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建筑活动在七千年有实物可考的发展过程中，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新石器时代（约10000至4000年前），是萌芽期；二、夏商周（前21世纪至前222年，计至战国），是初步成型期；三、秦汉至南北朝（前221年至581年），是基本定型期；四、隋唐至金（581年至1279年），是成熟盛期；五、元明清（1279年至1840年），是持续发展渐趋衰落期。后三阶段中的汉、唐、明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有巨大发展的时期，与之同步，汉、唐、明三代的建筑也成为各该阶段中的发展高潮，在建设规模、建筑技术、建筑艺术风貌上都取得巨大成就。

（一）新石器时代（约10000至4000年前）

已发现建筑遗址大体可分两大系统，南方潮湿及沼泽地带可能由巢居发展到建在架空地板上的木构干阑，实例是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有成组的用榫卯与绑扎结合而建在沼泽中的下部架空的干阑建筑。在黄河中下游黄土地带，房屋由地穴、半地穴发展成为以木骨抹泥墙为主体上覆草泥屋顶的土木混合结构的地上建筑，实例是约五千年前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西安临潼姜寨遗址，它们已形成以大房子为中心的聚落。

（二）夏、商、周（前21世纪至前222年，包括春秋、战国）

夏是古史传说最早的朝代，已发现了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二里头宫殿址，商的宫殿遗址也己发现，为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址，面积达1.6万平方米，都是建在夯土台基上的由主殿和周围廊围合成的大型院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都在黄河中下游，属湿陷性黄土地带，为防止地基湿陷，逐渐发明了夯土技术，既可消除黄土的湿陷性，又可筑高大的台基或墙壁，建造大型建筑。夯土施工简单，就地取材，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建筑技术之一，并沿用至今，故古人称建设为“大兴土木”。

西周约始于前11世纪。其都城、宫殿尚未发掘。近年发现的陕西岐山西周立国前的建筑遗址已是两进的院落式房屋。外墙是夯筑或垛泥构成的承重土墙，室内用木柱，共同承木梁架和局部用瓦的草屋顶。在扶风发现西周中期房址，面积达280平方米，用夯土筑台基和隔墙，内部全用木构架承上层的圆屋顶，构架颇为复杂。在西周铜器上已出现了柱间用阑额，柱上用斗的形象，是斗栱的萌芽。

木构架承重，重要建筑使用斗栱为承托构件，院落式布局，是中国古代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体系的特点，在商至周初（约前11世纪左右）已基本形成。并出现了初步的宫室和都城规划布置要求。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周王室衰微，出现五霸、七雄若干个诸侯强国，都建造都城、宫殿，建筑有巨大发展。各国都城都建有大小二城，小城为宫城，大城为居民区。大城内用墙分割为若干封闭的居住区，称“里”，实行宵禁，近于城中的小城。还有定时开放的封闭的商业区，称“市”。较大的都城面积多在20平方公里左右。古代市里制的城市布置此时已出现萌芽。

考古发掘表明，到战国时，宫室多是在逐层退入的夯土台上用土墙、木构楼层、木屋架建造的二层以上的土木混合结构建筑，称“台榭”。瓦屋顶，使用模制花纹的瓦当，踏步铺有防滑作用的花纹砖或空心砖，室内地面铺砖或用涂朱色的抹灰地面，墙壁素白并绘有壁画，十分豪华。台基内部还可造暖炉和浴室。夯土台面上有巨大的集水陶管和下水道，构成完善的排水系统，其技术和艺术水平都明显高于春秋时。当时有“高台榭，美宫室，以自鸣得意”的说法，就指这种情况。在战国中山王墓中发现一个刻有其陵园规划图的铜版，取严格的中心对称布置，并记有尺寸，是迄今所知我国最古的建筑图，证明这时大的建筑群组已按规划设计图建造。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前221至581）

1.秦（前221至前207）

秦统一全国后，仿建六国宫殿于咸阳，在渭水南岸建新宫，都是空前规模的建筑活动，原六国的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得到一个交流融合与发展的机会。秦拟把咸阳扩建为夹渭河两岸以桥相连的空前庞大的都城，未及完成即覆亡。秦在骊山建始皇陵，陵园面积2平方公里，坟山方350米以上，高43米，外有两重围墙，布局规整，是巨大工程。史载其陵墓极为豪华，从在陵区发现大量精致的模印花纹瓦件、花砖、雕花纹地面石、青铜门楣、石雕下水道等和巨大军阵俑坑看，是可信的。秦的另一巨大工程是修长城以抗御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秦刚统一中国，就同时开展这些极巨大的工程，过分使用民力，是其覆亡的直接原因。

2.汉（前206至220，附新莽）

继秦的汉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全国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强大而稳定的王朝，其建筑规模和水平也达到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西汉在渭河南岸创建首都长安城，面积36平方公里，四面开12座城门，城墙用夯土筑成，高、厚都在12米以上。城内辟8条纵街，9条横街，街宽近45米，布置有九市和160个称为“闾里”的居住区，都是用墙围起的城中小城，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封闭式的市里制都城。城内中轴线是一南北大街，宫在街南段两侧，并不居中。宫门外都建巨大的阙为标志，主要殿堂仍是巨大的台榭。官署府库和居民区主要在城北部。近年发掘的西汉国家武库由几座建筑组成，最大一座进深竟达45米多，残长190米，墙厚达4.8米，用夯土墙分成四个大房间，其体量以今天标准看也是巨大惊人的，可知西汉国力之强盛。西汉末和王莽时，在长安的南郊建礼制建筑明堂和王莽宗庙。宗庙共11座，分前后三排，互相错位，排列有序，是占地约2.8平方公里的巨大建筑群。每座庙的院落都为正方形，四面开门，正中建一方40米左右的台榭。其中最大一座台方约80米，使用方4丈的模数网格为布置基准，是迄今所见最巨大完整的汉代建筑群。通过它可知明清北京天坛这种高度对称的建筑布局和使用模数网格的规划方法在汉代已出现了。

西汉帝陵建在渭河北的高地上，每陵都附有一个小城，称陵邑，共有七个，都是闾里制的小城，迁各地富豪和先朝旧臣入居，既减轻长安的政治和人口压力，也发展了长安周围的经济，近似于现在的卫星城，在当时也是创举。

公元25年，东汉建国，因长安被毁，定都洛阳，就秦代的南、北宫扩建宫室，两侧布置官署、仓库、民居。建筑继承西汉，随着木构建筑技术的提髙，土木混合结构的台榭逐渐减少，木构建筑增多。从现存汉画像石和明器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三种主要木构架体系—柱梁式、穿逗式、密梁平顶式都已出现，已能建造独立的大型多层木构建筑（参见图12三种木构架形式）。西汉以来出现了砖石栱券结构，东汉更盛，除筒壳外，还能建双曲扁壳及穹窿。但因土木结构发展在前，而砖石栱券的初期又不能造弘壮的大跨建筑，遂用来建墓室。久之，在人概念中逐渐把栱券与坟墓联系起来，称栱券建筑有“冢墓气”，更难用于建房屋。东汉末开始用于建桥梁，魏晋南北朝后用于建砖塔，但在明以前始终未用来建造大型地上建筑。

3.三国（220至265）

中国分裂为三个政权，其建筑是东汉之延续与发展。在城市规划上的突出发展是曹魏都城邺城，它是地方城市，远小于洛阳。和两汉都城中宫室、官署布置分散无序相反，在改建时用一条横街分全城为南北两部分，把宫室建在城北，城南为官署和住宅区，其中官署集中建在宫城前南北大街的两侧，形成一条南北轴线，自南而北，正对宫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轮廓方整、分区明确、有明显中轴线可以突出宫殿的都城，对后代都城规划布局有开创性影响。

4.两晋南北朝（265至581）

265年西晋取代曹魏并统一全国后，很快覆亡，其残余势力于317年在江南建国，即东晋，中国陷入南北分裂局面。北方先后建立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统一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南方自420年刘宋代东晋后，也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史称“南北朝”时期。此期间东晋、南朝在建康（今南京）建都。建康西近长江，南临秦淮河，水运发达，随着商业繁荣，在建康四周突破了里坊限制，出现大量中小城镇，连成东西、南北都近四十里的巨大城镇群，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域，出现了因商业繁荣突破封闭的里坊制的城市发展新趋势。但在589年隋灭陈后，建康被夷为平地，这一新趋势也被扼杀。北魏后期在洛阳建都，在汉魏故城外拓建外郭，东西20里，南北15里，建320坊，其间形成棋盘格形街道网，面积53平方公里，是隋唐长安规划的前奏。

此期建筑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传入，大建寺塔。佛教是外来宗教，为在中国传播，必须迅速中国化；逐渐把寺庙由天竺式改为中国宫殿、官署的形式，以中国人习见的宫室和帝王贵官的形象表现佛的尊贵和佛国极乐世界的壮丽美好。塔原是坟墓，也与传统木构楼阁结合起来。在现存北朝各石窟中都清楚地表现出佛寺和佛像的中国化的过程。由于社会不安定，南北两方都求福佑于佛，故建寺成风。史载南朝建康有480寺，北魏洛阳有千余寺，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最后也都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国家衰亡。516年北魏胡太后在洛阳建永宁寺塔，高九层，总高40余丈，下为土心，可能是历史上最高的木塔。唯一遗留至今的北魏塔是河南登封嵩岳寺的15层12面砖塔，高38米，外轮廓作抛物线形，曲线优美，用泥浆砌成，施工难度颇大，表现了很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准。

此期长达八百年，以秦汉为高峰，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为主、采用院落式布局的特点已与当时社会的礼制和风俗习惯密切结合，基本成熟和稳定。所以在东汉至南北朝时，佛教和中亚文化包括建筑虽大量传入，也只能作为营养被这个体系消化吸收，而不能动摇其基本建筑体系。三国至南北朝约350年间中国的南北分裂，在造成破坏衰退的同时，随着各民族的融合，也出现了各地区、各民族建筑交流融合的机会。魏晋玄学和佛教哲学的传入，冲破了两汉经学和礼法对人思想的束缚，人的观念和艺术风尚也相应发生变化。在这条件下，建筑风格逐渐变化，由汉式的三维方向都是直线形成的端严雄强风格逐步转变为由曲线和斜度微有变化的直线形成的兼流丽、遒劲于一体的风格。屋顶由平坡面变为凹曲面，屋檐由直线变为两端微上翘的曲线，柱由直柱变为上部微呈内收曲线的梭柱；由西方传入加以改造的流畅连绵的植物纹样代替了汉代规整的几何图案；建筑外观形象逐渐改变，为下一阶段隋唐时期建筑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隋、唐、五代、宋、辽、金（581至1279）

1.隋（581至617）

隋和秦相似，统一全国后因自恃富强，在建设方面多头并举，使用民力过急，造成经济破坏和全国动乱，很快灭亡。但它在短期内能进行大规模建设，显示了全国统一后宏大的气魄和迅速增大的经济力量。隋建造大兴城（唐改称长安）和开凿大运河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修运河时用特制长12尺的铁脚木鹅检验河的深度，在穿越钱塘江时建候潮船闸，在水位差过大地段建斜坡土坝，用牛转动绞盘拽船越过浇湿了的土坝等措施，在当时都是技术上的创举。大运河的开凿，对沟通南北经济交流，巩固国家统一有重要作用。

582年，隋在龙首原上创建新都大兴，城平面为横长矩形，分内外二城。外城四面开十三城门，城内干道纵横各三条，称“六街”。城内中轴线北端建内城，内城前为中央官署专用的皇城，后为宫城，形成一条经外城、皇城、北至宫城正门，遥对宫中主殿的长8公里、宽150米的主街，其长宽均为前所未有。主街左右用纵横街道划分全城为108坊和2市。大兴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封闭式市里制城市，也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所建最大的城市。城市之规整，街道之方整宽阔，宫殿、官署之集中，功能分区之明确，均超过前此之都城。这座巨大的都城，一年即基本建成迁都，表现出卓越的设计和组织施工能力。它的设计者是杰出的建筑和规划家宇文恺。605年，宇文恺又主持新建面积45平方公里的东都洛阳城，也是一年即基本建成。它们的规划都是以宫城或皇城的宽、深为模数，目的是体现皇权涵盖一切。

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引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世界古代十座大城市如以面积计，依次为：1.唐长安（84.1km2），2.明清北京（60.6km2），3.元大都（49.0km2），4.隋唐洛阳（45.0km2），5.汉长安（35.82km2），6.巴格达（30.44km2），7.罗马（13.68km2），8.拜占廷（11.99km2），9.汉魏洛阳（9.58km2），10.中世纪伦敦（1.35km2）。但近年发现北魏洛阳面积53km2，应居第三位，元大都以下顺延。

2.唐（618至906）

唐继隋后，恢复经济，巩固统一，抗御外敌，很快成为统一、巩固、强大、繁荣的王朝。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古代中国建筑发展上的第二个高峰。

唐把大兴改称长安，修整城墙，补建了隋代未来得及建的城楼，制定一系列城市管理制度，使长安发展为壮丽繁荣、外商云集的国际性大都会。以后在长安修建了大明宫、兴庆宫两所宫殿和大量寺观，都以壮丽闻名。

唐代所建最宏伟建筑是武则天在洛阳所建的明堂，平面方形，宽89米，总高86米，高三层，上二层圆顶。这座极巨大复杂的建筑，仅用十个月即完工，可见当时在设计、预制、组织施工诸方面已有很高水平。唐代帝陵多因山峰为陵，以衬托陵的壮伟，在利用自然地形上达到很高水平，可以陕西乾县唐高宗乾陵为代表。

盛唐、中唐时显贵住宅豪侈，院落重重，使用高贵木料，家具陈设精美，当时人讥为“木妖”，虽实物不存，可在敦煌壁画中见其概貌。宅旁园林也颇有发展，大贵族的宅园有占地达1/4坊的，挖水池、筑假山，号称“山池院”。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大寺院规模庞大，建筑豪华，可以比拟宫殿，集唐代建筑、雕塑（佛像）、绘画（壁画）、造园、工艺（供具）于一身，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中有详细的记载。隋在长安建庄严寺木塔，高330尺，反映了当时木结构技术的巨大发展。

唐、五代建筑留存至今的只有四座木建筑和若干砖石塔。四座建筑中，以建于782年的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和建于857年的五台佛光寺大殿较重要。南禅寺大殿面阔3间，通面阔为3倍檐柱高，然后按2：3：2的比例分间。明确以柱高为立面的模数。这虽只能反映唐代建筑的中下等规模和一般水平，远不能和长安名寺相比，但仍可看出这时木建筑已采用以“材”（栱的高度）为基本模数和以柱髙为扩大模数的设计方法，用料尺寸规格化，结构构件也顺应其特点做适当的艺术处理，达到建筑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证明木构建筑至此已达完善成熟的地步。

唐代砖石塔有单层，也有多层；形式有楼阁型和密檐型。著名的西安大雁塔、玄奘塔是楼阁型塔（外表为明代包砖），西安小雁塔是密檐塔。源于印度的塔这时已经中国化了。唐代还建有很多石制经幢，艺术水平很髙。个别建于通衢或子城门外的是法场的标志，如松江唐经幢。唐代对外交往频繁，大量印度、西域、中亚文化输入，都被吸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表现出中国文化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旺盛生命力。塔和佛寺的中国化和大量波斯的萨珊文化图案溶入中国装饰纹样就是很好的例子。

3.辽（916至1125）

契丹族在中国北方所建的辽与北宋南北对峙。辽南下进入华北后，大量吸引北方文士和工匠，故它的建筑是唐北方建筑的余波和发展。辽早期建筑如984年所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唐代建筑几乎没有明显差别。辽代最著名的遗构是1056年建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八角五层全木构塔，高67米，是现存最高的木建筑。它设计时，使用了两个控制它的扩大模数：其一是下层檐柱高，用以控制塔的总高，此塔自地平至塔顶博脊共12檐柱高；其二是中间一层（此塔为第三层）的面阔，用来控制塔身的细长比，此塔定第三层面阔为3丈，塔身一至四层以柱顶计各高3丈，四层柱顶至五层檐口、五层檐口至塔顶仰莲也各高3丈。以第三层每面的面阔为模数，每层高度都和它相等，利用斗栱的变化调整逐层立面比例。这表明此时高层建筑设计中除以材为模数外，还以柱高和面阔为扩大模数，设计更为精密。塔之构架还加了抗震和防扭转的支撑构件，表现出很高的建筑结构水平。建造这两座建筑使用的是唐尺，反映出它和唐代建筑技术的密切关系。辽的辖区在经济上落后于中原和关中，辽之文化技术也落后于北宋，而能在建筑上做出如此卓越成就，可以推知在唐、北宋的中心地区，建筑水平应更高于此。

4.宋（960至1279）

分北宋南宋两阶段。北宋与辽和西夏对峙于河北、山西、陕西一线，在一个比唐代小的疆域里创造出高于唐代的经济。它的首都汴梁（今开封），靠近大运河，便于与经济发达的江南联系，成为手工业、商业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繁荣的经济活动夜以继日，冲破了把居民和商店封闭在坊、市之内的旧城市管理体制，使汴梁不得不拆除坊墙、临街设店，转变成开放的街巷制城市。这是中国古代城市体制上的一个巨大变化，促进了城市繁荣和城乡经济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

北宋加强了建筑管理制度，编定了用来验收工程的官定建筑法规—《营造法式》，同时定出新建房屋要保证七年内不需修理等质量要求。《营造法式》把唐代形成的以“材”为模数的大木构架设计方法、其他工种的规范化做法和功料定额等加以系统化，并附以精密图样，作为官定制度确定下来，作为工型验收规范，全面反映了宋代建筑水平，成为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建筑法规和正式的建筑图样，是研究宋代建筑并上溯隋唐下及金元的重要技术史料。

自晚唐至北宋末二百年中，室内家具也完成了由供人跪、坐的低矮床榻、几案向垂足而坐的椅子和高桌转变的过程。

北宋亡于金后，在淮河以南建立南宋，与金对峙，经济文化远超过金。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以府城、府衙为都城、宫室，比北宋更小，建筑基本属浙江地方风格，规模缩小而精度提高，苑囿及园林精美。其风格特点可在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和一些南宋画中看到。

5.金（1115至1234）

金灭北宋，掳得大量文物图书和工匠，所以它的建筑是北宋余波。金皇室奢侈无度，宫殿规模巨大，装饰自精致转趋繁富。现在习见的红墙、黄瓦、白石台基的宫殿形象，实始于金中都宫殿。

这一阶段延续六百六十余年，以唐为高峰。唐是继汉以后又一个统一昌盛的王朝，它的都城规模为古代世界第一；把全国地方城市按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分级（州为上中下三级，县为四级），并新建了大量城市，远到边疆，促进了边远地区和边疆的发展；院落空间变化丰富，房屋造型饱满浑厚，木构架条理明晰，完全摆脱了汉以来线条方直、端严雄强的古风，进入新的境界。唐所建含元殿、麟德殿、明堂等大型建筑的尺度，其后各朝都未能超过，可以认为接近古代木构建筑尺度的极限。所以无论从建筑艺术还是建筑技术衡量，唐代都是臻于成熟的盛期。北宋正是在这基础上实现了较高的规范化、制度化的。

（五）元、明、清（1279至1840）

1.元（1271至1368）

元原称蒙古，1271年在汉地建国后改称元，先后于1234年、1279年灭金及南宋，统一全国。1267年在金中都东北平野上创建都城大都（今北京），平面为纵长矩形，面积49平方公里。大都也在城内建皇城、宫城，但和长安建在北部不同，放在中轴线上前部，皇城包在宫城之外，商业中心钟鼓楼街在宫北。以体现《周礼》“前朝后市”的主张（参阅图5《周礼·考工记》王城制度图），城东、南、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城内道路为矩形网格，居住区为东西向横巷，称胡同。又自城西引水入城，注入湖泊，南与运河相连，南来的漕船可直抵城内的湖泊中。大都是继隋唐建大兴、东都二城后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的一座按开放式街巷制创建的都城。它的规划以宫城和御苑为面积模数，城宽为其9倍，城深为其5倍，以比附“九五之尊”来体现皇权。也反映了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元在统一全国后有意采用周礼等传统规制建都以表现其为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但元灭南宋后，为防南人反抗，对南方城市的破坏是严重的，到明以后才随经济发展逐渐恢复并有较大发展。

元代宫廷贵邸只极少数房屋是蒙古形式，为表示其为正统王朝的地位，其宫殿、官署等官式建筑都继承北宋、金的传统。但建筑用材变小，显得清秀。芮城永乐宫、曲阳德宁殿可为代表。元代建筑地方差异增大，北方多用圆木为梁，构架灵活自由，可以山西洪赵广胜寺大殿为代表；南方继承南宋传统，构架谨严，加工精确，风格秀雅，可以1320年建的上海真如寺大殿为代表。元代疆域广大，西藏、新疆、中亚风格的建筑都传入中原。大都万安寺塔（今北京妙应寺白塔）是西藏式喇嘛塔。建于1281年的杭州凤凰寺和建于1346年的泉州清净寺是阿拉伯式样。同时，内地风格也影响少数民族建筑，特别是喇嘛庙，如西藏夏鲁寺的建筑即增入很多内地因素，它的歇山屋顶的木构架和斗栱都是典型的元官式做法，表现出与元朝廷的密切关系。

2.明（1368至1644）

明是唐以后汉族建立的唯一全国统一的政权，立国之初，在订立制度、巩固统一上做了很多事，也包括订立建筑制度。对王府、各级官署、官民住宅，从布局、间数、屋顶形式、色彩都有规定；对被元代破坏的南方城市进行了大力修复。北方城市用砖包砌城墙，城中心修建钟鼓楼等都在此时。这些对明清两代城市和建筑面貌都有深远影响。因明灭元后，先定都南京，由江、浙工匠修宫室，故明宫室建筑受南宋以来影响巨大。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建筑式样北传，遂成为明官式的基础。

1421年明在元大都基地上稍南移建新都北京，面积35平方公里。其街道、胡同沿用元大都之旧，皇城、宫城、宫殿则全部新建。明北京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轴线，皇城、宫城在城内轴线上稍偏南部，轴线穿过皇城、宫城的正门、主殿，出皇城北墙，以钟鼓楼为结束，全城最高最大建筑都在这条线上，形如全城脊椎。衙署在皇城前，太庙、社稷坛在宫城前左右分列，其余布置住宅、寺庙、仓库。其规划布局也以宫城为模数，东西为其宽之9倍，南北为其深之5.5倍，全城面积为宫城的49倍，以体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说法，其严整又超过元大都。到1553年增修南外城后，总面积达到62.5平方公里。北京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等都是现存最完整、宏伟的建筑群，是表现院落式布局的最杰出范例。它们的总平面设计也使用了扩大模数，表现出运用模数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新发展。明代宫殿、坛庙都用楠木建造，以斗口为单体建筑的设计模数，外形谨严，采用红墙黄瓦白台基，风格划一，在设计和施工质量上又有进步。

明代起，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的建筑特色愈益鲜明。现存安徽徽州和山西襄汾的明代住宅群组既有共同的时代气息，又清楚表现出南方秀美北方浑厚的地方风格的差异。明中后期造园之风大盛，有城市山林特点的宅旁园取得杰出成就，并在其基础上出现造园理论和技术名著《园冶》，下启清代江南造园新高峰。

3.清（1644至1911）

清定都北京，沿用明的都城宫室，未作重大改变。清官式建筑即明官式的继续和发展。1733年，清颁布《工部工程做法》，它以斗口（栱宽）或柱径（三斗口）为模数，便于计算；简化梁柱结合方式，斗栱蜕化为垫托装饰部分。清式虽外观较宋式谨严，构架类型也较少，但标准化程度高，利于大量预制，并保证建筑群组统一协调，在艺术和技术上都达到一定水平。清代雍、乾两朝建了大量建筑，工期都不长，标准化程度高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最突出的建筑成就之一是造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新创的苑囿，吸收江南园林精粹，其规模和水平都远远超过明代。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南北私家园林也蔚为大观，共同反映了古代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

清代各少数民族建筑也有长足的发展。清廷为加强民族团结，除资助鼓励各民族建寺庙外，又仿各兄弟民族著名建筑在避暑山庄附近建十余座寺庙，俗称外八庙。它在清全盛期的艺术、技术基础上，融各民族建筑于一炉而又加以创新，给已高度程序化的清式建筑增加了清新活泼的生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后一朵奇葩，也对蒙、藏等民族建筑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此期中，明代不仅建了南京、北京两座都城和宫殿，并且恢复、修整、重建了大量地方城市，订立了各类型建筑的等级标准。明中期增修长城，在重点地段包砌砖石、完善关塞城堡防御体系，对巩固北部疆域，防止草原民族南侵起到重大作用，给有二千年历史的伟大防御工程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

明代堪称中国古代继汉、唐以后的最后一个建筑发展高峰。清初在明的基础上续有发展，但中叶以后官式建筑过度程序化，构架尺度增大，转为巨大呆板，有“肥梁胖柱”之讥；建筑风格由开朗规整转为拘谨，由重整体效果转到倾向于过分装饰；后期的官式建筑和清朝的国势同步走向衰颓。但与此同时，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方建筑还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