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架构

整体而言，本书可划分为“史”和“论”两部分。第一章为历史描述，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理论分析阐述。在历史描述部分，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尝试寻找到一些相关的一手史料。其中包括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期刊年鉴，如《电影月报》（1928—1929）、《影戏杂志》（1929—1931）、《申报》（1930—1937）、《电声》（1934）、《中国电影年鉴1934》、《联华画报》（1932—1935）、《联华年鉴》（1933—1934,1934—1935）、《青青电影》（1935）、《影舞新闻》（1935—1937）等，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如《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陆洁日记存摘》《黎民伟日记》《聂耳日记》等。在理论分析部分，本书将主要运用作者论、文本分析、形式分析等理论方法，在前文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对孙瑜的早期创作展开多方面的探究。

本书将1932年与1935年视为两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联华影业公司的历史由此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0年公司成立到1932年“一·二八”事件，这是联华公司的初兴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联华公司试图通过“复兴国片”的口号、有声片的宣传制作以及积极的社会活动形成自己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声誉与影响力。第二阶段从1932年“一·二八”到1935年底罗明佑退出联华，这近四年的时间是联华公司在内部矛盾中艰难发展的一个阶段。公司在不断的改组中始终未能解决内部分歧，最终在经济窘迫的压力下走向分裂。第三阶段从1936年初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联华此前积累的矛盾终以罗明佑、黎民伟的相继退出得到缓解。结束了罗明佑时代的联华公司重找投资商，易名“华安”，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

上述历史分期也十分契合孙瑜创作的阶段性特征。“一·二八”之前的几年是孙瑜事业的起步期，他完成了《渔叉怪侠》（1928）、《风流剑客》（1929）、《故都春梦》（1930）与《野草闲花》（1930）。1932年转折期，孙瑜结束了“银海试航”，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三年里，他连续创作了六部重要的作品：《野玫瑰》（1932）、《火山情血》（1932）、《天明》（1933）、《小玩意》（1933）、《体育皇后》（1934）及《大路》（1934）。1935年联华公司权力易位之后，孙瑜连续创作的势头放缓，他拍摄了自己的首部有声电影《到自然去》（1936）及《春到人间》（1937）。

对应着上述历史分期，本书的第一章，即历史描述部分将划分为相应的三节。第一节“联华公司的成立”主要论述孙瑜电影生涯初期在长城公司和民新公司的辗转创作，以及联华公司在创立伊始的种种制片、宣传活动及其有声片计划。第二节“在矛盾危机中创作”将首先论述联华公司内部危机的起因、形成，以及罗明佑为解决矛盾所做的诸多努力，然后我们将剖析孙瑜在这些复杂背景下的创作。第三节“华安：后联华时期”首先论述联华公司1935年底的重大变故，然后再论述国产有声电影革新的完成以及新的联华公司在之后短暂的一年里所获得的成就。

在建立起一个较客观的历史脉络基础上，本书将进一步探讨孙瑜电影的内容形式风格。第二章首先在分析联华公司制片组织形式的基础上阐释孙瑜的电影作者身份，由此出发，再就他影片中最具个人风格特征的乡村场景和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以图揭示“诗人导演”称号背后的优点和缺陷。第三章是对孙瑜的左翼电影人身份进行的一番探讨。与孙瑜早期创作同时兴起的还有围绕电影的“新文化批评”，这其中，由左翼影评人建立的现实主义电影批评对当时的中国电影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时的左翼批评话语中，孙瑜电影还远非理想的左翼美学实践，而在后人的影史著述中，孙瑜的不少电影却成了左翼经典。这一前后矛盾促使笔者回到孙瑜创作的年代，通过对历史语境下左翼话语和国民党主流话语的分析，阐明孙瑜电影的多重解读可能以及影史叙述中的意识形态“耦合”现象。第四章，本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孙瑜电影的形式方面，探索默片形式及声音对它的影响。这一部分笔者将采用文本分析、形式分析的方法，试着回答孙瑜的电影如何通过影像来表达意义，又如何建立与观众的联系等几个问题。

孙瑜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位重要导演，研究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存在着资料匮乏、资料真实性不足等困难。因笔者在学术水平与资料掌握上尚有不足，未必做到尽善尽美，本书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同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