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吉野作造（1878—1933）生于日本东北部的宫城县。中学就读于仙台。1898年二十岁时，受洗礼为基督教教徒，同年结婚。190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前身）法科政治系。大学期间，他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是加入了本乡教会，并参与该会的机关刊物《新人》的编辑工作，深受信奉自由神教的主持人海老名弹正的影响。该会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前夕所谓自由主义者的据点。吉野作造又与该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木下尚江诸人有颇密切的交往，也受过他们的影响。吉野作造读书方面自小就是优等生，1904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以首名毕业。毕业后留校攻读于研究院。1906年1月，应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赴中国天津任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翌年，又任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官。1909年归日本任东京帝大的法科助教。1910年至1913年，游学德、英和美诸国。归日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1914年开始在杂志《中央公论》发表时论，置身日趋高涨的“大正民主运动”的潮流中。1918年挺身而出，对抗军国主义团体“浪人会”，并组织了“黎明会”和“新人会”，从事思想和社会运动，声名日隆，隐然成为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是吉野作造在思想言论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一段时间。1924年2月入朝日新闻社，5月即因笔祸而退职。返东大任讲师，创立明治文化研究所。此后他在言论界已不如前时的奋勇，光彩渐掩，而事业的重心也转而埋首明治文化史的研究。1933年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一

约略肇始于日俄战争（1905）后的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日趋高涨。这个被认为是日本近代首次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广泛地表现了民主主义倾向的运动，其根底乃一拥护民众政治、市民自由的运动。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吉野作造以民本主义者的立场主日本思想言论界的坛坫，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甚至对稍后的民众社会运动也有过影响。

1919年，正是吉野作造活跃政治论坛的时候，在东亚相继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矛头直指日本的民族运动。一是3月1日朝鲜的“三一”运动，二是5月4日中国的五四运动。吉野氏对这两个运动的态度和认识，迥异时流，被认为是他的思想中“最良质的部分”,甚至说是“代表了日本国民的良心”。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关系史，可算是一部侵略史。对于这种侵略的倾向和举动，其言论思想界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者多，平心而论、据理批判的少。能如吉野作造挺身而出，冒险犯难，独排众议，而持以一种较理性的态度的，真如凤毛麟角，不可多睹，不失为近代史上漆黑一片的中日关系的一点光明。战后日本学术界，对吉野作造的历史地位有较高的评价，与此不无关系。

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专学生首先发难的示威运动及其发展，震撼了世界。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正面或反面的反应。有着直接关系的日本反应更大。可以理解，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统治集团，一贯推行以向外扩张为目的的所谓“大陆政策”,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一如既往，自始即威迫北洋军阀政府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压制，同时进行武力恐吓并施行各种破坏手段。至于一般舆论，基本上与官方沆瀣一气，强词夺理谓日本对山东和“二十一条”的要求，乃“正当权利”，妄说只有亲日才可令中国“国运兴隆”。诋斥五四示威的行动“类若歇斯底里的狂妇，放火烧家，自投于井”（《中国人应冷静》，《大阪每日新闻》5月6日），叫嚣“要加以强力镇压”（《论惩罚狂乱的中国》，《中央公论》,1919年7月号）。其时日本言论界，鼓吹自由民主运动的报刊虽然不少，如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太阳》《日本及日本人》和《中央公论》等皆是。但其持论一贯是“内则立宪主义、外则帝国主义”，大体无不维护日本方面的侵略政策。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倾向。

对促成五四运动发生的缘由，归纳日本朝野的意见，不外是，或谓由于中国政客的鼓吹，是中国传统上一种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是中国排外的国民性；或谓出于英、美诸国政府及其在华的特务和传教士的煽动；或谓是受俄国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激进主义”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是归罪中国或第三者身上。诚如当时驻日美国大使莫里斯（Roland S. Morris）所指出，日本方面归罪于“一切，只有日本的侵略不在内”。另外，则有极少数论者，感到日本军部和官僚对中国的外交措施，有失之激烈和武断之处，如稻垣伸太郎在《中国的排日风潮与我方对策》（《日本及日本人》,6月1日）一文，在责难中国方面“蛮不讲理”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今日中国国民迥非几年前的中国国民，在顽冥固陋中亦有几分进步。齐起对日本有误解是日本有可致误解处，固然曲解本意也有让致曲解的缺点”。这样的论调，并非否定日本的扩张政策，只是对其方法和手段的不满。

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充斥着诬蔑叫嚣，盛气凌人的日本舆论气氛之中，吉野作造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论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耳目为之一新，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五四发生之后的翌月，吉野作造在他所撰的《勿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一文中说道：“若然以至今日中华民众一般地排日，不过是对由官僚军阀或财阀所代表的日本的反感，为此而给多数国民添了麻烦，观吾人在年内对彼等的对华政策，每事攻击非难即可明白矣。”同月，在《就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一文，分析了五四运动说：

第一，纯然为自发的，并无何人煽动于其间。第二，此次运动，具有一种确信的精神，彼等欲达此确信之目的，而所向的标点，乃未尝错误。第三，此次运动，其结果非单纯的排日。彼等的着眼乃在除去国内的祸根。

综合吉野氏的一些其他文章，他对五四运动的理解有以下几点。第一，断言肯定，这是一个自发性的国民运动。其所主张的民族独立和自决，反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要求是正当的。第二，认为这运动即使排日，只是针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而非日本国民。第三，了解到这运动不单纯在对外的排日，也是一对内的反北洋军阀的国民运动。第四，更体会到这运动的根底是一个要求改造国家民族的新思想运动。这些理解深浅是另一个问题，就历史上言，却大体正确的；以日本当时的舆论来衡量，这些意见，更是睥睨时流，独具慧眼了。

言论方面外，吉野氏在行动上对五四学生运动也曾加以援手。早在1918年5月7日，因日本政府曾乘俄国革命之机，与北洋军阀勾结，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为此组织了“救国会”力图阻止。在开会商议中，为日警拘禁了四十六人。吉野对此事件，特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留学生拘禁事件——促当局及国民的反省》一文，投登5月1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反对拘禁留日中国学生。又五四运动发生后，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学生受了刺激而大起波动。终于在5月7日，发起到中国大使馆示威的行动。横遭日警干涉，引起冲突，酿成流血事件。日警并拘禁了十八名留日学生，予以控诉。事后，吉野一方面在言论上维护中国留学生，一方面四处活动，指导片山哲等人加以营救。

二

吉野作造能对五四运动有这样的发言和举动，与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且有一发展的过程。1904年，吉野自东京帝大毕业后不久，在本乡教会的机关刊物《新人》上发表了一篇《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1905年1月号、2月号）的政论文章，开始表露了他的政治信念基本上是一种“主民主义”。所谓“主民主义”是不问主权所在，只要求“主权的行动目的在保护人民全体的精神和物质的进步”。换句话说，即以政治在于实现“为民”的目的。基于这种立场，他对现实政治改革的要求，仅限于责任内阁制。至于政党内阁制和普通选举，他以民众欠缺政治能力为理由，一并否定。对外关系方面，他支持日俄战争，视日本之为“满韩的主人”属当然。1915年在所写的《日中交涉论》中，他论述中日间“二十一条”条约的交涉，认为日本“这次的要求乃最低限度”，并说在时机上乃“极其适宜的处置”。视日本的“大陆发展”为“国家方针的至上性”，而对二十一条条约加以认可。吉野作造这种思想状态，大概保持到1916年左右。也不脱离日俄战争以来，日本自由主义者的“内则立宪主义，外则帝国主义”的一般思想倾向。

大正五年（1916）一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发表了《说宪政之本义论济其有终之美之道》一文，显见他在思想上已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文中他主张“政权运用的目的所在是基于一般民众的利益和幸福”之外，加上了“政权运用最终的决定所在乃基于民众的意向”的理念。即是说吉野作造的思想由以往的“主民主义”进至“民本主义”。基于民本主义的立场，在现实的政治形态上，吉野作造高唱要树立普通选举制度的政党内阁制。对妨碍这种政治变革的军部和保守官僚势力，尤加抨击，展开言论斗争。尤其经1918年的“米骚动事件”，日本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风潮的影响，各种形式的民主主义运动更急速发展。吉野作造无疑是这种风潮的一员闯将。他不断著论批判寺内内阁，毅然参加跟军国右翼团体“浪人会”对抗性的演讲会，责难佐佐木安玉郎、内田良平等极端国权主义著名论客。系一身安危，冲破言论自由的缺口，由此声名大彰。随即与福田德三等大学教授组织了以“扑灭顽冥思想”为目的的“黎明会”。并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东京帝大一些学生组织了“新人会”。该会是推动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堡垒。直到1920年左右，是吉野作造在思想言论界和社会活动上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他对中国、朝鲜问题，最敢于发言的时期。

1916年（大正五年）9月，吉野氏在《日中亲善论》一文中，对中国的态度已略见转变。1917年他更非难寺内内阁的援助北洋军阀政府的政策，指出不应干涉中国内政，保持对中国民族自决的尊重。1919年3月1日，朝鲜“三一运动”发生，吉野认为日本之对朝鲜政策，不单是在于统治政策的改善，而应对朝鲜的独立要在原则上认可。并认定只有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日朝两民族才有互相提携的可能。对于五四运动，他基本上是抱着同一的态度。正如论者所说，吉野氏当时在国际关系上的理解，尤其是对朝鲜、中国的交涉上的态度，在日本言论思想界是无与伦比的；并且敢不顾一身安危，将自己的理念公之于世。因为当时即使所谓社会主义者，对这两大民族运动，无一人曾挺身发言。一加比较，吉野作造的言行，是远在他们之上的。

因而，不难睹见，吉野作造的五四运动观，与他在急速发展的“大正民主运动”中，积极倡导“民本主义”的思想和立场是一致的。在理论上说，“不问主权所在，专关乎主权运用的方法”的民本主义，对吉野作造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关系上。他整个思想达到了“内则立宪主义，外则稳健的非帝国主义”的思想水平。如此看来，吉野作造的思想全体，是具有相当程度一致性和全面性。这是他的思想构造较完整的表现。因为综观日本近代所谓进步思想家和著名政论家，其思想构造最大缺陷大多是理想与现实不协调，理论与实践不相应，缺乏一致性和全面性。比起吉野氏，在思想构造上，是有所不如的。

第二方面，吉野作造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能逾越时流的原因，除了基于他的政治理念外，另与他对当代中国历史，尤其是革命史有较真切的认识也有莫大的关系。

吉野作造自1906年到中国，逗留了三年，是为生活计。这三年间的生活，他对中国说不上有何关心，毋宁是在生活上感觉不愉快。他初到中国不久，由他写回日本的报道看，对耳闻目睹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现象，有一肚子不满。他一篇《再谈中国人的形式主义》的文章，从多方面论证中国上下是束缚于一种“形式主义”中。最后他虽然说，中国“若然果能成改进之国，其改进的原动力必自平民”，但却认为“不幸者其平民尤贪长夜之惰眠”。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悲观。这样的观点固然是吉野其时思想所限，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千疮百孔的现象却也是部分的事实。正如几年后他自己反省说，他在中国三年所以失望，由于他“主要是居于北方，而且所交际的全是官僚中人。虽力求与诸色人等交往，实际上所识的无一深交，所遇的无一可信赖”。他也自认该时他对中国并无研究，也无认识。他之从事中国研究，大概始于1914年。事缘他在法国巴黎的日本基督教会中，屡屡风闻中国青年王正廷之声名，一直欲慕名结识。奈何归日本而未尝所愿。回到日本后，听说王氏加入革命党从事活动，开始挑起了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趣。恰逢讨袁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大都亡命日本。因而吉野氏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亲聆了不少革命内情。又得读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令他“始知最近中国一大勃兴的精神所在，大受激动”。因而对中国的认识开始转变。1916年3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所发表的《关于日本政客对中外交根本策的决定的昏迷》一文，在批判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并说及：

若据表面的观察，即把袁世凯看做是中心势力的代表。若深入观看，袁世凯如今已失尽中国几亿人心。……为中国将来永远之中心势力者，非今日袁世凯一派，恐怕应是现今正倡导改革祖国的几百青年。

吉野作造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多少受过北一辉的影响，不完全正确。他不同于北一辉的是，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及理想”和革命势力给以肯定的评价。此后，在论述中国的文字中，一再强调中国国民大多已经豁醒，迥非以前可比。他这种认识，是造成他对五四运动能有较正确理解的关键。所以，一方面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及“民主运动”的从事，使他对五四运动容易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对中国研究的措意，尤其对革命史的深有认识，也是他能较正确地认识五四运动的原因。甚至说，对中国近代革命史之有认识，对他大正期间的思想和活动也有过影响。不过，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入的研究，不保证能对中国有确当的认识，甚至适得其反。举日本同时期的，被誉为日本中国研究的泰斗的内藤湖南等人为例，就是一个鲜明而富启发性的例子。

内藤湖南除了学术研究外，好在报章杂志上评论中国问题。五四运动发生后，他立刻写了《山东问题及排日论的根底》和《中国的亡兆》等好几篇文章。综合他的意见：一是蔑称示威运动乃“市井无赖之徒”的“盲目骚动”。排日不过是中国人“平日嫉妒日本进步的卑劣本性的流露”。二是肯定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因“中国保有如斯庞大国土而无自我统治之能力，对于土狭人多，工业发展，文化进步之国（指日本），移植人口，兴起工业，发展文化，由世界大局观之，乃正义而人道”。并以中国研究权威的资格，论究中国历史及以后发展的“根底”。在他笔下，中国的民族性可谓一无是处，鄙陋不堪。且急不可待地推论说时至今日，中国人已无治理国家之能力，国亡有日。内藤湖南的五四运动论，正如研究者所指出“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的理解。历史家内藤湖南持有这样的见解，原因是出于感情论，是基于国益的想法”。他的中国论，不外是他“蔑视现代中国的心情的反映”。不过很多学者仍认为内藤湖南是一个“文化主义者”。他的文化史观的缺陷，只是将文化与政治、经济诸方面割裂，不承认政治等方面的价值。因而造成他的中国观，不尊重中国民族的主体。然而他对中国文化仍很尊重，有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解释，也不见得全是事实，在理论上也不算完整，多少有点为内藤湖南辩护之嫌。诚然，文化观念论的史观，大多有贬抑实学，无视现代的倾向。内藤湖南的历史观当然也有这种倾向，如同他对辛亥革命所表现的见解所示。他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意义和革命力量全然无了解，不放在眼里，一味论究中国历史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性”，凭他眼中所见的“特性”，而主张中国应放弃独立，让列强共管。实则，内藤湖南的文化史观理论上的缺陷尚有过此者。他在《山东问题及排日论的根底》一文中说：

纵使中国亡灭，无需深叹。自中国民族全体大局以观之，虽云中国亡灭，实无侮辱之意。国之于政治及经济虽濒于灭亡，然在其之外，自世界人类高处大处以俯瞰，若然成就郁郁乎足尊敬之文化大业，国家亡灭与否，无足挂齿。毋宁其文化之能照耀世界，则中国民族之名誉，当与天地共存，传至无穷。

骤然看来，内藤似确视文化价值远过于其他方面的价值，纯然是一文化论者。但再看看以下一段话说：

即中国亡了，不必悲观。经济、政治等等，委之日本，而（中国）发挥文化大业之民族长处。

可见“委之日本”才是他本心所在。直接地说，内藤湖南迂阔的无补世用的文化价值观，只是适用于论述中国方面，对自己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和价值则耿耿于怀，从无一刻或忘。所以对内藤的文化观细加缕析，去其浮词，揭其真意，正如野村浩一所说，是在“帝国日本的大陆侵略这层而展开的”。即谓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其实主体不在中国，乃由于中国文化曾是日本文化的“母胎”，尊崇的本意，最后是还原到日本文化的本身，顺此思路才会产生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剩下的一点尊敬，不过是脱尽现实利害后的一种玩赏的心理，思古之幽情。

除了内藤湖南，一时号称日本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如市村瓒次郎（《中国传统的对外行动》，《太阳》,1919年6月），桑原骘藏（《中国人的食人风习》，《太阳》,1919年6月号）、稻叶君山（《日中关系论》，《太阳》,1919年9月）等对五四运动及中日交涉的观点，虽程度有异，缓急有别，但论调基本与内藤湖南相同。稻叶君山更矛头指向吉野作造，说“据东大某博士等，以排日及中国民族的自觉运动，对北京大学生之对政府当局施行暴力予以赞扬”。更断言“期待中国自身之力量图自己改造之道，乃过去之梦”。但历史却无情地证明，吉野作造的看法，比这些资深的中国研究者来得正确。这种对比，是饶有意味的事例。

三

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观点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不仅指出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北洋军阀的国民运动，同时也理解到是一个文化思想的改造运动。所以他很热心将中国正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向日本方面作介绍。并视五四运动与他们在日本所推行的“民主运动”属同一目标。第二，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排日，是指向以军队、官僚为首的侵略的日本，非“爱和平、自由和国际共存的日本国民”。并引北京清华学校的骆启荣给他的信及《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民会书》作证。基于这两个认识，吉野氏进而认识到五四运动在中日关系上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政策的“实物教育”,是“日中两国真的友好的开展”。继而呼吁：

我们必定希望两国民众之间，以和平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渐渐出现社会改造的共同运动。以其考虑如何平息纷乱，不如制造两国民众间协力提携的机会为燃眉之急务。

并且剑及履及，付之行动，促成一段中日学界的交流史。

1919年6月5日，吉野氏在黎明会演讲上，首先倡议自北京招请教授一名学生两三名到东京作恳谈。为此，吉野自己先代表日本的有志者致函“北京大学友人李大钊”以探询中国方面的反应。李大钊原是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1907—1909）。李大钊将吉野来信的一部分及他所写有关五四运动的论文，加以翻译，在上海《中华新报》上发表。此文后由《东方杂志》转载，题名为《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李大钊也迅速复信吉野作造说：

北京学界甚望大驾来游。即使大学交换教授的尝试不可能，民间学会及新闻社，有愿聘大驾讲演者。大驾如能在今夏或今秋来华，表露数月来日本国民的真意及民主运动之精神于敝国人民之前，对东南亚黎明运动的前途当有甚重大的关系。

可见北京学界和言论界也欣望这种交流活动的促成。至于更具体的情形，据吉野的学生冈上守道在北京与李大钊面洽后，写信给吉野作造说，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对派遣了解新思潮的年轻教授到日本一事，极表赞成。但鉴于刻下校长蔡元培不在，难制定章程，到下月蔡氏归京，八九会承诺。待取得结果，再向吉野报告。至于学生方面，由于“学生联合会”主要成员已赴上海，到外交问题有了着落，会劝导其中部分赴日。稍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致黎明会书》，似曾受李大钊的指导。书内对吉野促进中日学界交流一事表示赞意。以后双方以通信的形式，进行过时间和方法上的磋商。不过另据1919年年底到过中国的新人会主要成员宫崎龙介（宫崎滔天的长子）的回忆，这段交流是由于日本新人会、黎明会的成立及劳动运动的兴起，消息传到北京，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写信给吉野作造，邀请进行学生交换计划的。然陈氏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五四运动前。关于这段中日学界交流的原委和过程，与前述略有出入，要待日后考证。

1919年末到1920年初，新人会会员宫崎龙介与另一成员到了上海，并曾在上海学生联合会作过演讲。但没有北上北京。至于教授交流，因具体计划一时不能实现，吉野甚至愿以私人身份到北京，与诸色人等接触。不过1920年三四月间，传中国方面愿正式聘请吉野到中国。到5月1日，《大阪每日新闻》报道，说吉野作造收到在华的清水安三的来函，谓在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启修和《晨报》记者陈溥贤等努力下，陈独秀及胡适将率领学生访日云。然而事实却是在4月29日，由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会同学生方豪（并非今天台湾的中西交通史家方豪）、徐彦之、康白情、孟寿樁和黄日葵等六人，以“北大游日学生团”的名义抵达日本。他访游了日本东京、京都等各大城市，与大学教授、学生、社会和劳动团体的代表作了交流。在日本刚好逗留了一整月。至于日本方面以同样目的访问中国的计划，因日本当局以“妨碍国交为名”加以阻挠未有实行。教授交换的计划也未能实现。一段中日学界有计划的友好交流运动，终遭夭折。

虽然如此，吉野氏在大正年间，一直是往来中日两方的人士的重要桥梁。据吉野的学生回忆，当时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与吉野作造有接触，并谓吉野生活虽拮据，却常资助有困难的中国学生。大正后期如何，则不大清楚。在五四运动前后，吉野作造确与留日中国学生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中日这段学界交流运动的中途夭折，一方面因横遭日本政府方面的阻挠。但更重要的，20年代起，在日本，在中国，思想潮流已有新的发展，停伫不前，甚至略见后退的吉野作造，与中国学界的差距渐大，不无关系。

四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本身就非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因而，他对五四运动和中日关系的看法，终究有时代和思想的局限。首先，以上屡屡提及的《就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一文中，他曾说：“惜陪乎彼等之手段，颇极狂暴，而未尽文明，此即不能不遗憾焉耳。”又谓“对在留日本人无区别无意味的加害，达到狂乱之态”“乃颇应忧虑的事”。他对示威行动的这种批评，不能不顾及当时日本报章故意夸大、任意渲染的报道所给他的影响。如谓任教北大的服部宇之吉，被打断了骨，中江丑吉（中江兆民的儿子）遭难等不尽不实的报道。实际上，5月4日的示威行动，是整齐而有秩序的。在曹汝霖家中学生虽揪打了章宗祥，对救护章氏的中江丑吉却不愿伤害。对其他的在华日本人更秋毫无犯。这证之参与其事的学生和亲眼目睹的在华日人的回忆，可充分证明。除谓或受报章报道的影响外，吉野作造对学生示威的举动，终究是不嫌于心的。这是他对被压迫国家民众的抵抗行动不能完全理解的结果。

再者，吉野的对中国关系论，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日本之内政干涉政策。他对巴黎和会所作的决定及对于日本已经侵占的中国权益，并没有要求直接交还或即时放弃，而主张在现时暂由日本经营，缓作解决。对于日本对中国经济上的经营毋宁是赞同的。这些观点的局限是显然易见的。基本上吉野作造的国际关系的理论，是站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立场而赞同“国际主义”的；他是一“世界大势”的顺应者。认为其时国际大势“内是彻底的民本主义，外是国际平等主义的确立”。他是当时的威尔逊主义的信仰者。这方面，跟在巴黎和会前中国民主主义知识界的国际认识的一般倾向是相当接近的。然而，中国方面，因巴黎和会失败，当头棒喝，猛然醒悟，对国际关系才有进一步的认识。局限于民本主义的吉野作造，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并不能作彻底的批判。因而，其时吉野作造的思想只能是停留于“内则立宪主义，外则稳健的非帝国主义”而已，而无更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试谈谈的是，中国思想言论界方面对吉野作造的认识诸问题。正如以上屡次指出的，吉野氏在日本论坛和社会运动中，声名最彰显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方面关于他的介绍大概也集中在这段期间。就笔者所知，最先提及吉野作造的，是罗家伦在《新潮杂志》的一篇《通讯》。因当时留学日本的易君左在他《今日之世界新潮中》一文里，迻译“Democracy”一词为“民本主义”。罗氏指出这种译法，乃出于日本吉野作造，并谓其译名是“避君主的干涉起见，而现在宫崎（龙介）所办的杂志，就直接译音了”。罗氏对吉野民本思想的本质了解并不透彻，但似乎对日本东京帝大的新思潮有相当的认识。关于吉野作品在中国的介绍，最早的是出自李大钊手译的《日人吉野作造最近的中国风潮观》一文。李大钊这篇译文，令吉野作造在中国知识界引起普遍的注意。由此不少人直接跟吉野作造通信。关于吉野氏的文章的中译，除了李大钊一文外，还有晨曦译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立主义》（《晨报》,1919年7月1日至3日；该文亦刊登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1921年，许柟译了《日本政治学者口吻中之山东问题》。译书仅见有罗家衡的《普选举论》（1924）,仅此而已。这时间，中国方面对吉野作造和日本思潮的注意，多少与吉野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有关。另外，由于五四示威运动后，中国社会和思想运动的迅速扩展，连带对日本的革新运动也寄予密切的注视和关心。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等，笔下常道及推动日本思想和社会运动的“黎明会”和“新人会”。此外，一些著名的刊物如《湘江评论》《星期评论》《觉悟》《少年世界》等对日本的黎明运动都有报道和分析。就今海外所见，1919年12月，渊泉的《日本最近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和伯奇的《日本思想界现状》二文，为当时关于日本该方面报道较全面的文章。也相当能代表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吉野作造的看法。在这些文章中，大都肯定吉野作造对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开展和推动起过重要的贡献。也了解到吉野氏的思想倾向基本是一不彻底的民本主义者。如伯奇指出，以吉野作造为代表的黎明会，是“对于社会不接近，所以渐渐与社会的思潮中心相去日远。……吉野作造虽在《中央公论》，每月依然发表言论，声势却与从前不同”。又谓新人会中人“大都受过吉野作造的感化的，所以他们的团体直接间接与吉野有多少关系，不过他们都被一般人加以出蓝之誉”。渊泉也认为由吉野的学生所组织的“新人会”的思想“比吉野更进一步，现在是他们在督促吉野了”。因为“新人会”比“黎明会”“彻底得多，一致得多，有意义得多，有希望得多”。这些意见，都充分反映到了1920年，中国与日本的革新思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趋向社会主义和民众运动。在这潮流下，民本主义的吉野作造在日本言论思想的地位固日渐消退，而中国知识界方面也已视吉野作造为落伍者。所以此后，有关吉野作造的报道甚少，这是时代推进使然。无论如何，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言论，以及促成一段中日学界的友好交流，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却是难能可贵的。

（原载《抖擞》[香港]总33期，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