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向的起点：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
1960年代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语言的转向”一语既出，诸如“文化的转向”“解释的转向”“批判的转向”等各类“转向”纷至沓来。自此，“转向”与“后……”“终结”等语汇在东西方学界颇为流行。按照周宪、许钧等学者的理解：究“转向”其义，大有宣判“终结”之嫌，因为从“转向”到“后……”必然引出“终结”。而所谓“终结”者，一方面“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语）；另一方面又“不啻于奠基新起点”[6]。本书即主要在此意义上使用“转向”一词，并将政治学向生态学“转向”的逻辑起点定位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
1.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
任何理论的建构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基础的概念属性分析，对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也不例外，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了政治绿化的基石。
按照经济学界的经典理解：作为一个与私有物品（private goods）相对应的概念，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有两个经典特质：“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指，无论你是否承担了某一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你都无法或很难排除他人免费享用这种公共物品；“非竞争性”是指，当你免费享用某种公共物品的同时，并不会对他人消费这种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排斥和妨碍效果，用经济学语言讲，公共物品消费增加的边际成本或机会成本等于零。需要说明的是，公共物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还包括一些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如国防、消防、社会治安、法律规章、公共政策、社会保障等），甚至有效率的政府本身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看来，同时具有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的物品方可称为“公共物品”，即“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7]。
在现实市场供给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上述“萨缪尔森归纳”不能完全包容的物品和情形。“公共选择理论之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于1965年提出了“混合公共物品”概念予以补充说明。布坎南认为，现实中还可能存在大量或者只具有“非排他性”，或者只具有“非竞争性”的物品，而它们不能同时满足萨缪尔森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将此类物品称为“混合公共物品”（亦可称为“准公共物品”或“非纯粹公共物品”）。
由此审视，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供基本物质和能量的生态环境，如水、阳光、空气等自然物品具备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属于纯公共物品；同时，用于吸纳废弃物的自然环境也属于纯公共物品。而提供资源能源服务的生态环境具有非竞争性特征，但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属于混合公共物品；提供工作、娱乐、居住等空间服务的生态环境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但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也属于混合公共物品。因此，生态环境主要属于纯公共物品或混合公共物品，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目前最大的公共物品。
问题在于，公共物品“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它一旦提供出来便无法排除那些没有负担成本的消费者对它进行消费。这就出现了所谓“免费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即每个人总是希望别人负担足够多的成本把公共物品生产出来，然后他来不付费享用。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under supplied），这也是国家或政府要通过税收强制人们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的理由；另外，“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又往往刺激消费者优先考虑和过多地使用公共物品，导致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哈丁（G.Hardin）所言之“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也就不可避免地上演了：“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地上的自由，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毁灭，公地自由只能带来全体牧人的毁灭。”[8]对此，亚里士多德早有预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9]戈登（Scott Gordon）对此中缘由的分析一针见血：“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这句保守主义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得到的财富将得不到任何人珍惜。”[10]
因此，无论是水、阳光、空气等纯公共物品，还是提供资源、能源、空间服务的混合型公共物品，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特质使得其自身常常被“过度使用”和“免费蹭车”。这说明，生态环境的供给和需求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换言之，生态环境的市场选择是无效的。生态环境“过度使用”和“免费蹭车”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主要依靠政府等公共部门和组织，诉诸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思维方式。其最深层次的缘由或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经济人（homo economics）假定”。
2.“经济学”与“技术化”解决方案批判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经济人假定”——以来，之后历经二百多年几代经济学人的反复论证，“经济人假定”已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体系的逻辑支撑点和方法论原则。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人，还是马克思的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均不及“经济人假定”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下人性的本质以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改塑。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经济人”，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总是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斯密下面的这段话刻画了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并说明了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定理”。
确实，他通常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1]
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假定”中隐含的一个逻辑原则是，“经济人”主观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展开市场竞争，客观上既能增大个人收入，又能推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单就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范围而言，斯密等西方经济学家确立的“经济人假定”，颇能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和市场的自由与繁荣。问题是，除了市场交易的私有物品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
生态环境的两个公共物品经典特质说明，单纯依靠市场经济逻辑无法解决诸如“供给不足”（under supplied）、“过度使用”“免费蹭车”等问题，还可能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严重后果。“经济人假定”告诉我们，人总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总是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依此逻辑，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一般情况下都会成为“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的牺牲品，因为现代工业社会遵循的是经济学“一味追求增长的逻辑”，即更多的生产、更多的消费、更多的需求、更多的供给、更多的就业……一句话，更多的GDP。这是一条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铁律”。
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技术革新与创造，因而经济和技术通常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2]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仅局限于工程技术方法和经济学思维方式的缘由所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铁律”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应用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的技术，曾经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总值不断增长，也可能会发现一条脱离一个接一个的污染问题的途径。”[13]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此“唯GNP论”揶揄道：“按照常规，一个钢铁厂的生产是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增加价值，但是，如果这个钢铁厂污染了一个湖泊，然后使用额外的资源来净化湖泊，这种新的开支也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14]贝尔的嘲讽道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解决方案的一个致命缺陷：外部不经济。
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G.Pigou）等提出，通过征收污染营业税等方法加大相关企业环境成本，补贴那些受到损害的企业和个人，以控制外部不经济现象。一些经济学家也相信，通过类似的办法，市场体系可以很容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但是不要忘记，“理性的经济人”一旦承担了控制污染或税收的成本，生产者一定会通过价格增长的方式，竭力将新增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头上，或者干脆将新增的净化污染的设备作为应付政府检查和媒体调查的“游击战工具”。因而，从一种纯粹的经济学观点看，某种意义上，“利润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污染的增长”，所以，“生态上的不负责任，可以使企业主获利，但是在总体上不能使社会获利”。[15]在此，我们甚至可以给出“科斯定理”的另类解读：所谓“产权”在此只不过是“污染环境的权利”。
另外，在解决生态危机的种种手段中，“技术的魔杖”似乎最受欢迎。“在过去300年间，由于一系列惊人的技术进展，人类创造了感人的记录，即已经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极限向后推移。由于大部分人类社会近期历史的不断成功，许多人期望技术上的突破，以使物质水平最大限度地继续提高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些人在谈论未来时，对技术抱有明显的乐观主义。”[16]的确，表面上看起来，技术进步确实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的枯竭速度，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技术革新相对简单易行，它看起来可以尽快而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又不必触及复杂而根本的社会制度层面变革。对于这种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化解决方案和思路，有学者将之描述为：“仅仅需要自然科学技巧方面的变革，而无需考虑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方面的变革方式。”[17]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相信技术是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的“技术乐观主义”能够成功吗？“技术乐观主义”的效果可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危机的症候，却永远无法从根本上根治生态危机的病灶。
在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看来，大体上“有两种方式可以通过改变技术降低环境影响。一是降低单位生产的能源消耗；二是选择危害较小的替代技术”[18]。譬如采用新技术减少煤炭燃烧时产生的烟雾和二氧化硫，这样做确实能够使空气质量大为改善；再譬如使用太阳能等可替代的清洁能源。问题是，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阻止生态环境的恶化吗？福斯特对此坦言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环境后果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减缓环境恶化的趋势。“世界生产总量如果保持年均增长3%，那将意味着每隔23年就翻一番；一个世纪内将增长16倍。然而就是在目前也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在某些重要领域正在超出生态极限。因此，地球不可能支撑这种经济总量每隔25年就要翻番的几何式增长方式，出现世界范围的生态灾难在所难免。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19]对此类我们已经尝试过的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办法，高兹（André Gorz）戏称之为“技术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technofascist opinion）。
借助于经济学中的“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20]，福斯特进一步分析道：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反而会随着开发利用这种资源的技术的进步而加快，因为技术进步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价格大幅降低，这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并进而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那种“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这纯粹是一种思想混乱。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每个制造业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冲动，手工劳动进一步被机械劳动所取代。”[21]“杰文斯悖论”的经典现代版或许就是汽车制造业，尽管当代汽车更节油，能源利用效率更高，但由于汽车数量的狂涨，对燃料的需求与日激增，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反而愈演愈烈。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对此的分析一语中的：“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22]在考察了化肥、杀虫剂、洗涤剂、合成纤维、汽车等新技术的代表（产品）的应用后，康芒纳发现，在每个例子上，新的技术都加剧了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进而需要新的技术来解决，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循环。“杰文斯悖论”由此彰显了其谶语式的预言：“全部事实似乎已经清楚了。最近一些年里吞噬着美国环境的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技术上的空前的变革。”[23]甚至有学者如先知般悲观地预言：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是一种灾难，它只能造成自杀性的污染。人类在慢慢地吞噬自然，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留下的只有技术。[24]
但技术本身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社会责任吗？技术只不过是人类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显然难以承担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类，在于人类使用技术的既定目标。法国学者安德瑞·高兹（André Gorz）更为深刻地觉察到了技术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高兹看来，科学技术并不是独立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的，它们服从于社会的生产过程，清楚地打上了生产关系的印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同其破坏力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越是发展，机械化、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直接生产者就越来越从属于机器，人越发失去了对机器的统治地位。因而“从整体上说，资本主义的技术史可以读作直接生产者地位下降的历史”[25]。资本主义技术在创造出更高生产率的同时，使得生产者的技能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工人的劳动自主性也被剥夺了。
看来，如果想要对上述“技术法西斯主义”论点做出有效拒斥，我们必须赋予生态学以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新的时代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灾难图景，“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而“希望靠人类的技术来掌控自然”的做法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说得好：“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我们在领会了这一命运概念后，就应该及时拒斥这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以技术掌控自然的观念。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够明确我们的紧迫任务，虽然我们还无法找到解决的办法：为正确地诠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探索出一种适当的政治形式”[26]。诚如高兹所言，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拒斥不可能在自然生态平衡的科学理解中产生，只能在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中生成。[27]换言之，只有从政治学的角度探寻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制度因素，方能揭示出生态环境问题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从而找到治本之策。
3.走进政治学的生态学
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已成为关乎人类存亡的关键问题，也是带有世界性和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大的公共事务，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如马尔库塞所言：“绝不能将生态问题单纯看作是生态问题，而应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28]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当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更应该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应对此类问题需要政治智慧和政策选择。我国有学者指出：“要保持好自然生态，我们不仅需要伦理观点的支撑和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还需要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现在，生态活动已不仅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包含着政策主张与选择的政治问题。”[29]因此，公共领域的公共物品（生态环境）的需求和供给问题的解决，只能诉诸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30]的政治思维方式。遵循这样的思路，政治学必须“转向”生态学；生态学也必须走进政治学。以至于有学者不无道理地戏言：生态环境是1/10 的科学和9/10的政治。[31]这为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点：政治的思维方式。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是由希腊语oikos（家庭居所或栖息地）和logos（逻各斯，辩论或理性地对待某件事情）结合而成的。就字面意思理解，“生态学”最初应该是被认定为“一门科学合理地处理动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或周围环境之间系统关系的学问”[32]。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在其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Generelle Morphdogie Der Organismen）一书中首创该词（ecology）。[33]其中，“eco”表示动物的栖息地及其周围环境；“log”即逻辑，表示万事万物之间的本质关系及如何表达这种本质关系。在海克尔看来，“生态学”的基本含义是指，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一百多年后，一本权威的英文辞典印证了当时海克尔对“生态学”（ecology）一词的定义和判断：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a branch of science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organisms and their environment）[34]。
可见，“生态学” 一开始被视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强烈而又传统的科学经验主义特征。它原本指，自然科学意义上对生物（物种）及其周围环境系统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早期生态学家们也大多具有植物学、生物学、自然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等学科背景。直至今日，“生态学”还具有显著科学知识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是生物学家们的旨趣所在，而且引起了生理学家、有生物学倾向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以及城市规划学者的兴趣。这同时恰恰说明了“生态学”的跨学科内涵。
19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生态系统平衡的干扰不断加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需要正确、全面地看待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协调人类社会在经济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现代生态学的社会政治意蕴由此初步彰显。如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m）所指出的：“许多年来，我一直极力主张生态学已不再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源于生物学但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该学科结合了有机体、自然环境和人类——与生态学一词的词根‘Oikos’的定义一致。”[35]
其中，生态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勾联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代，“生态学”（ecology）和“经济”（economy）甚至“政治”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经济”一词的原初意义即指“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即希腊语oikonomia）；进而，这种管理可延伸至一个社区或一个城邦国家的所有资源。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小国寡民”式生态环境友好的城邦国家，在其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柏拉图更是从“地理位置、版图大小、人口数量、居民户数以及与土地占有量相关的政治权力和义务”等方面精心设计了心目中的理想城邦国家。亚里士多德也在《政治学》中发问：“构成一个理想城邦该有些什么基础（条件）？”[36]亚氏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的组合。亚里士多德主张，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要适度，因为太少不足以自给，而太多则难以治理，其标准应该是“所能视及”。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土规模和城邦地理位置的选址：国土规模“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城邦地理环境的选择应考虑到国家的安全性，“应该是敌军难于进入而居民却容易外出的”[37]地方。
近代以降，孟德斯鸠关于“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对政治法律制度的决定性影响”论述堪称经典。在《论法的精神》（上册）中，孟德斯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不厌其烦地阐述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因素。孟德斯鸠认为，世界各国气候和土壤肥力结构的不同，影响和决定了人们生理和心理性格方面的差异，并进而影响了国家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此即孟氏“法的精神”之精髓所在。孟德斯鸠曾言：“如果精神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38]孟德斯鸠例证道：寒带民族往往强悍，热带民族则过于柔弱，譬如身处热带的印度人性情“温和软弱”，其立法和司法也就相对“柔和”[39]；土地肥沃的国家往往产生专制政权，而在多山和土地贫瘠的国家，人民更渴望和更有希望获得自由。[40]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第一章，就用充满文学色彩的笔墨谈及“简单而壮观”的北美地貌，并将之与南美“诗人吟咏的仙境”般的外貌做了文化层面的比较。“在北美，一切都是严肃的、郑重的和庄严的。只能说这里是为使智力有用武之地而被创造的，而南美则是为使感官有享娱之处而被创造的。”[41]在论及“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的主要原因”时，托克维尔更是将北美大陆“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视为“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和“偶然的或天赐的原因”，他言道：
有许许多多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环境条件，使美国更容易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在曾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做过贡献，而现今仍在保证美国维护这一制度的有利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被美国人选来居住的这片国土，在美国不仅立法是民主的，而且大自然也在为人民出力。[42]
自然环境与政治制度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勾联由此可见一斑。至196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与农业学、海洋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生态农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其本身也逐渐发展成为“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体系，一种“研究关联的学说”[43]，并进而成为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理论重要依据之一。生态学从此“被广泛看作是一门极有希望去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学科，一个宝贵的分析武器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世界观”[44]。
在此“哲学观念或世界观”指导下，生态学和政治学的“联姻”也日渐紧密。生态学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政治学注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析。生态学与政治学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对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相关的整全知识。一方面，政治学需要生态学，需要将其视野扩展至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生存状况，需要更多地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变（退）化，了解这种变（退）化如何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前景；另一方面，生态学也需要政治学，以使自身变得更加切实有效，因为生态学不能单独地、实际地改变现实社会权力结构，而政治权力的行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社会的命运。正是这种相互需要，促使生态学与政治学的“联姻”日渐成熟和趋向完善。走进政治学的生态学，开始重视自由、平等、正义等社会问题；而吸收了生态（学）理念的政治学，一旦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就将其关怀扩展到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对此有句点睛之语，“当今时代，自然问题处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45]。至此，一种全新的政治学呼之欲出。
需要说明的是，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环境政治学、绿色政治学在关注的主题、倡导的原则、寻求的目标以及最终的理论落脚点方面虽有差异，但都是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都是政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其基本精神内涵与研究范围是大致相当的。[46]“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绿色已被视作生态和谐的象征色，人们以‘绿色’来界定与生态主义（ecologism）或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相关的主题，如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绿色技术等。人们也把各种有关生态环境的政治思潮称为绿色政治思潮，把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以绿色政治运动来统领。”[47]在笔者看来，“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是相对早期的习惯用语，且“环境”一词一般意指人之外的自然环境，有着某种排除人的社会活动的倾向，而政治学不可能是排除了人的因素的政治学；“政治生态学”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稍显随意和广泛，即便一个纯粹的政治系统——国家、政府、政党等——内部及政治系统之间也存在着与自然环境几乎无关的生态现象，如×国政治生态、官场生态等。因而本书在进行理论描述时，更喜欢使用“生态政治学”，其正规的英文表述就是eco-politics；在情感和实践上则更倾向于用“绿色政治学”（green politics）来命名这个研究领域，因为“绿色政治学”更加直指人心，更易于被普罗大众理解，主题也更加鲜明突出。概而言之，“生态政治学”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观念、政治组织和政治规范等，而且力倡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绿色政治学”不仅要实现自然环境的绿化，而且致力于经济的绿化、政党的绿化、权力的绿化，乃至心灵的绿化。一时间，“触目皆绿”已然是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绿色政治”成为“全球的希望”。[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