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生活:探索一种小说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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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小说中的生活智慧

生活因为有小说而丰富多彩;小说因为有生活而博大精深。

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早就备受关注。在英国小说理论史上,1884年就有过一次有名的论争。起因是该年9月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说艺术》一文中宣称“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能够与生活竞争”。三个月后小说家史蒂文森发表《谦恭的争辩》一文提出挑战,指出“没有任何艺术能与生活竞争”,小说也不例外,小说的存在“依赖于它跟生活的巨大差异”。虽然争论起点针锋相对,但他们最后还是统一在对真实性的共同理解之上,即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1]如今再来审视这个争论,还是可以继续争论下去。因为小说和生活之间,既相互竞争,也相互补充。从现实生活的变动不居的角度,作为生活影子的小说艺术总是难以穷尽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从对未来生活的构想的角度,当下生活又永远无法跟上小说的步伐。也许詹姆斯也意识到小说的局限性,1888年在把这篇《小说艺术》收入其文集《一组不完整的画像》时,所有“与生活竞争”的字眼全部改换成了“表现生活”。[2]然而接下来又一个问题来了:表现生活可谓是艺术的普遍特征,那么小说如何表现生活呢?还有,小说与生活之间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现实主义往往重视小说对生活的表现,而乔伊斯、王尔德等人则更重视生活对于艺术的模仿或借鉴。

小说家劳伦斯在其名作《小说为何重要》中有句话广为流传:“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3]那么,小说对生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小说呈现人类生活的全貌。昆德拉从“存在”的角度指出:“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4]瓦特则把小说赖以体现“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称为“形式现实主义”,它有一个基本常规,即“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为此,“它应该用所涉及人物的个性、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这样一些故事细节来使读者感到满足”。[5]小说对生活的保存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加形象生动,也更加全面。中外经典长篇小说无不是其描绘的时代的百科全书。陈忠实在其《白鹿原》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也是《白鹿原》作为伟大小说的核心所在。它全面揭示了解放前后(尤其是解放前)关中平原一带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此外,张洁的《无字》对延安生活的描绘,莫言的《蛙》对计划生育政策乡村实践的描摹,都是对历史的真实呈现。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赞誉,让我们相信如下一种观点:“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科学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察站。”(埃内斯托·萨瓦托)[7]

小说探索未来的生活理想。约翰·费克特说:“艺术是人类可能性的器官,艺术将之视作一种无论何地其通路都不被阻塞的价值。”[8]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9]。这种存在的无限性和可能性就是伸向未来的触角。艺术打开了通往存在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当下存在状态以及可能的理想生活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安忆才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10]

小说凝聚作者的生活智慧。小说家詹姆斯说:“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11]其实小说家不仅仅是表现生活,他更是将其对生活的感悟凝聚在字里行间传达给明眸善睐的人们。周国平看了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很有感慨地写了一篇札记《小说的智慧》。他写道:“小说的内容永远是生活。每一部小说都描述或者建构了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一种模型,以此传达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12]也许我们可以说,小说就是故事化的生活智慧。生活经验提炼生活智慧;磨难成就经典。此乃生活境遇与小说优劣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富有生活智慧的小说,其作者必然是饱经生活风霜的人,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而不是生活在书本中靠读几本书就开始写作的人,不是作秀“采风”的人。没有生活的人,写不出智慧的文字。当代小说不同于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人已经普遍成为生活经验的缺乏者。他们迷醉在数字时空,忘记了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

上面说的是小说之于生活的意义,那么生活对小说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如果说小说是故事化的生活智慧,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生活是原生态的小说文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生活给予小说丰富的内容。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好:“艺术是生活的镜子。”[13]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更是全面映射生活的镜子。文学中小说在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又比其他体裁更胜一筹。生活的一点一滴都可以成为一部小说的创作契机。生活中的题材与素材都会被整合进小说之中。王安忆的《米尼》是她采访女子监狱的结晶,古华的《芙蓉镇》脱胎于一个寡妇的冤案,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故事情节则是以1919年作者19岁时到伊豆旅行中体验的生活为基础……可以说,小说家就像一只蜘蛛端坐在生活的上空,网罗四面八方的信息,然后提炼织成错综复杂的小说之网。

生活赋予小说恰当的形式与风格。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形式”,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异在”;而艺术的形式就是使一件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东西,“形式是艺术本身的现实,是艺术自身”。无论什么艺术,它的形式与内容都是密不可分的。生活作为艺术的源泉,不仅仅是指艺术的内容来源于生活,而且意味着艺术的形式也来源于生活。小说自不例外,尤其是长篇小说,它的间架结构,它的叙述节奏,它的语言风格,都与它所要表现的生活相一致。略萨小说的独特形式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其实这种表现手法不过是多元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投影而已。王蒙的《春之声》被认为是新时期最早借鉴意识流小说手法的作品。其实,这篇小说之所以采用意识流,可谓与现实生活“异质同构”。因为刚刚改革开放时期既驳杂纷乱又紧张昂扬的社会生活,需要作家在表达时采用自由的时空跳跃的和明快的叙述节奏,而在这方面意识流手法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又如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秦腔》,表现的是往昔农村文化生活的衰落。小说没有恢宏的结构,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华丽的表达,通篇都是对家长里短密密麻麻唠唠叨叨的叙述。很显然这都是受所要表现的农村生活的影响所致。不像城市生活充满着变化和速度,农村生活也不像城市生活那样因为人员的往来频繁而充满着故事,农村的日子是慢慢熬过来的。且不论小说的内容,单从阅读《秦腔》的体验来说,都能让我们对清风街人民生活的厚实与沉重感慨万千。

小说是文本化的生活,生活是原生态的小说。

生活中有小说,小说里有生活。小说与生活的相互依存与渗透关系,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小说与认识生活的新视角:从生活的天空观望小说,从小说的窗口理解生活。这便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双重目的:一是从文艺学角度来说,开拓了阅读小说的生活诗学视角;二是从教育学角度来说,实践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念。将生活教育与小说阅读相结合,引导人们关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by life and for life)。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14]在此意义上,本书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拓展与深化。此外,本书也是继承梁启超的思想,将小说视作生活启蒙的教材。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而将小说作为启蒙、新民的工具,进而提倡“小说界革命”。[15]

本书通过精选20世纪中外经典小说,专门讲授小说中蕴含的“生活之道”,从而集中有效地开展“生活教育”,进行生活启蒙,同时提供理论指导与艺术熏陶。之所以选择20世纪小说为研究对象,是因为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现代化在全球轰轰烈烈开展,人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通过阅读20世纪的经典小说,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生活的主要问题和主题,还可以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和生活智慧,从而更清醒地走向未来。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生活中普遍的问题(依据法国作家莫洛亚的提法),包括婚恋、工作、幸福、栖居等六个问题。第二部分则对生活的若干主题进行阐释,包括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惯性、生活的艺术、生活的复杂、生活的韧性、生活的轻重、生活的韵味、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境界、生活的维度等十个主题。

全书共十六章,每一章分三大板块,第一板块【理论向导】,是对相关生活问题和主题的理论介绍,主要侧重于从哲学角度进行阐释说明,意在对读者的生活起到向导或借鉴作用。第二板块是【作品研读】,每一章选择一到两部经典小说,从生活的问题或主题切入,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解读,意在揭示小说中所蕴藏的生活观念。第三板块是【延伸阅读】,就每一章所涉及的内容推荐一些理论书籍和其他一些经典小说,希望进一步拓展读者的阅读空间。

本书是安徽师范大学人文类通识教育类课程《小说与生活》的教材,也可作为各类学校人文教育的参考书目,对于希望加强自我人文修养的普通读者,本书也是比较难得的精神食粮。本书理论与作品呼应成章,二者均以生活为视角,前者可谓生活哲学,后者可谓生活批评。喜欢哲学的人可以单独阅读其中的理论向导部分,喜欢小说解读的人可以单独阅读其中的作品研读部分。每一章延伸阅读部分提供的理论和小说书目,也呼唤着热爱读书的人进一步深入研读相关的生活话题。

[1] 殷企平:《小说不能与生活竞争吗:评詹姆斯和史蒂文森之间的一场争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48—49页。

[2] [美]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朱雯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5页注释。

[3] 转引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第195页。

[4]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3页。

[5] [美]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27页。

[6] 王勤韶、田文信、张凌等编著:《马列文论选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299页。

[7] 转引自[捷克]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07页。

[8]John Fekete,LifeAfterPostmoderni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87,p.83.

[9]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54页。

[10]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第1页。

[11] [美]詹姆斯:《小说的艺术》,第5页。

[12] 周国平:《各自的朝圣路》,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第14页。

[13] 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第179页。

[14] 陶行知:《生活教育》,参见《陶行知 黄炎培 徐特立 陈鹤琴 教育文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第51页。

[15] 参见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