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结构绿化（代自序）
政治是有颜色的
古代中国，明黄色是皇家的象征和专属。即使像梁山好汉那样要造反，也只是扯上一面杏黄色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民国肇始，取五行之数，喻五族共和，遂定“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后经国父中山先生定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了中华民国国旗，国民政府北伐所到之处皆竖此旗。其中，“青天”意喻光明磊落，“白日”意喻坦白公正，“红地”意喻先烈热血；青、白、红三色分别取自由、平等、博爱之义，又分别代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
新中国成立后，国旗“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五星用黄色，寓意光明；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最大最亮的那颗星是中国共产党；五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其实早在革命年代，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叫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八角帽上的那颗红星闪闪放光芒，照耀着中国，引领着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红色血统的人民，称敌人为白匪，甚至白狗子，将他们反革命行为造成的局面称为白色恐怖。1968年发行的面值8分的“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至今仍是不少资深收藏家的最爱之一。
放眼世界，各国国旗上的颜色也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寓意和象征。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诞生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三色国旗。历史传统上，圣马丁长袍的颜色为蓝色，白色为纪念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红色则是圣但尼军旗的颜色；大革命时期，蓝、白、红三色分别对应自由、平等、博爱。法国三色旗对世界各国国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除了国旗，著名的政治颜色还有日本的“菊与刀”。金黄色的菊花高贵典雅，是日本皇室的象征；惨白的军刀野蛮血腥，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冷战时期，铁幕的一边是红色的社会主义，另一边是蓝色的资本主义。进入21世纪，“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在前独联体国家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相继上演，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2005）、伊拉克的紫色革命（2005）、伊朗的绿色革命（2009），还有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
在现今政治世界，还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颜色革命。虽然地区性局部冲突还在继续，虽然恐怖主义、霸权主义远未寿终；但在全球范围和普遍意义上，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却来自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自1960年代卡逊（Rachel Carson）在那个寂静的春天发出了一声惊雷，生态危机的幽灵从天而降。几十年过去了，生态危机的幽灵不仅没有被祛除，反而愈发显现出其狰狞的面目。这宣告了以往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的失败，同时，“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渐成学界共识。政治世界的绿化开始了，并且一直在继续。绿色政治已成全球的希望。
在“绿色”成为政治学谱系中不可或缺的色调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绿色”？表面上看，这主要是因为“绿色”是有别于传统政治颜色（如“红色”、“黑色”或“白色”）的标志性色调。质言之，“绿色”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生态意义上的“自然之绿”：大自然的“绿色”是萌芽和生命的象征，关爱自然就是关注生命本身，故凡敬畏自然、热爱生命、主张环保的组织均以“绿色” 冠名；二是政治意义上的“生机之绿”：作为生命标志和活力象征，“绿色”表明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立场，是“不偏不倚”“非左非右、站在正前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兴政治力量；三是哲学意义上的“理念之绿”：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历史、文化、政治和哲学思维方式，如“心灵危机”“文化危机”“权力意识危机”“启蒙理性危机”等。绿色政治学解构现代性，批判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试图发展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模式，并构建一种新的生态主义政治哲学，将传统政治哲学的“权利”“权力”“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理念扩展到自然领域，这可能吗？或者换言之，政治领域能够接纳并容纳“自然”这个古老的新成员吗？
政治也是有疆界的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脱胎于城邦（polis）概念的政治，其核心成员为“公民”，其核心要素为“公共的”。其后，韦伯将政治领域从古典版的小“城邦”，拓展到了现代版的大“民族—国家”，拉斯韦尔又进一步将政治的疆域拓展到了工会和商行。可见，政治领域的疆界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时至今日，政治活动场所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广场、议事大厅、庙宇剧院和体育场馆，以及近代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沙龙等“以自由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和私人领域相对立的公共领域。当代政治活动的领域已经非常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播、电视、互联网、社团组织、社会运动等，均可被视为当代公共领域的典型形态。可以说，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在它的关照之下，甚至个体生活的性质都由权力关系来构成。正如达尔（Robert Alan Dahl）所指出的，无论你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制之外。
政治领域疆界变动的背后，是构成其存在的成员的身份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变化。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理路，“欲了解政治必先了解城邦，欲了解城邦必先了解公民”，型构现代公共领域的主体，既非城邦时代的公民，亦非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具有“独立财富意识”和“自由政治意识”的“公众”。“独立财富意识”赋予了作为单纯政治角色的公民以更多的社会经济色彩，同时也为社会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奠定了个体经济基础；“自由政治意识”则进一步为“国家—社会”的两分提供了无尽的政治动力。二者的结合，使得现代“公众”取代了城邦“公民”，成为公共领域的活动主体。城邦时代政治的公共性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现代英语中，“公共”和“公众”就是同一个词：“public”。哈贝马斯直接点明了，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共舆论中坚力量的公众，公共性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就是批判功能。在阿伦特看来，所谓政治领域就是一个“公共的意见领域”，就是一个“以意见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掌握真理”[1]的公共领域。政治领域的首要问题，不是甄别真理和谬误，而是通过沟通和谈判取得妥协和共识，以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政治的历史就是公共领域扩张和收缩的历史。”[2]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公共领域的张缩之间，自然于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公共领域中“自然”的位置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早的哲学家是“论述自然的人”，即自然哲学家。他们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企图寻求自然内在和谐的秩序与规律。在这些自然哲学家看来，既然人类是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那么，对自然万物本原的追问和对人类社会终极合理性的探讨，便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既然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中存在一种共同原则和尺度，那它一定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问题是，自然一旦从“天国”降临到“人间”，便开始具有了从属于人类社会的性质和地位，亚里士多德为此构筑了一种“植物—动物—人类”金字塔式的“目的论”哲学。其后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将人类视作上帝对自然的代理统治者，如《圣经·创世纪》训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近代以降，依靠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第一次感受到了自身之伟力，开始了试图控制自然的“伟大”征程。在上帝退居幕后之时，人成为自然的真正统治者。
从此，自然代表着野蛮与混乱，而社会需要文明与秩序。政治与自然从此成为格格不入的两类存在。如果说，自然在人类社会早期尚能进入政治视野，还有些“自然政治观”意蕴的话；那么，近代以降，自然在公共领域中已彻底处于边缘化位置。
但自然，尤其是作为公共物品的自然，不可能被永远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虽有“自然之死”（the dead of nature）和“自然界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之说，但所谓“终结”者，一方面“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另一方面又“不啻于奠基新起点”。就前一方面的意思而言，“自然的终结”首先表现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为不断提高的科技因素所干扰，使得“自然不再是自然”，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天然自然，而是人造的自然；就后一方面的意思而言，这个“新起点”就是，自然应该从公共领域的边缘走向中心。以疯牛病为例，虽然患疯牛病的牛还保持牛的自然形态，但由于科学喂养等诸多人为因素，这些“牛”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产品，而成为能产生商业利益的工业产品。“疯牛病事件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它已经渗入现代政治的核心领域。”[3]
四十多年前，“自然”也许根本不会被纳入公共领域，至少不会成为公共领域的核心议题。随着生态危机幽灵的降临与肆虐，随着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的受挫，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固有联系，认识到自然也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因为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同样体现出权力争斗和利益博弈关系。自然环境从此成为人类公共生活中愈来愈重要的主题之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对话与沟通，现今及未来只会越来越频繁和有效。“自然”有望从公共领域的边缘进入核心。
一旦自然成为一个合理的乃至核心的要素，被重新引入人类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位古老的“新成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自然对于公共领域的绿化究竟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公共领域的自然绿化
在正式接纳了“自然”这个“新成员”之后，公共领域便开始了“绿化”过程。大体而言，政治领域的“绿化”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9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的出版，该书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拉开了“生态政治时代”的序幕；1970年代是大众绿色意识的型塑和环境运动初现阶段，主要标志是各国政府、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以及罗马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的环保理念普及活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路径得以打通；1980年代是大规模群众性生态社会运动高涨阶段，也是充满“异质性”的西方各国绿党草创阶段；1990年代以后，绿色政治的主阵地由新社会运动转移至政党政治领域。与十多年前相比，1990年代以后的绿党在适应现代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同时，愈来愈“务实化”，各国彩虹内阁与执政联盟纷纷组建，其中尤以德国政府的“红绿联盟”为典范。绿党“向制度内进军”的同时，其民间性和社会性有所降低，其“异质性”也一步一步“匀质化”。政治的内涵由此得以证明：作为“公共的意见领域”的政治领域在绿化的同时，也需要妥协，取得共识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
从亚里士多德到韦伯，再到拉斯韦尔，政治领域的疆界一直变动不居。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曾经一度被冷落的“自然”已进入现代政治的核心层面，并由此奠定了公共领域绿化的哲学基础，型塑了绿色政治诸原则。如何看待自然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一个“元点”性质的问题。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自然观的嬗变都会带来人类认知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从前工业文明时期充满灵性和“巫魅”色彩的自然观，到工业文明时期科学技术为自然“祛魅”导致的“自然之死”，再到后工业文明时期“复魅”自然观下对“盖娅之生”的殷切期盼。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条核心线索，也是当今各生态主义流派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张力结构关系中，曾经是主流政治思维操作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遭遇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尖锐诘问和严重质疑后，其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生态调适；而“生态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努力自洽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却显示了哲学理论的“神圣癫狂”。这就需要二者从“对抗”走向某种“调和”，绿化公共领域需要“哲学地思考和政治地行动”。
无论是“哲学地思考”，还是“政治地行动”，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人。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对自然主体地位的确证，以及“分析”精神的自然和社会政治蔓延，曾经解放人性的启蒙理性变得有些“自负”，一步步演化为工具理性及其现实中的典范形态：经济理性，并由此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和一个价值迷失的人文环境。政治的启蒙，将公共领域异化为一个官僚制的机械铁笼；哲学的启蒙，则把人异化为擅长功利谋划和理性算计的人肉机器。
克服启蒙理性“致命的自负”，期待一个绿色澄明的公共领域，人类就需要另一场启蒙：生态启蒙。正如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人类理性得以复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在公共领域粉墨登场一样；生态启蒙将使理性再次认识人的本性和自然的本性。在这样的生态感悟中，生态学也逐渐获得了“主义”的话语身份资格，生态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注入了某些全新的要素。
公共领域的绿化和生态启蒙使我们明白，“生态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拯救地球的运动应当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必须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社区和我们这个物种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作为公民的政治生活与我们所仰赖的自然生态紧紧地交织在一起”[4]。政治和自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之一就是，当代政治哲学的“荒野”走向。
相对于水泥钢筋遍地的现代都市，荒野自然“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有着更加纯粹和本真的生命特质。作为人类的一种情结和象征符号，荒野自然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寄托，并作为一个教导者参与塑造着人类历史。现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早已远超我们的先祖，但我们的生存智慧却未必比前辈高明。走向荒野的政治哲学，就是要培养人类的生态智慧，激发人类对自然关怀的生态觉悟，并以此倡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是在研究小事情，我们在研究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政治哲学的不祧之祖苏格拉底如是说。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今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会成为另一个苏格拉底，一个关注环境问题的生态主义政治哲学家。因为在生态时代，“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深刻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她以应有的尊重。一个人如果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支持着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没有一种关心的话，就不能算做一个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家”[5]。
苏格拉底时代，政治哲学确实提出了“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基本问题；在生态危机幽灵肆虐的当代，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生态主义，也确实重新提出了“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基本问题。
是为序！
叶海涛
甲午岁末
[1]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页。
[2] 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3] Giddens，The Third W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60.
[4]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8页。
[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代中文版序），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