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篇文章的题目点明主题是斯巴达人的政体，而且，表面的谋篇布局几乎让我们以为，该政体即君主制（参第十四章1节）。然而，色诺芬破坏掉这种布局，说明我们的假设站不住脚。[61]如果我们因此把他关于斯巴达国王的所有讨论排除在外，发现他对政体本身的讨论相当贫乏：《斯巴达政制》没有哪一章是明确处理政体的。文章的标题故而貌似不当。现在来看，色诺芬仿佛对文不对题有某种特殊嗜好：《远征记》的标题、《居鲁士劝学录》的标题（【译按】直译为《居鲁士的教育》）跟《斯巴达政制》的一样有失稳妥。《居鲁士劝学录》这样的标题之所以被当仁不让地选用，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居鲁士的辉煌成就转移到他的谦逊教育上去，或更确切地说，旨在吸引读者最大限度注意到他相当隐晦的教育。[62]同理，选用《斯巴达政制》的标题，目的是使我们觉察斯巴达略显隐晦不明的政体。

色诺芬甚至没提到在别处谈起过的显然有权有势的“小公民议会（Little Assembly）”，由此隐瞒了这种政体的真实本质（《希腊志》，第三章，3，8）。斯巴达有两个而非一个国王的事实，他也小心谨慎避而不谈。[63]此外，他在专门讨论某种斯巴达德性（而非斯巴达政体）的一章，最明确地谈起过斯巴达政体。而那一处讨论的德性是服从，并且，既然他谈斯巴达人的服从时，甚至提都没提国王，却在那时强调掌政官（ephors）[64]的权力，那么，斯巴达实际的统治者是掌政官，就没什么重大疑问了。他说，掌政官像专制者那样治国治民。[65]然而，专制者是不依法治国的。[66]掌政官是不是因此不守城邦律法，也就是说，吕库古的法律？[67]或者说，吕库古自己并非法律制订者，除了德尔斐神庙的神，他不服从任何人？色诺芬似乎很确信这一点：在吕库古使“意气相投者”成为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之前，他“甚至试也不试”建立斯巴达的生活秩序。尽管色诺芬搞得一清二楚，这些有权有势者陪着吕库古去德尔斐神庙祈求神明认可“他自己制订的法律”，色诺芬却仅仅说，他们“帮着建立五人监察院（office of the ephors）的权力”（第八章1，3和5节）。跟最有权势的斯巴达人一起树立掌政官权威的这个人或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对此质疑一下也许并非不妥。他们的合作仅限于彼此之间吗？换句话说，多大程度上吕库古可能不是最有权力的斯巴达人，或不是掌政官？“吕库古据说生活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后裔的时代”。[68]不过，凡斯巴达国王都是，或都声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那么，吕库古是不死之身吗？[69]不管我们以为色诺芬多迷信，他肯定不相信在事物的本性上（in rerum natura）不死的人存在或可能存在。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按色诺芬的说法，根本不存在吕库古这个人，抑或“吕库古”只是一个名字，此名涵盖的东西不会比令人尊崇的远古时代一个几乎神化的法律制订者更神圣了。下面这句专门关于安营扎寨的时间和地点的话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吕库古在这方面是个王”。[70]因此“吕库古”是表明权威的名称，或指权威者。此外上引的这句话影射出，这个吕库古假如说不是那些可以支配掌政官的最有权力的斯巴达人的话，在城邦最紧要的事务上便是指诸掌政官（换句话说是实际的统治者，除了让德尔斐神庙的神认可其法律外凌驾于一切之上，或可说是斯巴达的专制统治者）。留给我们辨别的是要确定，斯巴达城邦里最有权力的人跟那些最富有的斯巴达人（色诺芬不止一次暗示他们的存在），是两群人，还是同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