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一、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一）研究思路
为了厘清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本研究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概念并进行理论回顾，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1953—2011年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进，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离阶段（1953—1978），体制转轨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步协调阶段（1979—2011）。首先，本研究重点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进和互动机制，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判断，剖析其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主要特点和制约瓶颈。其次，通过建立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性判断标准，选取相关的经济数据，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二者协调发展程度、因果关系进行定量测度。最后，通过借鉴外国部分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模式，最终给出历史启示，旨在为“新常态”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
研究的内容决定了研究的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经济史学视角，对1953—2011年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进分阶段进行考察。因此，本研究特别注重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综合运用了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统计分析的有关理论和方法，跨学科地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和诠释。在采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史学研究方法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并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演变的历史进程。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动态的或进化的方法等。
1．比较分析的方法
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拓宽研究视野的重要渠道。具体来看，本研究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将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同时，对外国部分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模式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从经济史角度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进行考察，通过梳理和比较，可以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状况有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有利于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偏差找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与解决途径。
2．系统分析的方法
经济史是介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研究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叙述史实，而是在全面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对经济历史的过程进行分析、解释和论证。本研究从系统理论出发，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视为社会经济系统内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分析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两个子系统间协调的互动关系和演化机理的内在规律。
3．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与检验部分，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详细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条件和发展特征，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判断，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工业化与城市化测算指标体系，选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定量测度与检验。
4．动态的或进化的方法
“协调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本研究分阶段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进行研究，厘清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的形成与演变规律，有利于对“是什么”和“为什么”进行全面的把握，揭示二者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历史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有利于规划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战略。
（三）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1-2。
图1-2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二、主要研究内容
本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七个部分：
第一章为导论。本章首先阐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国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并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涵、主要特征、衡量指标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述评；其次，介绍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最后，明确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分期依据与数据来源并给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第三章从经济史学的视角把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与体制转轨时期（1979—2011）两个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两个历史发展时期都分别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第二，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还是体制转轨时期，都分别细分为三个阶段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程度进行历史考察；第三，总结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第四，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度，并做出明确判断；第五，研究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四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研究，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机制研究；第二，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机制研究；第三，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的形成与历史演变。研究发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因而，工业化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工业化与城市化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已初步形成。
第五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指标体系，以及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即通过功效函数、系统指标权重的确定，构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第三，通过选取变量与样本数据，利用上述构建的模型测定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程度；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因果关系的程度进行定量测度。通过研究发现，1985—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得分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逐渐增大。可以认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步趋于协调。
第六章为中国对外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模式的借鉴。首先，阐述西方发达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亚非转型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特征；其次，以美国为例，分析外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模式，重点考察其历史演进、互动发展机制与发展特征；最后，总结中国对外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模式的借鉴。
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历史启示。从总体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严重失调，而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程度不断提升。通过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进行经济史考察，得出如下启示：第一，注重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创造能力；第二，注重文化发展，推进文明进步；第三，注重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第四，正确处理产业与就业的关系；第五，正确处理城乡统筹与城市级别的关系；第六，完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第七，增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生性；第八，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三、分期依据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的截取上限为1953年，下限为2011年。之所以将1953年定为数据截取的上限，主要是因为该年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起点。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指导性，因此下限越接近于当前社会发展实际越好，但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故将2011年作为研究的下限。另外，考虑到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政治因素等变化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而且滞后的时间又难以确定，所以没有将整个研究区间进行过细的划分，而将1953—2011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和改革开放后的体制转轨时期（1979—2011）两个阶段。其中，1953—1978年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时期，而1978年之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有所调整，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向轻工业转移。这就是将1978年作为断点的主要原因。此外，在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必然会导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变化。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是公开发行的年鉴、统计报告等，比如官方和权威机构提供的《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53—1984、1986—2012）、《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90—2012）、《中国化学工业年鉴》（1984—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3）等，以及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资料。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之处
经济史学界前辈严中平先生1986年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学术研究要有“四新”，即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这就是著名的经济史学研究“四新”论。在实际研究中要想做到“四新”，殊非易事，但无论如何，应当作为我们研究者的努力发展方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研究属于比较“古老”的课题，用系统思维的方法，从经济史视角，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对两者之间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史视角，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拾遗补阙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书写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这一重要篇章，而已有的文献关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史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采用较长时期的历史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具有整体性。
第二，注重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综合运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统计分析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在采用历史学方法方面，用史学方法广泛收集文献资料，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跨学科地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和诠释，显然，研究成果既丰富了产业经济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又拓展了经济史学研究的视野。
第三，由于对中国工业化水平衡量的标准不同，会得出非常不同的判断结果。本研究对已有的研究指标，尤其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进行了比较、梳理与规范。
第四，尝试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对经济史进行研究。一方面，采用熵权值赋予各个指标权重，借助功效函数和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计算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度，并选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进行定量测度。无疑，将数量分析方法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使已有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
第五，在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通过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以发挥“史能明智”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为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提供帮助与启示。
第六，在研究中不是单纯地、静态地、孤立地认识和看待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问题，而是多视角、全方位、整体地、辩证地、发展地看待和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史学研究着手，融入了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元素，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元素，尝试使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东方智慧来认识和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学研究中，能够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会使我们的研究接地气，有底气，能够增加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存在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
由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同时由于笔者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和部分资料无法获取等原因，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欠缺，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拓展不够，如不同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是不同的，但本研究并没有对各个地区进行研究，而且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国际比较中只选取了部分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也不够长。笔者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