扩张。

凯尔宣言之后，加州大学转眼就有了30多万学生，还内引外联，走向社会，什么都管，过问一切。一时间，西欧国家对这种开放式巨型教育惊羡不已。与之相比，哈佛一直保持两万名左右在校学生，其中研究生过半，实在显得保守落后，经院味十足。

但保守自有道理，中立也不无明智。上千万当鸭子放的美国大学生，不久便冲决罗网，卷入社会动乱，从自由言论（Free Speech）、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和性解放，一直闹到新左派、黑豹党、格瓦拉式城市游击战。走在开放前列的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首遭其难。校园里硝烟弥漫、枪声大作。面对学生横尸草坪、军警挥棍舞铐，校长和教授们老泪纵横、吵成一团。

鲍克在《超越象牙塔》一书中，开篇便讲凯尔宣言，继而就“行动派和保守派”争持不下的观点开弓，批驳纠正。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他重新订正三A原则，并以此拍板定论，收服天下（哈佛派头，有年数了）。鲍克的具体论证不必细述，这里仅对哈佛标准的新三A原则略作评价——不知校长能判几分？

一、鲍克的新三A原则与哈佛传统教育思想，从大范畴归纳，属于开明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由于建立在“政治特权+知识精英”的狭隘基础上，它摆脱不了封建贵族标记、局部反民主倾向。在承认它自我革新快、富有科学精神的同时，我们要指出它的内在局限：

理论上它突出少数人（尽管不强调权力世袭、允许知识新贵入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实践中它易于脱离实际、孤立自身。请看：肯尼迪总统的白宫班底，全由哈佛人马组成，号称美国政治史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其实际政绩，却不见得比平民化总统约翰逊来得稳重扎实。对此，哈佛理应认真反省，并在教育实践中实行更广泛的组合搭配。

二、鲍克将老三A原则中的“学术中立”思想，扩展为现代大学的“公共关系准则”，为新三A原则找到了平衡支点，此举立意不凡。

从理论上讲，现代大学有了学术自治保障，应该能享受比较充分的学术自由。我们是否就因此抛弃中立原则呢？保守派坚守象牙塔，不问世事、潜心修道的立场不可取，因为他们否认大学对社会应负的现实责任。行动派以救世主自居，盲目夸大教育与学术神威，急功近利，过分卷入时政，结果也不美妙。鲍克审时度势，提出的见解较为明智。

鲍克校长认为：现代大学一变19世纪的单纯封闭，已成为沟通社会各界、身兼多重职能的超级复合机构。现代大学的规模与威望，将同社会对它的需求与干预同步增长。在此时代背景下，消极回避或盲目参与，都会伤害关联双方。唯有严格区分社会的长远利益、近期需要，一面力所能及、不失时机地为之服务（训练人才、培植新技术和新思想、提供广泛专业咨询），一面又不偏废自身最根本的使命（基础研究、远景预测、对青年的道德传统教育，以及对民族文化和精神水平的逐步提升），以实现社会与教育两者比较和谐的互利共进。

在与政府关系方面，鲍克也提出了折中方案，争取政府的认可与合作。他建议，政府在实施必要的教育管理节制时，应采取灵活多变方式，尽可能不抵触大学的自治原则。政府对大学有限的管制，可采用如下可选方案：立法禁止；设立限制程序；提供替代形式；利用市场法则自然筛选。

三、如果说鲍克的公共关系准则比较切实可行、公允持重，有助于美国大学的未来发展，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代管理科学角度，肯定新三A原则具有显著的优点，诸如教育高效率、社会安全性。

旧三A原则以自治、中立求学术自由，其初衷反映出知识界画地为牢、与世无争的软弱性。60年代它自我膨胀，差一点就变成君临一切的强权主义。这从正反两面暴露了它的弊端，说明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及其思想的畸形扩展，都可能扰乱平衡，危及社会整体。

正是在此问题上，鲍克秉承美国民主政治与管理权术的传统思想，牢牢把握住大学与社会既相互关联又扼制对方的关键机制，大胆消除了旧三A原则的片面与偏激，力图使教育在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的条件下，较为长久、稳定地发展学术和思想，并且在超越社会纷争与一时倾向的同时，对社会和民族履行大学应尽的义务。

在美国教育思想家看来，一个有着健全自我意识和强烈责任心，并且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不但能促进科学与文化的繁荣进步，更要紧的是，它能以自身的稳定和自尊，去校正社会的一时偏向，掣肘其他集团盲动。新三A原则的灵魂，是要摆正教育与政治、经济的适当配置和比例关系，求得各方的克制和超稳定性，又不割断其间血肉纽带。它最终的关切，是繁荣中的安全、变革时的稳定。

费正清留下的难题

美国现代汉学之父、哈佛终身教授费正清，在他的自传《中国缘》中承认，他至今解决不了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简单问题：“为什么千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卫兵？孔夫子到哪里去了？”

与此对应的有个美国例子（不知能否解答费教授的难题），说是60年代哈佛也有少数激进学生，一觉睡醒后扬言要火烧校园里最大的瓦德纳图书馆，却没能够毁及片纸只字。因为出师那天，有一列白发苍苍的哈佛教授排在高堂玉阶之上，标语牌上只写了三个英文字：Walk upon Us!（踩着我们的老骨头过去！）造反派在围观群众哄笑声中败退，警察老爷只顾看笑话，竟然忘了形。

当时的哈佛校长，饱受麦卡锡反共迫害与左派学生暴乱两头冲击的普西先生字字珠玑地告诫后人：“学校生来就免不了要为社会做各种杂差琐事。但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真理的本身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利益。”

由此想到的是中国教育。费正清教授虽然为“文化大革命”和孔夫子所困扰，可他毕竟独具慧眼，看出中华民族的两大潜在优势：第一是低水平的物质生活要求，第二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优质人才储备。他预言：这种储备资源一旦被开发出来，21世纪的历史钟摆不免会向东方偏移。如何开发？中外各种模式的教育思想都可资参照，哈佛教育和新三A原则亦然。

（Derek Bok,Beyond the Ivory Tower: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