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简·爱》第一版不需要序言，所以我没有写。这第二版则需要几句致谢和零星的评论。

我应当向三方表示感谢。

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

感谢报界，用真诚的赞许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进取者开辟了公正的园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用他们的机敏、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务实精神和坦率大度，为一个无人推荐的无名作者提供了帮助。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只是模糊的人群，所以我只能笼统地向他们表示感谢。可我的出版商却是明确清晰的，那些慷慨的评论家也是明确清晰的。只有心胸宽广的人，才会懂得如何鼓励奋斗中的陌生人，就像他们鼓励我一样。对他们，即我的出版商和优秀的评论家，我要诚挚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对一直帮助我、赞许我的人表达感谢之后，我要转向另一种人。就我所知，他们为数不多，但也不能因此就加以忽视。我指的是少数几个畏畏缩缩或者吹毛求疵的人，他们质疑《简·爱》这种书的倾向。在他们看来，凡是不同寻常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他们听来，凡是对盲从这一罪恶之母的抗议，都是对虔诚这一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的侮辱。我要向这些质疑者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提醒他们注意一些简单的事实。

因循守旧不等于恪守道德。自以为是不等于笃信虔诚。对前者的抨击不等于对后者的指责。揭去法利赛人脸上的假面具，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

这些事情和行为是截然相反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如善恶一样黑白分明。人们经常将它们混淆起来，而它们绝不应该混为一谈。表象不应该被误认为真相。只会取悦和抬高少数人的狭隘的世俗教条，不应该用来代替拯救世界的基督教义。我再重复一遍，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它们之间划一条清楚醒目的界线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区分这些概念，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将其混淆起来。世人很容易把表面的虚饰当作真正的价值，用刷白的墙壁来证明殿堂的圣洁。如果有个人敢于探究和揭露真相——刮去镀金，露出下面的劣质金属；挖开坟墓，暴露里面的尸骸——世人也许会憎恨此人，但憎恨归憎恨，世人却依旧受惠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为他做预言时从“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也许他更喜欢基拿拿那个爱谄媚的儿子。但如果亚哈不听谄媚之词而听逆耳忠言，或许就能逃过流血惨死的命运。

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话不会让敏感脆弱者觉得中听。我认为，他在社会大人物面前，就像音拉的儿子在犹大王和以色列王面前一样。他说出的真理同样深刻，同样有如先知的预言，同样极端重要——他的神态也和音拉的儿子一样大胆无畏。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作家是否受到上层社会的赞扬？我说不准。但我认为，那些被他的讽刺之火投中，被他的谴责之电击中的人，如果其中一些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那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许还能逃脱死于基列的拉末的命运。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呢？我之所以提到他，读者啊，是因为在我眼中，他是一位比他同时代的人所承认的更渊博、更独特的智者；是因为我将他视为当代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视他为致力于匡时济世者的领袖；是因为我认为，评论他作品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比喻，没有找到确切描述他才华的词句。他们说他像菲尔丁，谈论他机智、幽默、诙谐的能力。说他像菲尔丁，就好比将雄鹰同秃鹫相提并论。菲尔丁会扑向腐尸，但萨克雷从来不会。他的机智光彩夺目，他的幽默魅力十足，但两者之于他的正经才华，就像在夏日乌云边嬉戏闪烁的片状闪电之于暗藏在云层深处的致命电光。最后，我之所以要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要把第二版的《简·爱》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者的献礼的话。

柯勒·贝尔

184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