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态（学）时代的来临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公害，接连不断的公害事件使人类痛苦不堪，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政府的合法性也因此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一天比一天恶化，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化学废物成了引起一个又一个公愤的问题；整个动物种遭到灭绝；大量各种各样的植物也被毁灭；河流和海洋慢慢变成了阴沟；人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消费社会中，正濒临于精神和理智崩溃的边缘。”[20]公众对环境恶化的抱怨、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为了“祛除生态危机的幽灵”，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公众纷纷行动起来。人类也为此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如早期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这些措施的规模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生态危机的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强大，越来越难以对付。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状况的每况愈下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对比。套用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一句习惯用语：“局部改善，总体恶化”，这也是当今全球生态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这足以说明，生态环境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换言之，这也宣告了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的破产。“生态危机的幽灵”业已蔓延至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精神生产等诸领域；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还将日益深入。生态危机成为“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普遍现象”，生态问题[21]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划时代的和跨学科的话题。
以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问世为契机，西方公众奉《寂静的春天》为“绿色圣经”，开始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矛头直指环境公害的元凶——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以及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放任自流的政府，强烈要求政府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公众利益。
自此，生态环境[22]问题迅速成为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并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走上了人类的社会历史舞台。其后，生态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打着绿色环保旗号的各种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继成立。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主要有：
1968年4月，以唤醒人类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责任为宗旨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正式成立，并于1972年提交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对正热衷于“高增长”“高消费”同时也处于“高污染”中的西方世界敲响了警钟：如果对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不做出改变，自然资源能源终有匮乏乃至耗尽的一天，生态危机将使人类陷入崩溃的困境之中。
1969年美国成立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并于1970年正式改组为“国家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专门行使环境保护职能；同年，著名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23]在美国筹建，并逐渐扩展吸纳法国、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会员组织，至1980年代，“地球之友”成员组织已遍及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地区。
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就环境议题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专门会议。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紧急呼吁，会议警告说：“在现代，对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其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人类有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人类环境宣言》的发表和“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月5日）的确定，宣告了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同年，联合国大会做出建立环境规划署的决议；197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正式成立。
1982年，为纪念“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促使世界生态环境好转，国际社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所在地）召开了人类环境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内罗毕宣言》。宣言指出：由于环境、发展、人口与资源之间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因而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办法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才能使环境无害化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1983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24]，并于1984年召开第一次会议，约900天后的1987年4月，该委员会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为首的研究小组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兰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和模式。[25]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暨“世界首脑会议”（史称“第一次地球峰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以及《21世纪议程——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行动计划》，标志着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政治议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相较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就环境污染谈环境污染，尚未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源；20年后的里约会议不仅扩展了人类认识环境问题的广度，而且开始真正将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故名为“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还通过了《森林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消费和生活方式公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协约。这是人类认识和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一次飞跃。
至此，人类环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内罗毕宣言》（1982）、《里约宣言》（1992），历时整整三十年已基本完成。
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暨第二次地球峰会于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会议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更好地执行里约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的量化指标。其中特别提出，“贫穷是最大的环境问题”，从而将消除贫困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是里约会议10年来的最大进步，也标志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又十年之后的2012年，联合国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地球峰会”——重新回到了它的故乡里约。由于距离当年的里约峰会正好过了二十年，所以这次会议又叫作“里约+20”峰会。世界各国领导人二十年后再次聚首里约热内卢，商讨达成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评估现有承诺的进展情况和实施方面的差距；应对新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此为本次会议的三大目标。本次会议的两大主题为：①绿色经济，但这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绿色经济，而是基于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绿色经济；②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会议通过了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政治合作原则，维护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和框架。
总之，随着“生态危机的幽灵”的降临与肆虐，并进一步滋生蔓延至人类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生态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转型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它“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付这种变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26]。于是，原本具有“强烈而又传统的科学经验主义特征”的生态学，也开始走出其固有的“植物学、生物学、自然博物学”等狭窄的学科领域，开始了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联姻”的历程，生态主义思潮得以缘起和发展。可以说，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就是生态主义政治思潮产生的导火索；从此，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方式逐步渗入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在各自学科领域中大放异彩，占据了各自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前沿位置。生态学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意义，其本身也逐渐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并进而将人类社会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置于其审视和批判的视域之下。
在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当代，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流政治派别面对上述种种问题而显得束手无策，或者至少是办法不多时，生态主义于197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舞台上强势兴起。随着生态运动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生态主义理论，不仅对当代西方的经济发展、政治观念和政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准则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态学被广泛看作是一门极有希望去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学科，一个宝贵的分析武器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世界观”[27]，以至于“简直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了”[28]。