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力资源追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从长期看，人力资源充裕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会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绩效。在新的发展阶段，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冲突、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失业与空位并存，这三大难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积累（刘伟，2011）。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只看到这种表象的关联性，更要认识和理解两者之间的转换过程和转换条件，所以本节从“人力资源积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赶超”的三维框架来研究若干典型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条件与过程。
一、“人力资源追赶”与“国际产业格局调整”的一致性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的研究发现，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范例，后进国的经济水平和人力资源积累在40年左右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显著性的大幅提高，人力资本与经济共同发展的一致性在长期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后进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厉以宁，1981）。但是，如果将这三次成功追赶放到当时世界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这三次成功赶超均是在世界产业格局发生大调整的背景下所实现的（如表1-1所示），而非先期的人力资源积累直接导致了“经济追赶”的成功结果。
表1-1 人力资源积累与世界产业格局调整的一致性
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并完成，使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但从1840年开始，美国和德法等欧洲国家共同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一直持续到1950年。从经济发展绩效看，1870-1913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英国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从产业调整情况看，美国1879年在工业上的投资额为27亿美元，至1899年上升到82亿美元，而1914年时为208亿美元，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到19世纪末，炼钢、橡胶和电器等已经成为美国行业发展的主角，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而英国受到旧工业部门和旧机器设备的束缚，新兴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厉以宁，1978）。这段时期也是美国人力资本对英国加速追赶的时期。美国在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英国的87.5%，1913年进一步提高到91.2%。此后，美国的经济与人力资本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50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持续至今，领导者为美国、日本和欧洲。“二战”以后，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为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第一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发生在20世纪的50年代，为美国对日本和西欧等国的产业转移。美国出于国内外生产成本变化的原因开始升级本国产业，转而重点发展半导体、计算机、通讯和医药等产业，而将纺织和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等国。1960年日本颁布的«1961-1970年十年收入翻番计划»进一步确立了“向重化工业化挺进的基本方向”：因为只有产业升级，工资消化能力才能提高，工资倍增才能实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90.1%；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范例，因为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人均GDP提高28倍的世界纪录。在人力资源方面，翻番计划明确提出：“本计划实施期间的最重要事项就是保证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在经济追赶的同时，日本也成功地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追赶。
第二次国际产业格局调整发生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对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其范例为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把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拉美、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将电子集成电路、机械制造、精细化工”（李欣广，2007）等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保留在国内。韩国也就在这个时期成功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1965-1992年GDP年均8.8%的高速增长。
历史研究表明，仅仅从“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积累”的二维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后进国家全面赶超的机制和趋势，加入“产业结构调整”后的三维分析框架才更完整。工业革命以来，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直接途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无论是19世纪末美国“内源式”的产业调整，还是20世纪中期日韩“输入式”的产业升级都必须有先期的人力资源积累作为支撑。换一个角度来看，这说明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既可以因人力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触发“内源式”产业结构调整，也可能因“输入式”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吸收人力资源积累的成果，并促进其继续发展。
另外，“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源积累”两者之间也没有确定的时间先后关系。一方面，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得比较迅速，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滞后，经济发展就会缺乏动力；相反，随着教育制度的完善，人才培养速度加快，往往出现产业调整滞后和人力资源过度积累。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积累如果没有及时的产业调整作为基础，可能会出现“知识浪费”或大学生失业的局面，这是下一节讨论的内容。
二、“经济赶超”与“人力资源追赶”之间的时间滞后性
胡鞍钢等人（2003）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经济赶超和人力资本积累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后进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时，一个必要条件是人力资本要进行充分的先期准备，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先导模式”。他们主要从两者发展的相对程度来论证这个理论。比如，在追赶国人均GDP相当于先行国20%水平的时候，追赶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至少已经达到先行国40%的水平阶段；而如果追赶国人均GDP增长到先行国40%水平时，其人均受教育水平一般都在先行国70%左右；当追赶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与先行国基本一致时，其人均GDP也会达到先行国的80%左右。历史经验表明，追赶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程度一直要领先于其GDP发展相对程度的20%左右。也就是说，从长期的视角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引领了经济增长，两者的长期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进一步地，如果我们把分析的时间框架从长期转向短期，或者把研究对象转向其他国家，就会在这种表象上的一致性后面发现，从人力资源积累到经济增长之间还可能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时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时滞性透过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高等教育仍为精英教育的近代德国，这种时滞性并不会带来失业问题；但是，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或者普及教育的阶段后，这种时滞性带来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就会非常明显。这里以两个近代和一个现代的发展案例来阐述。
根据科技史的相关研究，以1850年为界基本可以把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分为“旧技术时期”和“新技术时期”。在旧技术时期的工业部门，师傅个人传授技能的手工业方式以及试错、经验的方法仍占主导，教育的意义不明显；而进入新技术时期以来，在科学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内燃机、化工和钢铁等行业，科学与教育的作用才越来越重要。（汤浅光朝，1984）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上，我们以近代德国和日本为例，着重考察两国在新兴工业部门兴起与高等（技术）教育萌发这两者之间的时间滞后程度。
首先以近代德国的工业发展为例，德国在1870年时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处于吸收和扩散工业革命技术的阶段，“然而，对于德国来说，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兰迪斯，2002）。比如，普鲁士的固定式蒸汽机动力在1890年到1986年间增长了5倍，到1978年增长了近7倍，“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预示了一个新的工业巨人的诞生”（兰迪斯，2002）。再以钢铁业的生产率为例，在1870年时，英国吹氧高炉平均每年较其德国同行多产出74%的生铁；但是，到1910年时这种形势完全发生了逆转，德国高炉比英国高炉超出了63%。炼钢领域的优势同样明显，德国转炉在1901年时的平均产量为34000吨，而英国只有21750吨。（兰迪斯，2002）在有机化学工业领域，德国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19世纪末，德国企业已经控制了世界染料市场的90%，只有瑞士可以抵抗这种垄断，所有其他国家都在跟随德国的步伐。（兰迪斯，2002）
德国能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时及时抓住机遇，与其超前的高等技术学校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806年在布拉格，1815年在维也纳，1827在慕尼黑，1831年在汉诺威等多地都相继创立了高等技术学校，“整个德意志都仿效综合工科学校的样板”（克劳利，1988）。这些高等技术学校和更早期的职业技术学校等后来都发展成了工业大学，很好地满足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是除洪堡式大学外一种必要的高等教育形式。
再以日本的近代工业史为例。从19世纪末，日本在实现纺织业崛起的同时开始进入重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业和造船业。日本政府于1897年建成了八幡钢铁厂，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的钢铁联合企业。1913年，日本的造船业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并可以建造大型的巡洋舰和战舰。（麦克劳，2000）1874年到1900年之间，日本的经济增速都在10%以上，而且只用5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日本重工业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先行发展也有密切联系。根据192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81家日本最大的公司中，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中有64%的人获得大学学历或者同等学力，高于同时期的美国公司水平。（麦克劳，2000）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样重视，比英国还要早。日本于1872年就设立了东京技术工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大学，并于1877年设立了东京大学，为日本培养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近代德国历史来看，19世纪初即萌发了高等技术教育，于19世纪末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期间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间隔。相比来说，近代日本的产业调整步伐更为迅速，其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19世纪末期开始建立高等教育体系，于20世纪初就开始了重工业的建设，几乎没有时间间隔。从高等教育萌发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德日两国在时间间隔上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与近代日本工业结构调整的“输入式”性质紧密相关。与德国相比，近代日本的高等教育和产业发展一开始就是在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方针下，基本同时进行的，都有西方的成熟经验作为参考。教育发展可以成功与产业升级进行对接，而且19世纪初期的高等教育培养的对象是社会精英，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大学生失业等“人才浪费”现象。这两个近代案例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近代日本的发展模式与德国是不同的，它虽开始较晚却可以选择跳过某些发展过程，所以能够很快进入到一个可以与西方先行国家平等竞争的阶段。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人力资源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大学生失业。所以相对于近代的德日，20世纪中期的印度是一个差异较大的案例。独立后的印度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从1947年前的18所大学和636所学院，迅速增长到1985年的135所大学和5000所学院；高校入学人数则从22.5万相应剧增到384万。如此的“过度扩张”和“催化性扩充”（Deva，1982）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或产业迅速升级以吸纳这些高校毕业生，必将造成大学生就业的悲剧。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大学生失业者占全部受过教育者的12%左右，70年代这个数字就上升到20%。大学毕业生失业总人数达到120万人，尤其以文科生为甚。研究证实，“扩招如此巨大，以至于现在中学和高校毕业生的供给远远超过了人力需求和就业机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年年增加”（Naik，2000）。以印度1979年的产业结构为对照，在全部经济活动人口中，第一产业占71%，第二产业占11%，第三产业占18%。所以，因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严重脱节，才导致印度“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短缺和令人为难的过剩（Sethi，1983）”。于是印度政府开始对高等教育的总量、规模和结构进行大力调整。伴随着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印度抓住了最近一次产业升级的机遇，高等教育的红利逐渐显现。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每年有6.1万名计算机工程专业的高校毕业生，而同期的美国只有3万。2000年印度软件业产值达56.5亿美元，是十年前的200倍，拥有16.7%的全球软件开发市场份额。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规模剧烈扩张到70年代开始的大学生就业难，再到20世纪末的良性发展，印度的高等教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调整，不仅实现了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对接，还逐渐发挥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对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所以，当经济发展更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积累，而高等教育也开始进入新的大众化阶段时，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