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馬路和建立道路秩序

1843年初，政府委任歌頓（Alexander Thomas Gordon）為土地、測量及道路主管，泰倫（William Tarrant，？—1872）為其副手。^[11]1843年底，歌頓向胡士南彙報，8至10月的連場豪雨損毀了通往赤柱的路，有三條竹橋倒塌，令通往赤柱的交通一度中斷，他建議以木代竹，復修通道總費為450元，獲港督批准。^[12]但歌頓關於聘用一組苦力負責維修道路的提議就未獲政府批准。 ^[13]年底《中國之友》轉載一封讀者來函，促請有關人士考慮晚上的街道應否設有公共照明系統，以防猖獗的搶劫。^[14]

1844年初，《中國之友》評論土地處的規劃，指出最窄的路只有15呎闊，而行人路只有5至10呎闊。^[15]年中，《中國之友》又批評道路主管歌頓上任以來一無是處，皇后大道已改了三至四次，路旁房屋參差不齊，歌頓更改了馬琴少校提出主道60呎闊和副道50呎闊的建議，他能成為主管只因是砵典乍的近親。^[16]其實歌頓更改皇后大道的原因是軍部不願放出軍地，^[17]他亦提議延長皇后大道東行至東角（今銅鑼灣），但政府要視乎填海實際情況才可決定。^[18]雖然如此，政府於8月刊憲招標興建三條皇后大道以南的西行路，以及一條連接黃泥涌和掃管埔的木橋。皇后大道以南的西行路於9月動工，動用公帑約24,000元，接近全年道路工務工程預算的一半。^[19]12月，有商戶投訴工程進展緩慢，影響生意。亦有投訴稱房屋入口與馬路接口相差僅有10呎，可見當時測量的粗疏。與此同時，歌頓委任史察祥（George Strachan）為道路督察接替泰倫，而泰倫則調往擔任文職。

1844年3月，港府立法規管社會秩序及衛生，名為1844年第5號法。^[20]法例涉及道路秩序的內容有以下幾點：

1．無明顯需要不准在行人路上駕駛；

2．行人盡量使用行人路；

3．車輛不可在公共路上急奔；

4．在公共路上遇上對行的馬或馬車必須靠習慣性方向行走（customary side of the road）；

5．根據警務處長指示，房屋門外晚上需掛上燈或燈籠。

何謂「習慣性方向」？這要到1847年1月8日，總裁判司禧利（Charles Batten Hillier, 1820-1856）才刊憲澄清。禧利解釋，馬路法則（law of road）就是馬或馬車「爬頭」必須在右，當相遇時必須靠左，口語化便是：「靠右必錯，靠左才對」（if you go to the right you are sure to go wrong, if you go the left you go right）。^[21]這條香港最早的道路法則，今天仍然適用，一點也不落伍！政府又利用房屋的位置，指定業主晚上在門外掛燈，以照明道路，算是回應了市民要求設立公共照明系統的要求。法例歸法例，利用私人資源做公家事畢竟未能生效，政府於7月18日再次刊憲，^[22]因搶劫猖獗，呼籲市民向警局舉報晚上沒有掛燈的房屋，施予嚴刑峻罰。《中國之友》就讚其為德政。^[23]

英國駐中國海軍主帥薩爾頓（Lord Saltoun）的副官根利咸（Captain Arthur Cunynghame）在《中國佚事錄》中亦記下香港1844年的街道情況。他說窄小路徑很快會變成可行馬和轎的大路，現時只有西角（西環）至東角和一小段往跑馬地的路可容馬車通行。^[24]

歌頓發展港島東面道路的構思終於獲得支持，工程分別於1844年9月和1845年4月動工，總預算約30,000元，佔1845年全年工務工程預算的14%。^[25]1845年，政府優化《社會秩序及衛生條例》，名為1845年第14號法。^[26]條文一第七款就規範道路秩序，以下均被列為違法行為：

1．無明顯需要在行人路上駕駛；

2．在公共路上急奔以致他人受危、受傷或死亡；

3．在公共路上遇上對行的馬或馬車不靠習慣性方向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