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结与政策建议

2017年11月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新时期发展吹响了号角，党中央提出中国经济社会要从过去的站起来、富起来，到未来强起来，要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过去“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基础上⁽⁹⁾，又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要在2035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50年，再努力15年，将中国建成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谓目标明确、任务艰巨，使命崇高。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未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必然的事件。但是，前进的道路未必一帆风顺，风险仍存，挑战仍多。过去30年，经过努力，尤其是中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解决了温饱问题，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1981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6%；2015，中国的GDP则达到美国的60%。展望未来，由于高速发展的惯性，中国人均GDP超过12 500美元这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名义底线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绝不是我们骄傲自满的理由，尽快达到25 000美元这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底线之上，任重而道远。

一、发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并保护中小企业发展

创新驱动是所有发达国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创新永远在路上，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新技术革命和发展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大全面市场体制改革的步伐，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同精干有为的政府相结合。

不能过分强调新兴产业发展中政府的力量。从最近几年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由于地方GDP和政绩的诉求，新兴产业市场被人为割裂，中国一时间竟然冒出300多家电动汽车公司，统一大市场被割裂，大国市场规模优势荡然无存，这必将影响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过去几年，由于政策优惠、政府强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不能代替市场的选择。近期有报道称，在挪威，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分别占2016年该国新车购买量的24%和15%。而2015年这两者仅占中国新车购买量的1.32%。在很多地方，内燃机汽车悄悄地回来了⁽¹⁰⁾。车主们发现纯电动汽车空间狭窄，于是又转回内燃机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我们必须继续大力提倡双创，提倡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工程师精神，大力鼓励新技术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只有在创新、创业方面做得比发达国家好，让创业者在中国创新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今天的小企业有可能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保护、鼓励、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美国在过去百年战胜日本、苏联等一个又一个经济竞争对手的法宝，美国《小企业保护法》有数百页，从法律上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和支持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加快新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和大规模普及

过去，我们往往混同了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基础科学、应用研究、产品创新的机构职能错位、资源错配比较严重，导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创建创新型国家龙头应该是企业，基础是大学，并辅之以若干承担不同职能的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各种角色不能混同，资源不可错配。

东西南北中，无论是哪里的科技成果和人才，我们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胸怀，我们要创造比美国更适宜低碳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体系，在新一代产业革命中赢得未来，抓住低碳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率先产业化。

在历次产业革命中，那些领先的国家往往是率先将科技成果大规模转化为生产力的国家，而不一定是率先发现、发明这些科技成果的国家。世界的创新中心、制造中心往往不一定与科学中心重合。

三、在基因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前，慎言产业革命

迄今为止，尽管发展很快，但是低碳领域的基因性技术还没有被发现和推广应用。未来，人类可能在储能电池技术和能源互联网方面发现并获取关键基因技术，从而实现乘数效应，实现技术范式革命。

当前在电动汽车、能源互联网领域炒作多，但是实际技术进步不大，根本性技术变革并没有出现。没有基因性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低碳产业革命不能说已经到来，全世界在等待这种技术的出现，之前不要轻言实现了低碳革命，各种技术路径都有可能实现颠覆性变化。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鼓励各种技术路径的发展。同时，要在生产体系、物流体系、服务体系方面为产业革命打好基础，真正做到大规模、低成本、市场化。

未来，新能源汽车无疑是低碳革命的旗舰产品，世界各国无不开足马力、力争上游。中国过去10年一直想实现“弯道超车”，而且对比亚迪等企业寄予了厚望，但是10年来，如果说这个领域存在弯道超车现象的话，那也只有一个成功的典型，那就是美国的特斯拉。特斯拉已经甩开传统能源汽车领域的巨头，引领了世界电动汽车产业的潮流。

四、继续紧盯美国50年，创新永不止步，改革永不停歇。既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苏联陷阱、日本陷阱和欧洲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学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美国经验是最值得中国借鉴的，这是过去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的。我们的目标不仅限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而是要成为现代化经济强国。

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话，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但是目前还不是“中国世纪”。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竞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能否成为“中国世纪”，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体制、机制、文化、创新生态方面形成对美国的“体系性优势”。

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要发挥我们优势，用好市场和人才规模这两个战略性优势，同时，要不断变革、不断创新，不仅要避免拉美病，同时也要避免荷兰病、日本病、苏联病⁽¹¹⁾，创新永不止步、改革永不停歇。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美国1880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在当时完全可以称为全球制造中心，但是从制造中心到“创新中心”“科学中心”“金融中心”“全球治理中心”，美国耐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二战以后，美国才成为全球“五心合一”的霸主国家⁽¹²⁾，这时距离1880年已经过去了65年。

当前，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中心，尽管这个制造中心的质量还不是很高，但是，中国离全球的创新中心、科学中心、金融中心等的道路还很漫长。美国1914年以前已经是世界的创新中心和制造中心，但不是科学中心。从一战开始，大量欧洲顶尖人才开始涌入美国，尤其是犹太人，直至二战期间达到顶峰。1914—1945年，美国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才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因此，在美国、日本、以色列、欧洲的顶尖人才大量涌入中国创新、创业之前，我们要慎谈中国已是科技强国，不要被一些排名指标所迷惑。我们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要着眼于长期的发展战略，下大力气彻底改革经济体制的弊端，尤其是创新、创业中的种种弊端和体制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