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梧桐”与“剪纸”的缘起

在论及剪纸源头时，研究者都惯用一则源自先秦的文献资料，可称之为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作为论据。“桐叶封弟”初载见于《吕氏春秋》，后为司马迁《史记》、刘向《说苑》等引述传承。由于两位后来者引述的出入，于是导致了中国剪纸溯源研究的混乱，值得一辨。

（一）“桐叶封弟”的基本载录

“桐叶封弟”故事最早记载见《吕氏春秋·重言》：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 “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 “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 “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 “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1]

大意是: 周成王与其弟虞宴饮，一时兴起，拿一片梧桐叶当做圭，交给虞说要以此来分封他。虞大喜，转而告知周公。周公就此询问成王，成王说自己同虞开玩笑。^[2]周公郑重回答: 天子无戏言。只要天子说话，史家就要记载，乐工就要唱诵，士人就要称颂。于是成王只好将虞分封晋地。“援梧叶以为圭”是故事的中心情节。“援”即援取。“梧”即桐，二者为一物。陈奇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引杨树达曰: “梧、桐一物，高似桐，释梧者以桐习称耳。”“援梧叶以为圭”，有随手持拿梧桐叶片当做分封用圭的意思。

通过简略译介，问题就明朗了。这则记载除了表达周公劝告周成王注重自己言行这个意思外，充其量只是一个开大的玩笑而已，并无多少历史文化价值。23岁的周成王^[3]用做一片随手摘下来的梧桐叶子逗兄弟开心的，这一娱乐过程中并不含有什么礼仪程序、民俗模式。周成王摘取梧桐叶子，只是一时高兴之举。倘若随手抓到的是桃枝柳叶，也可做了取乐之物。只是聪明的唐叔虞明知成王之心不实，便挑动诚实而有权力的周公，终于得了一桩美事。

既然作为开玩笑，《重言》中没有成王对梧桐叶子进行任何“艺术化”或“程序化”处理加工叙述，所以无论如何都难以将它同剪纸民俗文化联系起来。然而，文化的传承却恰恰在这个本来平常的地方开了一个连周成王也不曾料想到的玩笑。

在《吕氏春秋》诞生约两百年之后，司马迁的《史记》将这个“桐叶封弟”的故事再度重述出来，便改换了故事中人物的关键举动。《史记》记载：

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曰: “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 “吾与之戏耳。”史佚曰: “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4]

《史记》所载成王“桐叶封弟”之事，除了将周公改为史佚之外，还有一个极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变动，即将“援”梧叶改成了“削”桐叶。这一改动，对于“重言”也罢，“分封”也罢，都无关紧要，但却对后世论者影响极大。东汉高诱在为《吕氏春秋》作注时，便延引《史记》之语曰: “削桐叶以为珪，冒以授叔虞。”高氏注疏和司马史书，几乎同出一辙。梧桐之叶在他们笔下，无意中被加上人工雕琢的意味。

较司马迁晚出的西汉学者刘向编著《说苑》，选用《吕氏春秋》之材，更将原文“援”易为“剪”。兹录于后：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 “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 “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 “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5]

对刘向的《说苑》，后世不少学者指责它失真^[6]，但是这段陈述却基本实录原文。尽管如此，他的不严肃仍在这里露出马脚——将原文的“援”字偷梁换柱，成了“剪”。刘向《说苑》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代问题尚且马虎，何况剪梧桐这种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显而易见，这是刘向的主观硬伤。但凑巧的是，正是这一失误，却从字面上解决了一个文化难题，满足了现代剪纸论者的材料需求。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卷八辑录《吕氏春秋》桐叶封弟事时，将其中的“援梧叶”与后来的《说苑》文中的“剪梧桐叶”互相结合，而成“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翦圭以告曰”，无疑，《艺文类聚》更坐实了“剪”梧桐的原始依据，难怪后人多有持之者。

如果说对司马迁《晋世家》中的“削桐叶”，学者们尚且还有一丝疑惑的话，那么这个“剪梧桐叶”就彻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以此“剪”来佐证司马迁的“削”，进而置换吕不韦的“援”，一切结论都顺理成章地得出来——剪纸源于剪梧桐。这种逻辑，无异于用假钞验证真币。

（二）分析之一: 桐叶封弟本为虚拟传说，并无史实之据

桐叶封弟本为虚拟传说，战国之前文献无载，《吕氏春秋》始见，其历史真实性已颇受怀疑。唐柳宗元曾经发难。其《桐叶封弟辨》，从周公一方，分析桐叶封弟之事不实，曰：

古之传者有言……吾意不然: 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王，其得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 封唐叔，史佚成之。^[7]

对于桐叶封弟的传言，柳氏首先表明“吾意不然”，认为无论叔虞有无资格受封，周公所为都不合理。他指出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即讲求其道，从容“大中”，“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所以桐叶封弟之类事“是直小丈夫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显然，柳宗元否认《吕览》所谓“周公”之谏，是以传说中周公行事不合常道而否认其可信性。

柳氏的论辩文字限于辨析推论，并无确凿实证，但对学界影响不浅。清代经学、史学大师，多受其启发，对桐叶封弟进行重新释读，否认其史实性，确认其传说性质。如梁玉绳据史载相异而说“其事非实”，又据韩婴、褚少孙“封应侯”说及《晋语》叔向“射兕”语，认为叔虞之封“非剪桐叶之故”。^[8]以考信历史著称的崔述，指出周公曾因谣言而“东辟”以及东征达四五年，故不得摄政，且《礼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因而“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9]崔氏据此认为，“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长矣。不得以唐叔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国大典为儿戏也”，所以，“此必无之事，故今不载”。^[10]崔述的结论，是对桐叶封弟真实性的彻底反动。所以，崔适就确认: “此皆传记寓言，以诫天子无戏言，非事实也”，只是“无识者以为事实而窜入《世家》”。^[11]

（三）分析之二: “削”、“剪”桐叶事象为后人附会，属传说常见现象

承袭《吕氏春秋》，汉代很多研究学者皆尊崇桐叶封弟故事，但无“削”、“剪”之说。西汉时期的韩婴《韩诗外传》、褚少孙补《史记·梁孝王世家》等渲染桐叶封弟事，以为“应城”、“应县”之缘起。两者所言“以桐叶为圭”，均无“削”、“剪”之说。《韩诗外传》: “周成王与弟戏，以桐叶为圭，而授以封汝，周公曰: ‘天子无戏言。’”^[12]褚少孙补《史记·梁孝王世家》，细致敷衍桐业封弟传说，更可谓人物形神备至: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 ‘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 ‘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 ‘吾直与戏耳。’周公曰: ‘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13]但其中也未能敷衍出“削”“剪”动作来。

由于崇奉周孔之礼，古人常常征引桐叶封弟事。论者但凡议论天子要讲求诚信、慎重言谈时，必要以“桐叶封弟”、“唐叶”之事以为实证。荀悦《前汉纪》卷二十九记述，汉哀帝酒后说要效法尧禅舜，将皇位禅让宠臣董贤，侍中王闳谏曰: “成王戏以桐叶封弟叔虞于晋，周公入贺，曰: 天子无戏言。”王闳显然是承袭《吕览》本意，以桐叶封弟事劝谏哀帝慎重其言。《三国志·蜀志·郤正传》载蜀国郤正《解讥》云: “且阳灵幽于唐叶，阴精应于商时。……行止有道，启塞有期。”古“唐”、“桐”音同，故“唐叶”即隐喻桐叶封弟事，借以表征为君“行止有道”。其中所涉桐叶封弟，也没有“削”、“剪”字样。

对于“剪”桐的缘由，今人更有新论。张颌先生在《“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的成因》一文中，借助文字错讹造成误会的简牍学原理，来分析桐叶封弟传说成因。他认为，“唐”字和“桐”字由于字形相似讹杂，由此导致“剪唐”讹传为“剪桐”，所以“桐叶封弟”传说其实“是对文字的误会而演绎出来的，纯属虚构”。根据古代简牍卷舒而形成文字磨损漶漫的常理看，“削桐”、“剪桐”当为“削唐”、“剪唐”的误传，“晋国始封当以成王灭唐、剪唐、削唐而封叔虞的辞义为正”，因而《史记·晋世家》中“剪桐封叔虞”的记述，就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是出于神话和前人传说，别无他解。^[14]王雪樵《“剪桐”音辨——也谈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在张文基础上通过“唐”、“桐”发音误会原理来分析，并强调指出这种语音相混而致错讹的可能性要比文字形体误会敷衍故事的可能性更大。^[15]且不论二人的基本观点是否成立，但他们对“剪”字的形成原因的测断则是合乎传说原理的。据此研究可进一步推断: “剪”桐之说不实，桐叶封弟没有历史依据。

“削”、“剪”桐叶之说其实直到汉代才形成。《史记》以为“削”，《说苑》以为“剪”，二字在汉代形异义近，没有实质区别。“削”即“剪”，“剪”即“削”，这是文字演变使然。“剪”本字为“翦”、“前”，不含刀剪之义。《说文》：“翦，羽生也。”由于“羽初生如前”（段注），故解为“齐”。《诗经·閟宫》“后稷之孙，……实始翦商”，毛注“翦，齐也”，郑笺“断也”，均为“翦”的本义，引申义为平定、除去。^[16]“前”义为“不行而进”（《说文》），多见于甲骨文、金文和包山楚简文。战国末期秦简有“其前谋”（《法律答问》12支）、“慎前虑后”（《为吏之道》43支壹）等等，“前”已与“后”相对。大概此时“前”字入“刀”部而为“前”，含义与“翦”相混，正字作“翦”，俗字做“剪”。《广韵》释“翦”: “戬也，齐也，杀也，勤也，俗作剪。”是其谓也。《左传》襄公十四年有“翦其荆棘”，其“翦”与《诗经·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之“翦”含义相同，即“剪”，有砍伐、剪除之义。故此，战国时期的“前”、“剪”，当已生成刀剪之义。

“削”，《说文》解为“析”、“破”之义，故可“削”者当非“桐叶”。从汉以后的文献中，“削”木者都意味着破木，使其成形，或为琴瑟，或为鱼形撞器，均非叶。如《新论》: “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17]，《乐书·撞木》: “削桐为鱼形以击之（钟）。”^[18]但“削”既然含有“析”、“破”之义，本字中便引申出“侵削、削弱”之义，从而与“翦（剪）”的关系暧昧。

由于“翦”、“剪”相混，所以“翦”（“前”）、“削”含义相融，“翦”也含有“削”之义。《左传》襄公十四年“毋是翦弃”，杜注为“翦，削也”^[19]，与“实始翦商”之“翦”义同。汉代将“剪”的含义引向“削”，导致两者含义不辨，所以司马迁《史记》讲述“桐叶封弟”传说为“削桐叶”，而刘向《说苑》直言“剪梧桐叶”，并无大异。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延引《史记》曰“削桐叶以为珪，冒以授叔虞”，巧妙地将战国秦汉间的“翦”“削”文化差异加以弥合，后世便不再对此传说的文字问题发生争议。《艺文类聚》载“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翦圭以告曰……”，意味着先“援”后“翦”，使之成“圭”形，再授予叔虞，也就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至今，在民间社会还因此流传不少类似的口头传说。

（四）分析之三: 汉代形成“剪”桐叶之说，与其文化背景有关

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剪刀实物，是在河南洛阳烧沟古墓出土的西汉时期四把铁剪。^[20]这种剪刀中间没有轴眼、支轴，只是把两端锤锻成两相对应的刀状的一根“8”字形铁条，不用时自然张开，使用时将两端刀尖按压，产生切割效果。另外，贵州省的赫章县可乐区、陕西省西安市杜陵、广东省广州阳高古城堡等地均发现汉代剪刀。这些剪刀大都用一整块扁体铁条弯折而成，两端为刀体，中部弯折成把柄，两股相交，两刃相向，利用把柄的弹性开合。^[21]可想而知，司马迁、刘向以及高诱诸人关于成王“削”、“剪”桐叶的意象思维，当是在这种剪刀业已大规模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

汉代形成铁制剪削工具，正是《史记》生成“剪”桐元素的本源。汉代剪刀广泛使用，剪削绢帛、丝絮乃至树叶以为实用或审美的习俗，当然已经十分普遍，故汉人依据《吕览》而推想周代成王“削”、“剪”桐叶，以赠其弟。有人认为东汉还曾流行以铁剪来剪削铜钱边缘以偷工减料的行为。^[22]“剪铜”与“剪桐”是否有内在联系不得而知，但汉代以剪刀剪削种类之多对民间传说故事、民俗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民间社会，还据“剪桐”敷衍成了其他与“剪削”有关的生动故事。^[23]今世民俗学者谈剪纸或皮影的起源，多引用所谓陕西民间歌谣“汉妃抱子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环佩姗姗连步稳，帐前活见李夫人”云云，也是缘此而来。虽然这歌谣的来龙去脉尚待考证，但其原始依据则不诬。《汉书·外戚传》有方士“夜张灯烛，设帷帐”而映出李夫人貌云云^[24]，《史记》、《搜神记》等均有类似记载，正是所谓“巧剪桐叶照窗纱”之类传言的支脉。反过来，这种说法又对剪桐封弟的传说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翦”义为“齐”、“断”，引申义更侧重政治军事，所以《吕氏春秋》中成王以桐叶嬉戏，只是“援”而非“翦”。及至汉代，随着剪削铁器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翦（剪）”、“削”含义相混融，原来的“援”桐叶故事便演绎成了“削桐”、“剪桐”。“剪”、“削”成分被注入，细节虽与《吕览》有差，但流传愈益深广。

另外，关于桐叶封弟的故事，还有两点补充：

其一，自从人类结束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野蛮生活而开始进入文明之后，穿衣就成为等同于吃饭的生存大事。数千年来的丝帛棉麻纺织品，都是用剪刀之类锋利的金属工具剪裁成为衣裳供人们穿着的。剪刀的历史，就是剪裁的历史。剪裁的历史，不仅同丝麻，还同皮革、金箔甚至大片树叶等密切相关。先秦人所述的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之所以能在汉代敷衍出“剪梧桐叶”这样的明明白白的文字失误，并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传播和引用，其文化根源就在于此。倘若这种剪树叶之事可作为剪纸源头，那么民间所有衣着服饰剪裁该都属于剪纸源头。很显然，这种思路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更容易使问题复杂化。

其二，在上述各种文献记载中，都无一例外地确认年幼的周成王使用梧桐叶与兄弟嬉戏之事。假定以史实猜度，那么作为宴饮中随意之嬉戏，也根本无须专门取来剪刀剪切梧桐叶以为圭。从成王随意的程度看，这次宴饮只能理解为野外或室外的兄弟私人娱乐活动，并非正规厅堂招待宴席。梧桐枝叶飘荡眼前，随意折取（“援”），以为嬉戏借词，顺理成章，何须专程“剪”叶以为“圭”，而后戏言分封之事呢？汉人大概想当然以为梧桐叶外形与“圭”相去甚远，欲得叶形似“圭”，非“剪”（“削”）不能成。这实在是汉儒之迂腐也。

我们不可将剪裁的历史断定为剪纸的历史，当然也不能将梧叶为“圭”的传说完全确认为剪纸的历史源流。只有将剪裁同造纸技术、纸花民俗等完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辨识货真价实的“剪纸文化”的源流。这个时代显然不是西周，也不在春秋战国。

[1] 录自《吕氏春秋》卷第十八《审应览》第六，《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2] 在殷商卜辞和西周青铜铭文中，常见帝王自称“予（余）一人”的现象。《诗》、《书》、《国语》、《左传》等古文献中，也不乏这种例子。这种称谓是殷周帝王为表明自身是以“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的资格而出现”，“为我一个人为莫有与抗的无上的至尊”。见胡厚宣《重论“余一人”问题》，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6页。

[3] 据杨朝明研究，当时周成王年龄约23岁，唐叔虞较之小三岁（杨朝明《试谈唐叔虞始封的年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5期）。

[4]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 据向宗鲁《说苑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引。《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同。

[6] 如唐代刘知己在《史通杂说篇》中就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清苏时学《爻山笔话》曾指出其中时代违失处一百零九条。

[7] （唐）柳宗元撰、吴文治等校点《柳宗元集》卷四《桐叶封弟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

[8]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9页。

[9] （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周公相成王上》，（清）崔述撰、顾颉刚整理《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201页。

[10] 《丰镐考信别录》卷二《周室封建汇考》，《崔东壁遗书》第344页。

[11] 崔适《史记探源》卷六，第133页。

[12] 《汉书·地理志》注引，《水经注》卷三十一、《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九与此相似。

[13]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24—1625页。

[14] 张颌《“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的成因》，《晋阳学刊》1990年第4期。

[15] 王雪樵《“剪桐”音辨——也谈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晋阳学刊》1991年第1期。

[1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0页。

[17] （汉）桓谭《新论》，（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780页。

[18] （宋）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撞木》，《四库全书》本。

[19]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2、904页。

[20]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l2页。

[21]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谢世平《汉代的剪钱工艺》，《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23] 据《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关于皮影戏的起源，一说始于汉文帝元年，时宫妃剪桐叶作人形，映于窗纱上表演以娱太子；一说西汉元狩三年，汉武帝思念已故李夫人，方士齐人少翁借助灯光，剪纸李夫人影像在纱幕上映出以慰武帝。

[24] （汉）班固《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上（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