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托之者众。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托于神农，兵法医经托于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于《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于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幾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于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于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于《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职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又各著于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名臣章奏，隶于《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于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征事，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