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评乌娜·波普—轩尼诗的《查尔斯·狄更斯》[150]

关于狄更斯的完美作品，也就是说，一本真实地展现他的生平与作品以及他的作品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书，目前还没有出现，但乌娜·波普—轩尼诗夫人的作品搜罗了许多材料，而且立意公允，使得接下来的纯粹传记类的作品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

大部分关于狄更斯的作品要么是“热情支持”他，要么是“激烈反对”他，根据他是作家还是丈夫的身份而定。从长远来看他的名誉或许被福斯特[151]的《生平》所损害，这本书隐瞒或含糊带过了许多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当时一定已经有很多人知晓。结果就是，它造成了某种冲击——事实上，人们觉得被狄更斯欺骗了。公众最终发现这个卫道士至少有一个情妇，与妻子结婚二十二年后分居，对他的几个儿子专横霸道。乌娜夫人的书属于“支持”的一类，但她并没有尝试去掩盖事实，甚至补充了一两个此前没有被揭露的细节。在其它方面，有时候狄更斯因为他在处理金钱事务上的做法、他对待父母和“岳父母”的做法以及他刻意迎合公众的信条而遭到谴责，在这些问题上她的立场是支持他，而且获得了成功。

狄更斯的性格有两个主导事实，那就是他颠沛流离的童年和他年纪轻轻就成为著名作家。乌娜夫人认为他的出身让他对“以代议政府作为掩饰的贵族体制”感到恐惧和不信任，因为他的祖父是一个马夫，父亲在一座乡村别墅的仆人宿舍里长大。但在他童年时发生过一段插曲——那时候他的父亲被关进债务人监狱，而他自己在斯特朗街的鞋油厂上班，狄更斯对这段插曲的态度一部分是势利，但另一部分是悲伤和孤独，觉得他的父母不爱他了。然而，离开鞋油厂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作家，二十五岁之后他再也没有尝过为金钱所苦的滋味。只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他或许可以被称为“挣扎中的作家”，而且他没有经历普通意义上的进步，一开始先写出几本尖刻的作品，然后获得成功，变得更加“圆润成熟”。大体上，随着他年纪渐长，他的书变得越来越激进。《小杜丽》、《艰难时世》或《远大前程》比起《雾都孤儿》或《尼古拉·尼克贝》并没有更为激烈的个人谴责，但它们所隐含的社会思想却更加悲观。

乌娜夫人作为批评家没有传记作家那么成功，而且她对几本小说的概述对于还没有阅读过的人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她充分阐述了狄更斯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并纠正了早期批评家强加在他身上的歪曲的看法。狄更斯不是新天主教徒，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墙头草式的骗子，也不是保守党人。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不相信贵族统治，也不相信阶级斗争。他的政治思想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话进行归纳：“大体上，我对人民统治的信仰是无穷小的，而我对被统治的人民的信念是无穷大的。”——这番话由于英语的含糊，有时候被解读为狄更斯是民主的敌人。无疑，狄更斯的私德从五十年代前后起开始堕落，但这并不能表明他出卖了自己的思想或不再与弱势群体站在同一阵营。有一件事情似乎与这一立场相抵触，那就是他接受了男爵封号，但那是他临终前几个星期的事情，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神志不清了。

乌娜夫人的描写似乎表明狄更斯的性格的改变是从他久居巴黎开始的，那时候正值法兰西第二帝国辉煌的早年。他交往的社会群体要比以前他所认识的群体更加势利和世故，患了淋巴症的狄更斯夫人作为十个孩子的母亲，一定显得格格不入。而且狄更斯还结交了像威尔基·科林斯[152]这样的损友，对舞台越来越感兴趣，总是有家不回，与迷人的年轻女子接触交往。和吉辛一样，乌娜夫人认为狄更斯所感受到的兴奋以及他在公开朗诵时与观众的交流带有病态的色彩，而且是他健康恶化的原因。但是，她似乎低估了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狄更斯身上的病态特征。说到他与埃德加·爱伦坡在1842年的会面时，她说爱伦坡的恐怖故事在当时并不能让狄更斯有所触动，虽然狄更斯在《雾都孤儿》里写过几幕恐怖的情景，而且《匹克威克外传》里面那个疯子的故事几乎就是对爱伦坡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