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根据国际经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我国也不例外。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给许多国家的经济实体和产业结构以重创，对于我国大学生就业而言可谓雪上加霜，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以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本书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因素、高职学生的就业质量与能力、大学生创业与创新教育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多维度比较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一、劳动力市场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作者以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根据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双调整的背景来重新审视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发现：从产业结构演化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源供需结构的转变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变动过程。而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将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结合起来，将人力资源积累与国家创新型战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既有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快地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者利用对2000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求职状况进行的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落实率”在70%左右浮动，学历层次越高就业状况越好；80%以上的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就业，50%以上的毕业生在企业就业，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毕业生就业的最主要单位；毕业生就业的工作类型趋向多样化，表现出技术类、管理类、服务类三足鼎立的特征，而从事一线生产工作的毕业生依旧很少；一半左右的毕业生对自己所找到的工作感到满意；学校、亲朋好友、网络成为毕业生获得求职信息的三驾马车；毕业生的月起薪增长缓慢，相对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起薪指数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马莉萍针对毕业生区域流动与收入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都会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收入，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但是非均衡、非自由的流动却可能给地区带来负的外部效应。为了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性结构矛盾，就需要扫除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给予大学生更多的自由流动的空间，从而真正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整个社会的效率改进。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预期对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作者考察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果与就业观念的匹配程度，发现考虑到毕业生的就业观念，高职毕业生实际就业结果未必显著比本科毕业生差。如果以就业观念和求职结果的契合程度来评价就业质量，那么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处于较高水平。作者从毕业去向、就业地点和就业行业三个维度关注大学生就业预期与实际就业情况之间的匹配程度，研究发现：女生和曾在重点高中就读的学生的匹配程度较低；在校成绩较好和有实习经历的学生最可能实现匹配，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对于学生对自身生涯的良好规划缺一不可；良好的学校教育将对于学生实现自己发展的预期有着重要作用。作者对学历与职位匹配的研究发现：文凭的信号功能不断加强，企业更倾向于把过去专科生就能胜任的岗位提供给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形成了所谓的文凭膨胀。但是从员工的角度而言，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所以可能出现更多的雇员学历与岗位实际需求不匹配，形成更大的过度教育群体。学历越高，过度教育的比例越高，而教育不足的比例越低。专业知识专用性越强的学科，过度教育发生的可能性越低。
作者从政策评估的视角研究了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并发现：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的诞生直接源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议论，通过政策手段分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在我国具有历史传统，有力促进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基层就业政策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要求存在不契合之处，目前“自主择业”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多元的社会心理也可能影响其执行的效力。
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因素
如何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和就业质量一直是就业领域的核心问题，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对解决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并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毕业生求职结果、起薪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高学历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获得高起薪的工作，有过担任班干部经历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并获得较高的收入。高校毕业生始终认为在求职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大于社会资本因素的作用，但认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甚至社会资本更加重要的比例稳中有升；就业信息作用稳固，户籍优势日渐削弱，送礼不被看好。人力资本水平越低的毕业生，认为社会资本的作用越大；社会资本水平越低的毕业生，认为人力资本越重要。作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不仅表现在就业机会获得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起薪和工作满意度上。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的相对比例逐渐增高。虽然不同出身学生的毕业落实率均有所提高，但不同出身的学生的落实率的提高程度差别明显。城市出身的学生就业落实率最高，其后依次为县乡出身的学生、农村出身的学生。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作者对实习经历的研究发现：毕业生的工作与所学专业越相关，工资和保障水平越高，对工作满意的概率就越大；实习时间对起薪有正向影响，但是边际效应是降低的；当实习投入超过一定范围后，实习投入将对起薪增长没有提升作用。学校推荐型实习的平均收益率略低于自主实习的平均收益率。吕媛和李文利侧重高校毕业生非认知能力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作用，该研究发现：就业力中的非认知因素显著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力、初入职场的适应、对未来职业发展信心以及现阶段的工作绩效。社团活动、校园生活、人际交流以及校园精神文化等教育活动在培养学生非认知能力，尤其是个性品质素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作者分析了哪些因素会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地的选择，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留在或返回生源地就业，且毕业生在哪里就学会增加他们毕业时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211”重点高校毕业生、研究生较其他类型学生更倾向于离开生源地就业，但更倾向于留在院校地就业。
三、高职学生的就业质量与能力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伴随着高职高专院校数和学生数的大幅度增长，高职学生的就业问题开始凸显。同时，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组织变革和培养模式、培养流程等方面也在改造和转变，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就业质量与就业能力。
作者综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社会学理论对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的分析，归纳了国内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和高等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这三个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并对定量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进而提出，国内外学者对高职教育与就业和收入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在高职教育收益研究中将就业和收入问题分开讨论的方法有待商榷。该类研究应建立在就业研究的基础上，应避免自我选择的偏差。其次，现有教育收益的研究聚焦于个人的就业机会、起薪、收入和收益率等经济收益指标，忽略了高职教育所创造的非经济收益。最后，缺乏对高职教育与就业和收入关系的专门分析。基于此，未来的研究框架应包括：高职教育与就业和收入的关系；高职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和再投资的关系。
作者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高职培养模式变革对高职毕业生就业能力、就业概率和起薪的影响。结果表明，2006年启动的培养方式改革对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就业概率和起薪有着不同的影响途径；高职培养方式变革的主要方面对就业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对就业概率影响不大，却对作为就业质量标志的起薪有显著影响。培养模式改革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却正是当前高职教育所追求的。
2006年，我国高职教育场域启动以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的示范校建设项目。作者考察了示范校建设过程，认为组织学习是高职院校新能力生成与组织变革的重要机制，但该机制的作用效果受到高职院校领导与组织管理体制、资源获得与激励机制、既有知识和可能获得的知识等因素的影响；项目制的运行方式既能促进组织学习，也会产生学习陷阱，影响场域内的知识创新。
作者以社会学理论和组织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中国高职院校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组织变革。在宏观层面上，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下，高职院校正从社会公共机构向企业转变，开始将就业能力作为新的使命。在微观层面上，在新使命的影响下，高职院校在培养目标、专业发展、课程开发、教学方式、教师发展和内部管理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符合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说法，也符合组织变革的冲击-反馈模式。一个潜在的后果是高职高专院校有可能退化为职前就业培训机构。
作者研究了高职毕业生就业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发现：顶岗实习对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学校为学生提供薪资待遇较好的顶岗实习单位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顶岗实习对专业发展的作用及顶岗实习对专业技能要求的程度对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也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高职高专院校能够通过改善顶岗实习环节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及质量。
作者通过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发现，高职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比较关心个人发展的机会、薪酬与福利。企业对于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不高。企业不仅希望高职毕业生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动手能力，还应具备同他人良好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四、大学生创业与创新教育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态势的日益变化，传统生产和经营方式日益受到挑战，对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日益增强。加之传统就业渠道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创业成为一些人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逐步意识到创新和创业教育的积极意义，有组织地推动创新和创业教育的发展。
作者分别对日本和印度两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梳理。日本创业教育的历史不长，但是由于在官产学的密切配合下，创业教育的规模、质量都十分突出。印度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轨迹与我国有很多相似，其创业教育也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之处。相比之下，我国应将创业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和使命。政府要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不断降低创业教育收益人群的教育和培训成本。创业教育前置化和连贯性亟待实现，创业教育的课程有待继续专业化，创业实践活动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立足区域经济特征，形成地域特色。此外，多元跟踪评估体制也有待建立。
作者研究了我国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特点，并发现：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人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创业人数基本达到毕业生总人数的0.3%左右。男生相较于女生创业人数更多，本专科毕业生创业人数最多，达到创业毕业生总人数的95%以上。自主创业群体中社科类和工科类专业毕业生自主创业人数最多，其次是文史哲专业，理科类专业自主创业人数较少。普通本科院校的创业毕业生人数达到总体的50%以上，但2008年以来，“211”院校选择创业的毕业生比例有所提高。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创业辈出率基本大于1，高于所有院校的平均水平，“985”和“211”高校在个别年份高于或接近于平均水平，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创业辈出率略低。
作者对高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研究发现：高校创业教育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创业意向，并且会降低学生创业中的盲目和非理性因素，提升创业意向与所学专业的匹配程度。拥有更好就业机会的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的可能性、创业意向与专业匹配的可能性都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创业正在逐步摆脱“生存创业”的困境，出现主动创业、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创业的趋势。
作者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学生认为研究生阶段在创新能力的知识体系、行为特征、思维特征等方面有所提升，但是较小比例的研究生创新人格特征有所提高。相对而言，很多研究生表示在精力、探险、好奇心等方面没有变化或者出现了降低。是否持有强烈的学术动机、课程参与程度和方式、学术交流经历、科研课题参与数量和方式、导师的学术指导和生活就业关怀、充足的科研经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创新能力的不同特征；尤其是课程学习参与度、导师的学术指导和生活就业关怀，是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多维度比较
作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对比了专科生和本科生两个群体，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岗位域中找到工作，本科生在工作找寻和起薪收入方面都比专科生更具优势。高等教育的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的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域中具有“弱比较优势”，尚未出现“强比较优势”。专科毕业生在本科岗位找到工作的机会变少，同时更多的本科毕业生到专科岗位域中找寻工作，专科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起薪收入的差距变大。作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就业状态方面，高职比本科具有一定的优势，且职业地位的代际向上流动趋势并不弱于本科学生。高职与本科毕业生之间的真实差异要远小于实际可以观察到的差异，学生背景情况对高职与一般本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高职与本科的学生在学用匹配的岗位上都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但是学用匹配对高职教育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充分地体现。
作者比较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并发现：就业率的性别差异明显，且随时间推移先降后升。起薪方面的性别差异由2003年的不明显逐渐扩大，主要原因在于性别歧视程度的增强及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割状况的加剧。工作满意度方面的性别差异并非简单的性别歧视，而是人力资本给个体带来的“心理价值”差异。
作者对待就业群体的研究发现：随着就业竞争加剧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效应，高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路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格局。高校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群体在毕业后陷入待业困境。高校毕业生是否陷入待业困境与其所处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具有密切关联性，而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低级化导致其未能有效发挥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能力。
作者对就业和未就业毕业生的进一步比较则发现：未就业毕业生中女性人数居多，学历层次普遍不高；学习成绩不够优异，一般缺乏学生干部的工作经历，获得奖学金的情况也较少；家庭经济环境普遍一般，社会关系网络不够广泛；较少参与学校组织的就业指导，其毕业院校所提供的就业信息亦不够充分。学生的基本属性、学业状况、家庭背景及求职过程等均是求职成败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