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史稿》卷304《秦蕙田列傳》。

[2] 參《五禮通考》顧棟高序，載四庫本《五禮通考》；《五禮通考》盧文弨序，載光緒六年江蘇書局重刊本《五禮通考》。

[3]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247—252。

[4] 參光緒六年本《五禮通考》盧文弨之序。

[5] 朱子禮學，主要集中體現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語類》等書中。而朱門禮學，尚有黄榦、楊復等人的禮學著作，亦可藉之一窺朱子禮學之整體面貌。尤其是楊復編纂《祭禮》，“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并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于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于至當，而始得爲全書”。（參秦蕙田：《五禮通考》卷首第二引曾棨之語。）藉楊復編纂之《續卷祭禮》，亦可窺朱子的祭禮理論體系與思想。參楊復撰，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編輯：《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1年。

[6] 關於《儀禮經傳通解》，可參孫致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一文，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7]《五禮通考·凡例》。

[8]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55《五禮通考序》，《續修四庫全書》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18。

[9] 曾國藩：《復夏弢甫》，《曾國藩全集·書信》，長沙：嶽麓書院，1990年，頁1576。

[10] 朱熹：《乞修三禮札子略》。

[11] 參王啓發：《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編纂及其禮學價值》，《炎黄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12] 參殷慧：《朱熹禮學思想研究》，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博士論文，2009年9月，頁135—136。

[13] 朱熹：《答孫敬甫》，《朱文公文集》卷63。

[14]《五禮通考·凡例》。

[15] 錢穆：《朱子新學案》，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335。

[16] 方觀承：《五禮通考序》云：“而師朱子輯禮本意。”

[17] 白壽彝：《〈儀禮經傳通解〉考證》，《白壽彝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2。

[18] 陳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140。

[19] 白壽彝先生曾指出，對于《儀禮》所記録的各種程式儀節，《儀禮經傳通解》進一步有所條理化，加以分節。參白壽彝：《〈儀禮經傳通解〉考證》，頁43；錢穆《朱子新學案》，頁13443、1344。

[20] 例如李覯認爲：“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之？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參李覯：《周禮致太平論》，《李覯集》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7。

[21]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3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22] 盧見曾：《雅雨堂文集》卷1《五禮通考序》，《續修四庫全書》1423册，頁454。

[23]《河南程氏遺書》卷18，《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35。

[24]《朱子語類》卷79，頁2054。

[25] 朱熹：《與孫季和書》，《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3，《朱子全書》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885—4886。

[26] 參葉純芳《續卷祭禮·導言》，頁31—31。

[27]《朱子語類》。

[28] 秦蕙田在《五禮通考》卷1“祀天門”案語中提出“以經爲斷，以史爲案，經傳爲之綱領，疏解爲之條貫，正其紕繆，一其異同，而歷代典禮之得失，廷臣建議之是非，洞若觀火，議禮家可考覽焉。”其實這也是《五禮通考》編纂原則之一。《五禮通考》認爲禮有因革損益，後世製作禮樂須以古禮爲據來損益，堅持以經學來裁斷各朝代禮儀制度之是否“合禮”。在這點上，《五禮通考》與楊復《續卷祭禮》在編纂形式上可能有不同，但“以經爲斷”的思想，二者有承繼關係。關於楊復《續卷祭禮》的經史關係，參葉純芳爲《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所作之導言，頁43。

[29]《五禮通考》卷115方觀承案語。

[30] 下面未特殊注明者，引用諸儒之説均出自《五禮通考》。

[31]《朱子語類》卷90。

[32]《五禮通考》卷37宗元案：“圜丘、方澤，各自爲祭。朱子言之，不一而足。《語類》此條因經文無北郊，而反取胡五峰之言。若非記録之訛，即是朱子未定之説耳。周氏乃單摘此條，議之而不加别白，尚欠分曉。”

[33] 朱子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五禮通考》卷56蕙田案：“孔疏：‘周時臘與大蠟各爲一祭，漢改曰臘，不蠟而爲臘矣。’的是蠟臘正解，既從杜氏，不以妨鄭爲嫌也。”

[34] 參聖環本、乾隆通行本、光緒六年江蘇書局重刊本《五禮通考·方觀承序》。

[35] 例如《五禮通考》書中稱張載、程頤、朱熹等人爲“子”，其餘多直稱其名，表明編撰者對程、朱、張等理學家之尊重。

[36] 秦蕙田：《五禮通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