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在早期应对“生态危机的幽灵”的种种举措中，“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技术化解决方案”似乎最受人们青睐。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技术进步也确实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枯竭的速度；也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资金。但这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经典特质：“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逻辑无法解决诸如“免费蹭车”“公地悲剧”等公共物品的供求痼疾；换言之，属于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其需求和供给问题的解决只能诉诸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构成了生态学向政治学转向的逻辑起点。
当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的时候，它也就日益转型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登上了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历史舞台，并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它的每个方面都会渗入政治之中，应对愈来愈肆虐的“生态危机的幽灵”离不开政治的思维方式，“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至此，原本具有强烈科学色彩和经验主义特征的生态学逐渐走进政治学，政治学向生态学的转向由此起步。随着生态学与政治学的“联姻”日益密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生态政治学得以缘起和完型。“触目皆绿”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形成于以生态政治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之中，此即政治学向生态学转向的过程。公共领域中的种种利益需要主张，种种“意见”需要表达。“作为斗争政治”的社会运动，为公众利益的主张和“意见”的表达搭建了一个基础平台，在社会公众与政府当局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随着“意见”表达内容方式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运动发展成为新社会运动是历史的必然。新社会运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新中产阶级主体、‘分散化’的组织架构及‘非暴力’的行动方式”等“新政治”观，直接催生了绿色政治诸原则。换言之，正是在生态社会运动中，绿色政治思想得以萌生，绿色政治学说得以完型。言其“萌生”，是因为作为新社会运动的生态社会运动实为绿色政治思想产生的渊薮；言其“完型”，是因为绿色政治诸原则实为生态社会运动的产物，并在生态社会运动中得以锻造成型。
自此，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终结”了。公共领域的绿化过程全方位展开，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绿色政治学——缘起与成型了。绿色政治学从此代表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它与那种片面的、以要求更多生产为牌号的政治学是对立的。我们的政策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以4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111]，此即“绿色政治四原则”，也是绿色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四根经典支柱。1984年成立的美国绿党在此“四大支柱”之外，新增了“六项价值观”：“权力下放、社群为本的经济、女性主义、尊重多样性、个人与全球责任、注重未来（或称可持续性）”，从而组成了绿色政治“十大关键价值观”：“这里所列并非十个互不相干的问题，而是紧密一体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它们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传达着我们对基于某种价值为本的政治的矢志追求。这种新政治力图创立一种胸怀众人利益的新共识，摒弃那种只图部门利益、损人利己的旧政治……［绿色组织］就是为了促进和体现这些价值而存在于世。”[112]在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而存在于世的各种绿色团体和组织中，绿党在其目标、关注议题、组织化动员体系、所秉承之政治原则等诸多方面首屈一指。可以说，现实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展最成熟，同时也是最亮丽的一抹绿色应属于绿党政治。
[1] 原文如下：“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7页。
[2] 原文如下：“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7页。
[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8页。
[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熟知生态环境危机又深谙政界分歧的蕾切尔·卡逊似乎早就预料到生态政治运动绝非一帆风顺。在卡逊看来，与环境污染相比，当时几乎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而“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她在当时就如先知般地断言：“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参见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前言），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5～16页。
[5]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寂静的春天》的前言中写道：“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保护的肇始。”参见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前言），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2页。
[6] 参见周宪、许钧主编《终结者译丛》，载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7] 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5页。
[8] See G.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Dec.13，1968.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48～49页。
[10] 转引自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12页。
[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7页。
[12] 目前中国遍地开花的各级开发区动辄被冠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名，这形象而深刻地道明了主导各级政府发展观的思维模式：依靠科学（确切一点说是技术）优先发展经济。
[13] 转引自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5页。
[14]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312页。
[15]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215页。
[16]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94页。
[17] See G.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Dec.13，1968.
[1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86页。
[19]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74页。
[20] 19世纪的英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消耗了大量煤炭资源。这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人们也忧心煤炭资源供给的持续性。彼时人们大都认为，应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来降低煤炭的耗费。著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杰文斯（W.S.Jevons）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在其成名作《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1865）一书中，杰文斯论证说，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某种自然资源（如煤炭）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该类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此即所谓“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原本指望改进技术以降低自然资源的耗费反而刺激了这种资源的加速消费，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难看出，“杰文斯悖论”是一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悖论。
[21] William Stanley Jevons，The Coal Question：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 Mines，Macmillan，1865，p.140，p.152.
[22]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20页。
[23]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40页。
[24] 参见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王德禄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25] André Gorz，The Division of Labour：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London：Harvester，1978，p.57.
[26]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再版序言），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2007，第14页。
[27] See André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17.
[28] 参见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8～129页。
[29] 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375页。
[30] 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四大显著特征的总结，可参见俞可平《政治和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3页。
[31] See Noman Miller，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terest Groups：The Media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s，Lewis Publishers，2002，p.65.
[32] See A.Vincent，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p.209.
[33] 一般认为，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是近代第一个明确使用“生态学”这一概念的人（See Anna Bramwell，Ecology in 20th，p.40）。
[34] 参见Victoria Neufeldt，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Macmillan，1995，p.429。
[35] 参见E.P.奥德姆《九十年代生态学的重大概念》，《世界科学》1993年第2期。
[3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357页。
[3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362～363页。
[3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27页。
[39] 谈及印度的气候、印度人的习性和印度的法律时，孟德斯鸠说，印度人“温和软弱并有怜悯心，因此，他们的立法者对他们有很大的信任。立法者们设定了很少的刑罚，刑罚也不严酷，甚至不严厉执行。他们把甥侄交给舅、伯、叔，把孤儿交给监护人去看管，这和别的地方交给父母一样好。他们依据众所周知的关于继承者的优点去规定继承。他们似乎认为，每一个公民应该完全信任其他公民的善良本性……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率的风俗，带来了柔和的法律！”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40～241页。
[40] 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自己的私事……西塞罗曾对阿蒂库斯说：‘我们不要想象，以为这些人反对君主政体；因为只要给他们太平的话，一切政体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肥沃的地方常常是平原，无法同强者对抗，只好向强者屈服；一经屈服，自由的精神便一去不复返了；农村的财富就成为那里的人们忠顺于强者的担保品。”而在土地贫瘠和多山的国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就是说他们的政体，成为值得他们保卫的唯一的幸福。因此，自由在崎岖难行的多山国家，比在那些得天独厚的国家，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孟德斯鸠看来，游牧和狩猎民族游移不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性，使得他们性格彪悍粗犷，精神自由无拘。“这些民族享有很大的自由，因为他们既然不耕种土地，就不附着在土地上；他们游荡漂泊。如果有一个酋长企图剥夺他们的自由的话，他们便立即到其他酋长的地方寻找自由，或是退入山林，和他们的家属住在一起。这些民族享有很大的‘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必然产生‘公民的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80～281、286页。
[4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4页。
[42]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320～323页。
[43] 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前言），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3页。
[44]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0页。
[45]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三联书店，2005，第235页。
[46] 当今西方学界，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概念之间的界限已经有些模糊化了。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2005年春季的课表中介绍道：“政治生态学通过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将社会与生命物理过程融合起来。”科罗拉多大学的课程介绍干脆将二者几乎等同起来：“政治生态学可以被定义为广义的生态政治学：环境的政治学。”参见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
[47] 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
[48] 1984年，卡普拉（F.Capra）和斯普雷纳克（C.Spretnak）合写了一本在当时尚不多见、目前仍广为流行的著作，书中对绿色政治学——特别是绿色运动和绿党政治——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书名就是：《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
[49] D.Della Porta and M.Diani，Social Movements：An Introduction，Malden，Mass：Blackwell，1999，pp.13-14.
[50] See Friedelm Neidhardt and Dieter Rucht，“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Some Perspective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D.Rucht （ed.），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Frankfurt/M and Boulder，CO：Campus and West View Press，1991，pp.421-464.
[51]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2页。
[52]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91页。
[53]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页。
[54]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页。
[55] See Sindey Tarrow，The New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Organization，Coalition，Mechanism，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panel on “Social Movement and Transitional Social Movement”，APSA annual meeting，August 31，2002.
[56]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3～4页。
[57]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36页。
[58]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黑体字部分为原文所有——笔者注）。
[59]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9页。
[60] See Alain Touraine，The Voice and the Eye：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9.
[61] See Charles Tilly，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in State 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edited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Ann Arbor，MI：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pp.297-317.
[62]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2页。
[63]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9页。
[64] 关于“五月风暴”波及的地区、典型事件及深远影响，可参见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97～99页。
[65] 周穗明：《“新社会运动”的性质、特点与根源——西方左翼理论家论“新社会运动”（一）》，《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5期。
[66]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99页。
[67] 转引自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1页。
[68] Alain Touraine，The May Movement，or Utopian Communism，Paris：Seuil，1968，p.279.
[69]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0页。
[70] 一般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梅卢西（Albert Melucci）首创该术语，以区别于传统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Albert Melucci，“The New Social Movements：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19，1980，pp.199-226）。
[71] See Hank Johnston，Albert Melucci，New Social Movement，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此外，关于新社会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国内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奚广庆、王谨《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第183～201页。
[72] Leste M.Salamon，“Rising of NPO，” Foreign Affair，1994（7-8）：79.
[73] 怀特：《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孙曙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11页。
[74] 继“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后，“无声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随之而来。该术语及下文“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初见于1970年代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如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公众在物质生活上相对丰足的情况下，会将个人进步、自由以及政府所给予的公民权等放到一个较高位置。他们既要求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也希望维持一个清洁而健康的环境。这是从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中释放出来的持续革命，是一种价值观变迁意义上的相对平缓的文化革命（See Ronald F.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之后，英格尔哈特又持续关注这一议题，探讨了数十年来发达工业社会中，经济、技术和社会政治变化如何推动了更为深远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变迁，检视了由宗教信仰以及离婚、堕胎、同性恋等家庭伦理观念导致的政治冲突（See Ronald F.Inglehart，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75] 1972年于新西兰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绿党组织的名称就是“新价值党”。
[76] R.E.Goodin，Green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55.
[77] 参见怀特《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孙曙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15页。
[78]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65页。
[79]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130页。
[80]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82、83页。
[81] 何怀宏在《正义论》的1988年版中文译本中将civil disobedience译为“非暴力反抗”，后来才将其改译为“公民不服从”。在解读《正义论》的著作《公平的正义》中，何怀宏采用的是后者，顾肃也认为，可将civil disobedience译作“非暴力反抗”（参见顾肃《宪政原则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问题》，《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笔者更倾向于在不同层面上理解civil disobedience，将“公民不服从”的译法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理念，将“非暴力反抗”的译法理解为一种政治行动方式。
[82] John Rawls，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collected paper，edited by Samuel Free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81.
[83] 以上“公民不服从”之经典案例可参阅何怀宏《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16～38、39～60页。
[84] 陈林、侯玉兰等：《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79页。
[85]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29页。
[86]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58页。
[87] 转引自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9页。
[88]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57页。
[89] Petra Kelly，Thinking Green！ Essays on Environmentalism，Feminism，and Nonviolence，Berkeley，California：Parallax Press，1994，p.40.
[90]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61、63页。
[91]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60页。
[92]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66、68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页注释②。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03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2页注释①。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19页。
[97] 我们经常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大表征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层面的和谐；最后一个表征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外，当祈愿一个美好的和谐社会时，我们也总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思考，所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分别指代上述两种关系；反之，当社会不和谐时，我们常常用“天灾”和“人祸”来表达相反的情感。
[98]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65页。
[99] 在卡普拉和斯普雷纳克看来，绿色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又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它是群众性的反抗资本的运动。绿色运动以绿党为首，有关国家的绿党是绿色运动的核心力量。参见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1～3页。
[100] “人民主权”“公意”等，是卢梭对民主政治的最大贡献，同时也成了对民主政治的最大威胁。冒民主之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是最让人难以抗拒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抗拒，你抗拒的又是谁，你怎能对抗“人民”？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学说的狂热粉丝，雅各宾派专政就是这样的“极权主义民主”（塔尔蒙语）。“俄国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罗素对卢梭的评价一步到位和一针见血：卢梭是“那种与传统君主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罗素就此进一步评论道：自此，“自认为改革家的人”或是属于卢梭一派，或是归于洛克一脉。“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225、243页。
[101] 这是城市规划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著名比喻。参见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71页。
[102] John S.Dryzek：《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王大林摘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03]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66页。
[104]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3～5页。
[105] R.Duncan，Selected Writings of Mahatma Gandhi，Fontana，1972，p.65.
[106] G.C.MacCallum，“Some Truths and Untruths about Civil Disobedience，” in J.R.Pennock and J.P.Chapman eds.，Political and Legal Obligations，Atherton，1972，pp.373-374.
[107] 转引自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第79、84页。梭罗认为，出于“良知”（conscience），个人有权公开反抗不正义的政府和法律。他曾为反抗当时合法的奴隶制，私自冒险帮助黑人奴隶逃亡加拿大；也曾因反对美国与墨西哥战争公开拒绝纳税而被捕入狱。梭罗直接影响了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思想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罗尔斯后来将“非暴力反抗”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保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64～365页。
[108]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13页。
[109]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33页。
[1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8页。
[111]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58页。
[112] 参见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