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然而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义之教也，其故亦备于战国。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于《诗》也，而韵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亦于是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尝谐韵而入于赋，而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丘故都，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幾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于建安，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于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问《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